刘 东 生 年 谱 (简 编)
1917年
11月22日，刘东生出生于辽宁沈阳。父刘福瑞，字辑五(1894～1974)，母赵柏直(1897～1983)。
刘家先祖明朝在军队服役，后随燕王扫北到了北方，驻扎在天津卫。
父亲五岁丧母，由姐姐抚养，从小失学，幼年随祖父在小药店打工，自学成才。年长后闯关东，先到大连，再到沈阳，入京奉铁路皇姑屯站工作，后任副站长。
1918～1921年
家住沈阳郊区，周围有大片农田，有小河。儿时爱下河捡贝壳、捉虫子，擅游泳。
父亲从小教育孩子要勤学苦读，谦虚大气。母亲仁慈，也重视孩子教育。
5岁上私塾，半年后认识许多字。父亲时常出差在外，能替母亲给父亲写信。父母为有懂事、聪明的儿子而骄傲。
1922～1927年
入奉天省立第二小学读书。时因中国积弱，屡遭外强入侵，学校重视爱国教育，每年有“国耻日”，对幼小的刘东生影响很大。
某日上学途经日军小学操场边，见侵华日军在嚎叫声中进行残酷的“杀人训练”，深感恐怖和愤恨。
喜欢听奶奶讲“蛮子挖金蟾”的故事(即早期来华的外国传教士进行野外考古发掘与地质调查的事情)，从而萌生了对大自然的兴趣。
1928年
在奉天省立第二小学上五年级。班主任将校训“勤学、笃行”及岳飞警句“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死，则国可以兴”贴在墙上，深受教育。
6月4日，皇姑屯事件爆发。夜，被爆炸声惊醒，次日见大修厂被炸列车之残骸，深受震骇。
第一次看西部探险旅行的电影，对雪域高原、崇山峻岭、帐篷牦牛、少数民族风情满怀憧憬。
1929年
从奉天省立第二小学毕业，入皇姑屯私塾教师李彬清学馆学习古文半年。
由于憎恨日本侵略者，尽管有志学医，仍毅然放弃应考日人所办的南满医科大学附属南满中学，另寻求学之路。
1930年
因痛恨日本侵略者步步侵占东北，遂结束在沈阳十三年的生活，返回祖籍地天津。秋，考入著名的南开中学。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与沈阳家人失去联系，仍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
1933年
秋，加入南开中学“海鸥游泳队”，至南京参加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后因患伤寒，未及参与比赛，便回津住院，休学年余。
1935年
复学后，在保定军校旧址计划参加军训三个月，但一个多月后即被日本人勒令停止。
1936年
升入高中三年级。
1937年
7月7日，高中毕业后从天津坐火车回北平的家(在石驸马大街后门12号，即今新文化街42号)，大约中午11点，因“七七事变”，火车将抵丰台时突然停车，延至深夜12时才恢复通车，后半夜始到家。
7月29日，宋哲元率29军撤离北平。与母亲、妹妹、两个弟弟及堂姐乘难民列车到天津，住英租界附近(此时父亲在上海)。
8月，搬到南开中学同班同学童遐龄家住(法租界)，在童遐龄父母办的“江西小学”教书一年。
1938年
7月，乘船到香港，与父亲会合，时父已为其办好赴美护照。刘东生谢绝了父亲的好意，告知父亲留在祖国参与抗战的决心，获父支持，便从香港经越南西贡、河内入中国云南河口，经蒙自抵达昆明，以南开中学高中毕业生身份，免试入读西南联大。
初，受父命入机械系。后因见谭锡畴教授到易门，由少量地质现象而认定该地有大铁矿，并得到证实，始悟开拓矿业更能报效国家。经联大教务长叶公超教授签字同意转入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地质学专业，同班同学有马杏垣、郝诒纯、陈梦熊、谷德振、顾知微、穆恩之、韩德馨等日后成名大家。
喜欢听谭锡畴的“普通地质”课，并随袁复礼参加野外实习。
9月28日，日机轰炸昆明，在西山躲避时见中国空军迎战日机。警报解除后，赶回学校驻地昆华师范学校，宿舍已成废墟。
1939年
夏，至云南宜良阳宗海度假，阅读英文版《地质学教科书》(Textbook of Geology)。秋，开学后几乎每天躲空袭(直到1940年)，有时不得不晚上上课。
1940年
随系主任孙云铸教授到昆明北面二村野外实习，遇见在那里收集毕业论文资料的四年级学长徐煜坚，获赠《居里夫人传》和一些介绍国外探险的书籍，徐学长介绍了前辈地质学家丁文江的许多事迹，对其后来几十年的地质研究工作有很大影响。
1941年
与同班同学罗明远、司徒愈旺趁暑假做地质调查，准备毕业论文，完成昆明西北武定和禄劝两县大比例尺地质图，同时采集到大量泥盆纪鱼类化石。
1942年
夏，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毕业。
因胃病，住昆明节孝巷养病，错失报考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机会，未能如愿与同学陈梦熊、罗明远、顾知微、穆恩之等去该所。
1943年
整年养病。
1944年
离开昆明到成都，参加战地服务团，在成都近郊凤凰山机场盟军第二空军(陈纳德将军统帅的部队)招待所工作。该所招待股股长吴金鼎是考古学家，给刘东生介绍了《考古学入门》一书，并讲述了许多中国考古学家和考古的故事，使刘东生对考古学产生浓厚兴趣。
1945年
夏初，与吴金鼎一同被调到成都彭家场军用机场招待所。不久，又被调往西安盟军空军招待所，直至日本投降。
抗战结束后，写信给时在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的同学顾知微和罗明远，表达想考入该所的愿望。
1946年
1月，重庆方面复信，邀刘东生赴渝参加地质调查所选拔考试。
2月，先到陕西凤县黄牛铺与父母团聚，后赶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参加考试，由尹赞勋和黄汲清分别进行面试，通过后，入地质调查所工作，任技佐。
3月11日，随黄汲清参观天府煤矿，历时一个多月。后返回地质调查所准备回迁南京。
6月底，乘船经武汉到南京。
7月7日，到达南京，至珠江路700号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报到，与陈梦熊同住一间小屋。协助侯德封校对《中国地质学会志》和《地质论评》。
10月，受李春昱所长派遣，与陈梦熊、姜达权一起随侯德封到湖北宜昌，勘查拟议中的长江三峡大坝坝址地质。
10月～12月，四人考察队测制了南津关穿过长江的大地质剖面，绘制出拟议中的施工地点大比例尺地质图，并作了地质素描。
1947年
三峡地质调查工作告一段落后，经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同意，跟随杨钟健学习古脊椎动物化石鉴定，并帮助整理国外学者赠送的标本及从重庆运回南京的80箱国内标本。杨钟健向刘东生介绍了自己从国外买回的三类书：普通教科书、人物传记、侦探小说。杨钟健说研究古生物有点像侦探破案，古生物学家要善于找寻线索来解决问题。这些话对刘东生后来的科学研究影响至深。
年初开始，利用工作间隙到中央大学生物系旁听，进修现代生物学知识(直到1949年初，历时两年)。
在杨钟键指导下，对南京五通系中的鱼化石、甘肃玉门下惠回铺系中的一个新种古鱼— 鳕鱼、湖南临沣的鲈形鱼类及四川歌乐山哺乳动物群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10月9日，由杨钟健倡议，约南京同仁黄汲清、俞建章等到地质调查所召开座谈会，商议恢复中国古生物学会活动。会议推举杨钟健为筹备会议主席。后经发函投票，36件复函一致同意恢复中国古生物学会。在恢复古生物学会活动中，协助杨钟健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并成为该会会员。
12月25日，“中国古生物学会复活大会”在南京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举行，会上理事长杨钟健作了题为“科学研究与科学学会的演化”的报告，常务监事黄汲清作了题为“古生物学与地质学之联系”的报告，刘东生、穆恩之和李星学分别作了关于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古无脊椎动物学和古植物学发展历史及现状的报告。
1948年
3月，《中国古生物学会讯》创刊。刘东生撰写的“中国脊椎动物化石研究之概况”发表在该创刊号上。
夏，接裴文中来函，应约到甘肃、青海配合做考古工作。先在早年安特生考古工作中提到的“马厂期”黄土冲沟中，发现了一根恐龙腿骨化石(经鉴定为马门溪龙，后赠孙健初)，并收购到“齐家期”、“马厂期”彩陶罐数十个。裴文中到达后，随裴与时任中国石油公司甘肃分公司地质勘测处处长的孙健初(玉门油田开拓者)在野外考察两天。孙离开后，又继续随裴文中从民和到西宁一线进行考古调查，途中裴文中讲述了很多有关北京猿人的故事。
秋冬，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爆发。因时任中央地质调查所伙食团团长，与同事叶连俊、曾鼎乾、刘秉俊等到乡下买粮。
获中国地质学会颁发的第四届“马以思奖”，此为从事地质工作后获得的第一个奖励。
【马以思，1919年生于黑龙江，1943年毕业于重庆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系，随即以全班成绩之冠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师从尹赞勋、许德佑研究古生物学，兼通英、德、法、俄、日等语言，聪慧过人，是位出类拔萃的才女。不幸的是，1944年4月，她随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许德佑先生、技佐陈康先生一起赴贵州西部进行野外地质调查，至普安境遇匪被戕。为纪念他们为地质事业献身的精神，特以他们的名字设立了纪念奖】
1949年
年初，中央地质调查所接到向台湾撤退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找到李春昱所长，要李带地调所同仁一起迁往台湾，即遭李拒绝。
4月23日，南京解放。不久，万里来到地调所，代表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宣布接管原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全体人员以保存完好的图书、仪器设备迎接解放。后陈毅、刘少奇、王光美等参观陈列馆，刘东生负责接待并做讲解。
夏秋，给在南京培训的南下西进干部讲课，并编写讲义“自然发展史”中的“从猿到人” 部分，屡带学员参观陈列馆，并做讲解。
1950年
年初，受东北地质研究所所长佟城之邀，与关士聪一起随侯德封到东北，酝酿组织成立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
4月，东北地质矿产调查总队正式组成，与侯德封、关士聪及东北地质研究所人员组成清原工作队，在辽宁清原金铜矿区调查地质矿产，不久便在离矿区不远处找到新矿。清原矿区工作告一段落后，转到吉林磐石的矽卡岩铜矿区工作。
9月底，东北调查总队的工作结束，返回南京。
8月25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任副主任委员。为统一领导新中国的地质工作，全国地质机构开始大调整，原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等机构同时宣告撤消。
1951年
年初，随杨钟健到北京，到西城兵马司九号 —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新生代研究室，见到裴文中(时任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和贾兰坡，并临时在新生代研究室上班。
跟据山东大学地质系主任何作霖提供的线索，随杨钟健到莱阳考察，再次发现整窝的恐龙蛋化石，所撰文章“山东莱阳恐龙及蛋化石发现的经过”在《科学通报》发表。后继续留下寻找恐龙和恐龙蛋，又发现恐龙头骨化石，以及其它骨化石，采集后运回北京。头骨化石修出来后，发现有一个角，后由杨钟健将其定名为“青岛棘鼻龙”。
5月7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南京珠江路成立(暂归地质部代管)，所长侯德封、副所长程裕淇、张文佑。马溶之为土壤研究室主任，何作霖为第一组主任，程裕淇为第二组主任，张文佑为第三组主任，李春昱为第四组主任。
8月，从山东莱阳发掘恐龙化石回到北京，结识刚从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胡长康(后结为伉俪)。
【胡长康，浙江绍兴人，1928年12月出生，1951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新生代哺乳动物研究，曾任研究室主任，著有《东北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陕西兰田新世界》等，曾担任古生物学会副秘书长(1979～1984)，古脊椎动物学会秘书长(1984～1988)】
1952年
春夏之交，被调到南京虹桥马太街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参加“三反”、“五反”运动，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秋，去北京参加全国地质工作会议筹备工作。在准备大会印发的文件时开始接触第四纪地质问题，并产生浓厚兴趣。
参加全国地质大会。
年底，完成从莱阳采回的恐龙、恐龙蛋和狼鳍鱼等化石的研究，撰写论文“狼翅鱼的分类新法和对于地层划分的意义”，在《科学通报》发表。
在新生代研究室讨论古脊椎动物研究今后发展方向问题时，强调“地质路线”，提出除了传统的解剖、描述、分类和演化方面的研究外，应注重与演化相关的环境变化研究，遂萌生从传统古脊椎动物研究转向的想法。
1953年
年初，受李四光委派，与徐煜坚一起去内蒙古白云鄂博实地调查冰川遗迹。
春，与徐煜坚组成白云鄂博铁矿狼山考察队。因徐煜坚生病，独自率该队去三木代庙，对伟晶岩脉做了详细的地质调查。
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彭会谈话后，调入地质所。
【当时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受中国科学院和地质部双重领导。地质所编制(草案)为：所长侯德封，副所长张文佑;下辖四个平行的研究单位 —— 两个研究室：动力地质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初建时研究第四纪地质只有孙殿卿和徐煜坚);两个研究组：区域地质研究组、矿物岩石矿床研究组。另有办公室，主任为叶连俊(负责业务)，副主任是彭会(负责行政)】
1954年
年初，地质所由南京迁到北京，所址在城内景山东面松公府夹道(今沙滩北街)原北京大学地质馆大楼。
年初，与陈庆宣一起被借调到水利部黄河梯级开发坝址考察队，参加刘家峡至龙羊峡段坝址地质考察。后接侯德封电报，结束龙羊峡的工作，赴河南三门峡。
八月初，抵河南三门峡，参加由侯德封、杨钟健、袁复礼和苏联专家帕夫里诺夫共同发起的三门峡第四纪地质综合考察队。
夏秋之交，在三门峡附近踏勘第四纪地质情况。某晚，见该镇不同高度亮起一排排灯光，深感诧异，因为当时贫穷的河南农村不可能有楼房。第二天一早观察，才知一排排灯光是从近似水平分布的一层层窑洞里发出的。再看，发现窑洞都以黄土层中条带状的红色土为顶，从此形成黄土高原上黄土层与红色土条带(后来知道这是古土壤)在垂向上多次叠覆的概念。
时值《中国自然地理图集》编制工作开始，提出将中国第四纪地质图(第四纪沉积物分布图)纳入这一地图集的建议，得到地图集编制领导人黄秉维、陈述彭的支持。完成了中国第一幅全国第四纪沉积物分布图(1:10,000,000)，并与张文佑，袁复礼、马溶之等反复商讨，协调了大地构造、新构造运动及土壤地理各图幅之间存在的矛盾。
秋末冬初，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成立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孙殿卿任室主任。
1955年
年初，随侯德封所长向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秘书长裴丽生汇报黄土和第四纪研究工作。竺可桢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中国科学院要加强对黄河中游黄土高原水土保持研究的指示，并要求组织“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
被指定负责考察队的地质组，为水土保持研究工作做准备，并在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建立了颗粒、矿物、化学、微形态等实验室。
6月，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连捷让其研究生石元春参加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工作，结合国家科研任务做毕业论文，刘东生受李之请担任石的副导师。
夏，带队在山西离石县王家沟考察。与朱显谟一起认真研究“红色土”，逐渐认识到“红色土”中的红色条带是古土壤层，为以后的黄土-古土壤序列研究奠定了基础。
秋，在山西临县境内的黄河之滨，遇见一老农，他从北边和南边地里分别抓两把黄土演示：北边地里的黄土在手里分散不成形，而南边地里的黄土在手里成团不分散。老农介绍，北边的土比较粗，是砂黄土，南边的土比较细，是老黄土。由是记住“砂黄土、老黄土”这两个词，并取出随身携带的地图，把砂黄土和老黄土的大致分界线标在图上。
冬，根据野外考察获得的认知，结合应邀做现代粉尘粒度研究学术报告的波兰专家的看法，命朱海之(当时刚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将采自黄土高原各地上百件黄土样品做成薄片在镜下进行粒度统计，发现黄土粒度的分带规律：北边是砂黄土带，往南是黄土带，再往南，至西安、秦岭、华山一带，黄土变得更细更黏，是黏黄土带。
下半年，孙殿卿调往地质部地质力学所主持工作，刘东生接任第四纪地质研究室主任。
12月24日圣诞前夕，与胡长康喜结良缘，由侯德封主持证婚，团支部组织全所舞会以志庆贺。
1956年
1月28日，参加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钱俊瑞召集的会议，规划建设全国地质图书馆新馆，任新馆建设筹备处副主任。完成《关于建立地质全国图书馆问题的报告》，呈送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经总理批示同意后，新馆于1956年下半年在甘家口动工(1958年11月建成)。
为解决黄土区工程病害和便于学术交流，参加由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铁道部铁道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陕西西北大学地质系、西北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陕西省建筑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科技人员组织的“黄土研究小组”，在黄土高原的地层划分、命名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为中国黄土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命朱海之拜唐衡楚为师，将沉积物显微薄片技术引进黄土研究中，制成黄土显微薄片，研究了黄土颗粒的接触关系，并将其划分为颗粒-颗粒接触，颗粒-基质接触，混合接触三类，开创了土壤微形态研究之先河。
10月15日，女刘丽在京出生。
年底，与李四光、侯德封、杨钟健、施雅风等发起，经由生物地学部向中国科学院报文，建议成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
1957年
1月15日，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常务会议经过讨论，批准成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方案(1月15日于是被定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创建日)，该会李四光任主任，侯德封和杨钟健任副主任，刘东生任秘书长。
5月13日，应苏联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席格拉西莫夫的邀请，与裴文中代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赴苏联参加第三届全苏第四纪科学讨论会，在会上介绍了“中国第四纪沉积类型分布图”，并参加了大会组织的地质旅行，考察了俄罗斯地台上的第四纪大陆冰川沉积物，采集了一块熨斗状的冰碛漂砾(10×15厘米)，上有很多擦痕，回国后赠与李四光先生。该石现存李四光纪念馆。
5月，《中国第四纪研究》编辑委员会成立，与袁复礼、裴文中一起担任主任编辑，王乃梁等14人任编辑，王克鲁等任助理编辑。
11月，筹备组织的第一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在北京召开，34个单位，89位第四纪科学家应邀出席，加上来宾和列席会议者共有400多位参加。尹赞勋致开幕词，竺可桢代表中国科学院讲话，中国科学院顾问、苏联专家萨莫伊洛夫教授和苏卡契夫院士分别在开、闭幕式上讲话，侯德封副主任代表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做“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开展第四纪研究工作(草案)”的工作报告。大会期间交流了学术成果。
1958年
苏联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席格拉西莫夫到中国访问，在拜访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侯德封时，告知第六届INQUA(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大会将于1961年在波兰召开，希望中国能够参加这一世界性会议。
春，领导开展中国黄土高原纵横十条大剖面的调查，并得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力支持。
6月，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办的刊物《中国第四纪研究》1卷1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主持编制的“山西陕西黄土分布图”发表。以此为基础，开始编制“中国黄土分布图”。
1959年
3～4月间，陪同侯德封所长到海南岛检查、指导砂矿队的工作(为寻找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急需的矿种，地质所岩矿室和第四纪室共同组成了砂矿队)。
5月13日，作为秘书长，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召开的第四纪委员会全委会上报告了1957年的工作和1958年的工作部署。会议由袁复礼教授主持，裴文中介绍参加苏联第四纪大会情况。会议并讨论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出版问题，商讨了第二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第四纪科学研究工作的总体安排。
5月，在《地质月刊》发表“新黄土和老黄土”一文，根据成分和成因，将“马兰黄土”(即“新黄土”)以下由杨钟健和德日进命名的“红色土”订正为黄土，并定义为“老黄土”。
【“红色土”：1929～1930年间，由杨钟健和法国第四纪地质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Teilhard de Chardin)在考查山西、陕西的黄土地层后，提出的一个地层新名称。1930年以前，对黄土高原黄土地层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沿用19世纪德国人李希霍芬的概念，认为黄土很厚，在地质年代上包括了第三纪和第四纪。另一种认识则认为黄土很年轻，它是根据20世纪20年代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的工作提出来的。安特生在调查了华北新生代地层后，发现覆盖于河谷阶地上的黄土一般都较薄，时代属晚更新世，安特生并将北京斋堂马兰峪附近分布的黄土称为“马兰期堆积”，后人就一直沿用这个名词，称之为“马兰黄土”】
参加第一届全国地层会议，发表论文“关于我国北方第四纪沉积物地层划分问题”。
11月，参加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全国群英会)，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年底，经与考古所夏鼐教授协商，制订了两所合作协议，联合筹建14C实验室，选派黎兴国、陈明扬到考古所，向仇士华、蔡莲珍学习，为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建立14C实验室做准备。
1960年
在李四光、尹赞勋、杨钟健、侯德封积极荐举下，黄土被选为我国参加1961年波兰INQUA大会的三个选题之一，由刘东生负责准备论文(其他两个选题是古人类和中国第四纪冰川，分别由吴汝康、孙殿卿准备)。当时决定拟在该大会上着重介绍以山西离石和午城黄土剖面为主所确认的“老黄土”和老黄土中的古土壤，并以黄土层厚度(黄土层越厚指示气候越干冷)、古土壤厚度和颜色(古土壤越厚，颜色越红指示气候越温暖湿润)初步绘制了古温度曲线，该曲线与Emiliani根据加勒比海岩芯有孔虫氧同位素比值计算的古温度曲线比较时，发现中国黄土记录的气候旋回比加勒比海沉积记录的还要多。
向李四光汇报参加波兰INQUA大会论文“中国黄土”(初稿)，论文涉及黄土的物质成分、分布特点、区域变化、地层关系、黄土与气候关系(黄土-古土壤气候曲线)等内容。李四光听完后提出以最好的剖面对“老黄土”进行地层划分和命名，“离石黄土”和 “午城黄土”因之被采用，从而首次建立了中国黄土的岩石地层单位命名系统。李四光还将论文标题从“Loess of China”改为“Huangtu of China”，由刘东生与张宗祜共同署名(Liu Tungsheng，Chang Tsunghu)正式定稿。
与丁梦麟、高福清合作的论文“西安蓝田间新生界地层剖面” 在《地质科学》发表。根据哺乳动物化石，将西安至蓝田间第三纪地层作了更细致的划分，首次建立了我国第三系地层系统的岩石地层单位。
由李四光向苏联推荐，论文“中国黄土及黄土分布图”在《苏联地质》上介绍。
1961年
8月下旬，与孙殿卿组成中国代表团赴波兰参加第六届INQUA大会，受到王炳南大使接见。在会上所作报告“中国的黄土(Huangtu of China)”震动了国际第四纪学术界。黄土研究史专家英国学者Ian Smalley在2006年(见《Progress in Physical Geography》)追述当时的情景时说：“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黄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它第一次证实了中国黄土地层的奇迹。……，山西午城一个120米厚的黄土剖面有17层古土壤，表明第四纪至少有17次气候变化旋回。要知道那时侯，国际第四纪学术界都信奉Penck和Brückner阿尔卑斯的4次气候变化(Günz，Mindel，Riss和Würm冰期)的模式，而中国的记录给出了第四纪气候变化更为复杂的图景，中国第四纪黄土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对INQUA会上日本学者小林国夫以古地磁倒转来划分对比第四纪地层的方法印象深刻。因而文革后积极支持李华梅、安芷生和王俊达将古地磁方法应用于中国黄土研究。
12月2日，子刘强在京出生。
1962年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压缩管理机构，研究室增至11个，任第十研究室(第四纪地质室)主任，丁国瑜为副主任。成员有助理研究员王挺梅、刘敏厚，研究实习员朱海之、陈明扬、陈承惠、杨理华、高维明、王克鲁、吴子荣、文启忠、周昆叔、黎兴国、郑洪汉、于仙春、郭金銮(后更名郭旭东)、吴裕文、黄述银、陈硕民、崔德惠，见习员裴静娴、丁梦麟、鲍云英、高福清、高凤英、叶永英、郝淑芝、蔡灵铎。
与张宗祜在《地质学报》联合发表“中国的黄土”一文，正式提出中国黄土岩石地层划分方案。鉴于当时传统地层学的“统一地层单位”的概念，将岩石地层单位分别与年代地层单位的上更新统、中更新统和下更新统一一对应：上更新统 —— 马兰黄土(新黄土)、中更新统 —— 离石黄土(老黄土上部)、下更新统 —— 午城黄土(老黄土下部)。这一划分将“中国黄土的概念从不到二十米的马兰黄土扩大到超过二百米的离石、午城黄土，从仅发育于晚更新世扩大到整个第四纪时期(摘于《黄土与环境》前言 —— 刘东生)。”
《黄河中游第四纪地质调查报告》出版，调查报告总结了过去三年亲自参与并指导完成的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及与苏联专家合作考察的成果。
鉴于兰州地区黄河二级阶地上的马兰黄土频发地质灾害，造成很多单位的房屋和烟囱倾斜、倒塌，地面出现裂缝和沉陷，应中国建筑科学院地基与基础研究所紧急邀请，派朱海之、文启忠和郭金銮(旭东)等赶赴现场调查采样。综合分析后认为：兰州附近的黄土湿陷性问题是由于工程开挖后，导致地表水状况改变，使硫酸盐和氯化物等易溶盐淋失，原始黄土结构遭破坏，水平空隙压缩，从而失去承载力造成的。在建筑部门施工规范中对地基基础进行相应的处理后，黄土湿陷性危害基本得到控制。
9月，招收首位研究生安芷生。
1963年
5月，任科学考察队副队长，与队长施雅风一起带领科学考察队随中国登山协会登山队，对希夏邦马峰进行科学考察，5月2日，登山队登顶成功，地形测量组随即测得峰顶准确高度为8012米。
考察中，北京地质学院教师张康富出示在博野康加勒冰川附近海拔5900多米处采集的一块叶脉清晰的植物化石，预感到这块化石的巨大科研价值，遂将其带回北京，后经中科院植物所古植物专家徐仁教授鉴定，确定为高山栎(现生于3000米左右的喜马拉雅山南坡)。这块高山栎化石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关于“青藏高原隆起时间、幅度和阶段”等问题的大规模科学研究。
某日，在中尼公路开挖的新鲜剖面观察岩石手标本时，山崖发生崩塌，迅即扑向山根死角，巨石擦身而过，险遭不测。
9月，招收研究生赵希涛、贾蓉芬。
1964年
4月，第二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在西安召开，与会代表145人，共提交学术论文146篇。
5月，主编的《第四纪地质问题》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在与杨理华、陈承惠合作的“中国第四纪沉积物区域分布特征的探讨”和与刘敏厚、吴子荣、陈承惠合作的“关于中国第四纪地层划分问题”中，提出气候条件对第四纪沉积物的影响以及“气候标志”在第四纪地层划分中的作用，这些认识为以后全球变化研究中替代性指标的应用建立了基础。
下半年，与施雅风合作的“希夏邦马峰地区科学考察初步报告”发表。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做了关于希夏邦马峰科学考察的学术报告，受到好评。1964北京科学讨论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外，由我国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陈毅副总理直接参加组织领导。
12月，主编的《黄河中游黄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根据1958~1959年间10条大剖面野外考察以及气候记录分析结果，系统介绍了黄河中游黄土地层的时代、黄河中游黄土建造的格架、黄土与其他第四纪沉积物的关系等综合研究成果。
1965年
主编的1：400万《中国黄土分布图》(与北京大学联合编制)出版，这是中国黄土最权威的分布图，一直沿用至今。同时出版的《中国的黄土堆积》是《中国黄土分布图》的说明书，书中详细叙述了中国黄土的分布、面积，黄土地层，黄土沉积基底，黄土的物质成分和黄土形成的时代。
与考古所合作完成大型正比计数器——气体计数法14C测年装置，通过了“盲样”检测考核。14C实验室基本建成，就成功测得一批地质、考古样品的14C年代数据。
赴新疆青河县考察大陨石(大陨石重3吨，是现存我国最大，世界第三大陨铁)。
9月，招收研究生韩家懋。
1966年
1月，任在贵阳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地球化学研究室主任(因筹备珠穆朗玛峰综合科学考察仍滞留北京)，第四纪地球化学研究室主要由中科院地质所搬迁贵阳的人员组成。
3月，作为考察队队长，率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一百多名科学考察队员再次进藏，分测绘、第四纪地质与古生物、自然地理、冰川与气象、生物及高山生理五个专题，对珠穆朗玛峰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科学考察。科考的中心议题是青藏高原隆起的过程及其对自然界和人类活动的影响。
7月，专著《黄土的物质结构和成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对马兰黄土的分布及其与沙拉乌苏组的关系，黄土的粒度韵律，碎屑矿物和碳酸盐矿物，黄土中古土壤的微结构特征以及黄土湿陷性进行了全面介绍，是60年代初期黄土研究工作的总结。《黄土的物质结构和成分》与《中国的黄土堆积》和《黄河中游黄土》是科学黄土观形成的重要体现。
中共中央“5.16通知”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从珠峰回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后，即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靠边站”，开始受到冲击。
1967年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针对刘东生的诬陷之举、不实之词屡见，“耸人听闻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出现，进而被剥夺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权利，而且人身迫害不断升级，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1968年
清理阶级队伍开始，由于受到诬陷，被关进“牛棚”。
8月，根据地化所“革命委员会”指令，被“押送”贵阳，甫出火车站，即在贵阳春雷广场劳动工地遭受现场批判。
1969年
春，刘东生等到陕西关中地区的永寿、长武等县，与西安医学院的师生及陕西省地方病防治所的科研人员一起，到地方病分布区调查疫情的分布和动态。
1970年
到黑龙江克山县进行地方病水土病因调查。
向研究组介绍二战结束后一美国地理杂志刊载的坦克兵指挥部按坦克运行条件分级指挥的方法，提出用图和数字表达地方病调查结果，李长生采纳这一方法，利用图解法总结出某些地学参数与地方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
1971年
春节期间坚持在克山病区考察，感动了克山县领导，在县招待所受到贵宾般款待。
1972年
在《环境地质与健康》上发表文章“环境地质学的出现”。该文根据世界环境地质学研究的概况，全面阐述了环境地质学出现的背景、学科范畴、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为中国环境地质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73年
作官厅水库污染源调查，建立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污染物化学分析的实验室。
应万里邀请，和涂光炽一起共同规划我国第一个区域环境规划研究项目“北京西郊环境污染调查和环境质量评价”。
撰写论文“当前环境科学中的若干课题”，全面阐述了环境科学的研究范畴，为中国环境科学的发展绘制出一幅清晰的蓝图。
6月，作为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成员，赴英国参加国际环境保护和控制污染学术会议并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科学考察活动。
1974年
3月，参与组织并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克山病地学研究协作和学术交流会，促成地学、生物学和医学在地方病研究中协同作战。
支持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地球化学研究室成立“环境地球化学研究组”，积极承担地方病水土病因研究。
1975年
与施雅风一起对以往青藏高原考察工作进行总结，提出新一轮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设想，并筹划1975年第二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科学考察活动。
春，委托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高登义与登山队员，采集了从珠穆朗玛峰顶到大本营不同高度的冰雪、土壤和生物样品，这些样品分析结果日后成为珠穆朗玛峰环境本底值。
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成员访问美国，参观了著名的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最早研制出原子弹)、劳伦斯国家实验室、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的喷气推动实验室，并在华盛顿美国地质调查局会见了美籍华裔地质学家赵景德和李广源，在伍兹霍尔海洋研究中心会见了美籍华裔地质学家吴景祯。这是新中国成立26年以来第一个访美科学代表团，周培源任团长，福特总统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代表团。
调查研究北京西郊有色金属熔炼厂铅污染，指出必须从污染物运移的每个环节开展研究工作。
发表“磷肥与环境保护问题”一文，提出环境有害物质积累和延缓效应的观点。三年后(1978年)，荷兰学者F. A. M. de Haan提出“化学定时炸弹”(Chemical Time Bomb)概念。
参加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境项目年会。
11月16日，与中国其他第四纪科学家一起，到首都机场迎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四纪科学访华团。
1976年
任全国食管癌病因综合考察队队长。
参加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环境项目年会。
1977年
6月，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任副主任(涂光炽任主任)。
任中国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队副队长、队长，带队考察南、北两个坡面。特别强调理解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对阐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作用以及合理开发、利用、保护高山地区自然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7月18日，在考察冰川遗迹返回途中骑马穿越特克斯河时，被坐骑掀翻落水，随急流冲走，后抱住河中大石头，由众人救援上岸脱险。
约请原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侯德封、杨钟健，委员沈玉昌、施雅风等向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汇报恢复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活动事，得到首肯。
1978年
组织总结1975～1978年青藏高原科学考察成果，出版《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丛书》，《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计数十册。该系列考察报告全面阐述了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自然地理分异、生物区系的演替、可利用资源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地学、生物学理论，为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2月24日，当选第五届(1978～1982年)全国政协委员后，出席第一次会议。
3月18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在“文革”结束不久召开的大会，被郭沫若誉为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黄土”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赴北京参加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的筹备工作，成为讨论会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8月24日，约请原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杨钟健，委员黄汲清、袁复礼、裴文中、徐仁、尹赞勋、孙殿卿、沈玉昌，以及中国科学院五局领导和京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从事第四纪研究同事座谈，共商恢复“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有关事宜。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恢复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活动，并得到未能与会的京外原委员任美锷、张伯声、严钦尚、张宗祜的支持，座谈会结果以“纪要”形式上报中国科学院，建议恢复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
9月6日，中国科学院(78)科发五字1362号文批准恢复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活动。
研究生制度恢复，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前身)经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获地球化学研究所一个研究生招生名额，但因适逢办理调回北京手续，考虑到届时研究生转学手续无法办理而不得不放弃。
1979年
3月，组织材料经中国科学院呈报国务院申请中国加入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有关事宜。国务院即予批准，指定由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作为国家代表正式提出申请。
3～4月，先后邀请并接待日本前中一晃教授、高井东二教授，意大利马尔梯尼斯教授来访，分别就火山灰定年和磁性地层学研究、非洲古脊椎动物化石研究和新构造活动研究等进行学术交流，促进与国际第四纪学术界的相互了解，为中国加入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寻求支持。
由涂光炽、于仙春作为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6月，以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名义邀请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主席宋斯(Soons)教授和秘书长巴普(Roland Paepe)教授来华访问和学术交流，并商谈中国加入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事宜。
8月，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正式成立环境地球化学研究室。
从贵阳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调回北京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继续从事黄土与第四纪研究工作，同时筹建第四纪地质研究室。
亲自指导和参与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立项认证，使该实验室成为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组建的我国重点学科发展项目之一。
参与创建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理事会副理事长。
10月，第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在北京召开，会期三天，J. Bowler教授等在开幕式上作了大会报告，来自国内各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的三百多人和五位国外专家参加了大会，并提交了二百多篇论文。
10月，由刘东生、文启忠、郑洪汉组成的中国第四纪科学家代表团到罗马尼亚作学术交流，回国后，编写了《罗马尼亚第四纪地质若干问题》。
12月31日，中国科学院 (79) 科发五字1805号文，任命第二届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侯德封任主任，刘东生、王乃梁、孙殿卿、周明镇、施雅风任副主任，刘东生兼秘书长，丁国瑜等40人任委员。
招收硕士研究生韩家懋。
1980年
4月21～23日，因侯德封主任于2月去世，被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全委会补选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原秘书长职务由吴子荣接替。
5月25日～31日，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任会议秘书长。这次会议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地球科学界最重要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与会的国外科学家均为研究青藏高原的著名专家。会议开启了青藏高原研究国际合作之门。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会见了与会的部分国外代表，出席了大会闭幕式，并为到会的科学家设晚宴。
赴法国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十六届国际地质大会。
11月26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冬，任中国第四纪科学家代表团团长，带团访问澳大利亚，商谈中、澳第四纪研究合作事宜。
12月17～18日，主持召开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常委扩大会，成立了参加莫斯科第十一届INQUA大会的筹备组，亲任组长。
12月19～20日，主持在北京召开的全新世学术讨论会，成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第一个专业委员会 —— 全新世专业委员会，任主任。
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并出任副主任。
1981年
赴美国参加有关晚第三纪/第四纪界线的国际对比会议。
应许靖华邀请，前往苏黎世瑞士联邦高等理工大学访问，与F. Heller合作，利用该校地球物理系的超导磁力仪研究洛川黄土剖面的磁性地层和岩石磁学，获得黄土底界年龄和黄土剖面磁化率曲线等重要研究结果。
《环境科学学报》创刊，任常务副主编(1981～1986)。
应邀出任《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编委。
招收博士研究生刘嘉麒、硕士研究生汉景泰。
1982年
春，应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裴丽生邀请，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1982～1986年)，主管国际部。
3月30日，中国科学院批准地质研究所报告，恢复“第四纪研究室”，任室主任。
4月6日，受聘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参与南迦巴瓦峰的科学考察活动，担任中国科学院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队队长(1982～1984)。
任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中国国家委员会秘书长(1982～1992年)。
任国际岩石圈中国委员会主席(1982～1992年)。
任IGCP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1982～1997年)，PAGES工作组组长。
8月1～9日，率大型科学家代表团(24人)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一届INQUA大会。会上，INQUA通过会议决议，批准接纳我国加入INQUA的提议，中国正式成为INQUA国家会员，刘东生在大会上当选为INQUA副主席，成为中国第一位在INQUA执委会任职的科学家。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黄土专业委员会成立，任主任。
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开讲“第四纪地质学”课程，之后每年准时赴校上课，从未间断，直到2006年生病住院。
12月18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兼任中国科学技术馆首任馆长。
赴英国剑桥参加国际科学协会(ICSU)理事大会。
赴澳大利亚堪培拉参加中、澳、新沙尘暴科学讨论会 。
专著“中国的黄土”及相关研究项目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与F. Heller合作，在《Nature》发表论文(“Magnetostratigraphical dating of loess deposits in China”)，第一次给出中国黄土底界位于古地磁松山/高斯(M / G)极性倒转事件附近，年龄~2.4Ma，并给出布容/松山(B / M)极性倒转，加拉米洛(Jalamilo)和奥尔都维(Olduvai)事件在黄土中的位置。
率中国第四纪科学家代表团访问日本。
招收硕士研究生丁仲礼、顾兆炎。
1983年
1月7～12日，“第三纪中期以来的东亚古环境”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行，应邀作题为“晚第三纪以来中国自然环境的变迁”的主题报告。
当选第六届(1983～1988)全国人大代表，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常委会委员。
赴德国汉堡参加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大会。
在该年学部委员大会上提议在西安组建一个专门从事黄土研究的机构，得到院部、西安分院及施雅风、涂光炽等科学家广泛支持，即由安芷生负责开始筹建活动。
招收硕士研究生刘秀铭、聂高众。
1984年
1月1日，获“竺可桢野外科学奖”。
4月，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刘东生作了题为“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概况与第四纪研究动向”的报告。
6月18日，卸任第四纪研究室主任，由吴子荣接任。
11月21日，中国科学技术馆奠基动工。
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1984~1987年)。
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第27届国际地质大会。
参加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的ISCU理事大会。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国际研讨会。
招收博士研究生陈跃、李峰、朱照宇，与安芷生共同招收硕士研究生郑洪波。
1985年
3月，中国科学院批准成立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任室主任。
4月15日，安芷生等8人从地化所调入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协助做筹建工作。
6月24～25日，主持在北京召开的第四纪地层学术讨论会，并在主题报告中介绍中国第四纪地层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发展方向。
8月，赴英国曼彻斯特参加第一届国际地貌大会。
10月，专著《黄土与环境》(中文版，科学出版社)，《Loess and The Environment》(英文版，海洋出版社)先后出版。
10月，主持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西安国际黄土研讨会，到会代表共约100人，其中国外著名黄土研究学者10余人。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部常委(1985～1994年)。
被北京大学特聘为兼职博士生导师，当年分别与北京大学教授曹家欣、陈静生合作招收第四纪地质和环境专业博士生石宁、程承旗。
招收博士研究生丁仲礼，硕士研究生从绍光。
1986年
在研究生院开设 “第四纪地质及专题”(原“第四纪地质”)，内容除第四纪地质学基本原理和中国第四纪地质概述外，增加了当代第四纪若干问题和研究方法的内容。
担任《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总编委会委员、“理学编”编委会副主任、“地学卷”编委会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是根据中国科协“三大”决议编辑出版的，钱三强任总编委会主任委员。
5月20日，在地化所成立20周年大会上，获从事地质科学与教育40周年荣誉证书。
赴法国卡昂哔叽参加“黄土与冰缘现象”学术研讨会。
研究项目“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影响的综合研究”荣获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排名第一。
招收博士研究生刘秀铭、聂高众，硕士研究生何德明。
1987年
5月，赴澳大利亚堪培拉接受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颁发的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7月，根据方毅副总理批示，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正式向INQUA提出申办第十三届INQUA大会的报告。
7月31日～8月9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第12届INQUA大会。在会上，连任INQUA副主席。在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联合申请的竞争中，北京获第13届INQUA大会主办权。
赴尼泊尔加德满都参加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ICIMOD)年会，任中心成员(1987～1994年)。
8月，中国科学院批准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为开放实验室，任室主任(1987～1995)。
赴香港参加第二届“东亚古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顺访香港中文大学。
出任1981年创刊的《环境科学学报》主编(1987～1995)。
招收硕士研究生徐立。
1988年
1月15日，应聘出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第三届学位委员会主任。
3月6日，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签发，向国务院呈交筹备第十三届INQUA大会有关问题请示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出任大会组织委员会主席，决定大会于1991年8月2～9日在北京举行。
春，致函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涂光炽所长，借调宋云华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任《中国第四纪研究》编辑。
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1993)，在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常委会委员。
领导“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立项和组建工作(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内)。
《Loess in China》由中国的China Ocean Press和德国的Springer-Verlag两个出版社联合出版(即1985年版的《LOESS and THE ENVIRONMENT》的第二版)。
《极地研究》创刊，任主编(1988-2002)。
赴挪威特隆赫姆参加第5届永久冻土国际会议。
任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88~1991年)。
研究项目“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刘东生排名第一。
9月22日，作为馆长主持中国科学技术馆开馆仪式。
9月，赴意大利维罗纳参加INQUA黄土委员会和古地理委员会联席会议及南阿尔卑斯黄土国际讨论会。会前顺访比利时并看望留比中国学生。
招收博士研究生从绍光。
1989年
直接指导了中国科学院地质新技术研究所(现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地球化学研究室的建立。
1月21日，经中国科学院上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刘东生担任主席(后为名誉主席)。
8月8日，国家科委(89)国科发情字425号文批复，同意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将原不定期刊物《中国第四纪研究》改为季刊，更名为《第四纪研究》。《第四纪研究》编委会成立，任主编。
参加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二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
参加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国际IGBP和PAGES执委会会议。
参加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举行的干旱区水文地质管理讨论会。
与丁仲礼等合作，在《科学通报》发表题为“250万年以来的37个气候旋回”的成果，这项研究表明 250万年(后订正为260万年)来共，中国黄土共记录了37次气候冷暖干湿交替，为第四纪全球气候变化对比提供了陆相记录。
任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中国委员会委员(1989～1997年)。
主编的《黄土与环境》一书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荣获“陈嘉庚地球科学奖”(个人奖)。
招收博士研究生何德明。
1990年
9月底，带领陈明扬、吴乃琴和徐立，在洛川黄土剖面倒数第二次冰期时段采集400余样品，并请孙枢赴瑞士开会时，将样品带到瑞士做10Be测定。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团成员，于10月19日—23日和10月23日—30日对泰、菲两国进行了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受到泰国国王普密蓬陛下、代总理巴蒙，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夫人的接见。
与安芷生等合作，在《Quaternary International》发表文章“The long-term paleomonsoon variation recorded by the loess-paleosol sequence in central China”，将冬夏季风的强弱与黄土堆积和古土壤发育联系起来，首次采用黄土-古土壤的磁化率作为亚洲季风变化的代用指标，发现黄土-古土壤序列记录了古季风的长期演变。
参加法国巴黎举行的IGBP会议。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INQUA执委会会议。
参加在瑞士伯尔尼举行的PAGES执委会会议。
参加在尼泊尔加德满都举行的ICIMOD执委会会议。
1991年
5月，应邀专程赴布鲁塞尔，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参加韩家懋的博士论文答辩会。
8月2～9日，在北京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五洲大酒店)召开的第13届INQUA大会上作大会学术报告，并当选为新一届INQUA主席。这是INQUA首次在亚洲举办大会。与会各国代表共1000多人，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北京市政府举行盛大招待会欢迎各国代表和来宾，邹家华副总理会见了INQUA执委会全体成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设宴招待INQUA执委会成员和各国代表团团长。大会组织了两个大会报告，分7个学术方向，举办了53场专题讨论会，共宣讲论文1768篇。
8月10日，任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委员会主任。
8月，主持撰写的专著《黄土与环境》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应聘担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首席科学顾问(1991~1997年)。
主持国家“八五”攻关项目“南极更新世晚期环境演变”。
国家计委和科学院正式下文批准建立“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
9月，在研究生院开设 “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原“第四纪地质学”)，对授课内容再次作大的调整与更新，详尽讲授250 万年来发生的地球环境变化事件，增加了黄土与环境、火山活动与新构造、青藏高原隆起和极地冰盖对气候环境的影响等内容。
主持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汇报会，听取高登义等有关北极考察工作的报告，研究《斯瓦尔巴德条约》，研讨我国在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问题。
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主持的研究项目“环境质量的地球化学原理”获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1月，以74岁高龄参加南极科学考察队，在南极长城站停留两个多月，并完成第四纪地质考察工作。
招收博士研究生孙继敏、博士后郭正堂。
1992年
1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八五”重大项目“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15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其发展趋势”开题。项目分7个课题，有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所，植物研究所，西安黄土室，同济大学等单位参加。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被正式批准向国内外开放，万国江任室主任，刘东生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赴科威特参加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
赴德国柏林参加INQUA执委会会议。
8月24日~9月3日，参加日本东京第二十九届国际地质大会并做学术报告。
招收博士研究生姜文英。
1993年
3月，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由国家计委列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
10月25日，民政部公告准予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正式登记，刘东生任理事长。
11月，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六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
参加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召开的INTER-CONGRESS INQUA大会。
参加在台北召开的“近2000年来东亚与全球变化”国际研讨会。
参加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庆祝Nicol Petit-Maire教授从事第四纪研究六十周年会议。
荣获“中华绿色科技奖特别金奖”，由万里颁奖。
招收博士研究生熊尚发、任剑璋、博士后秦小光。
1994年
4～5月，参加由袁道先组织的院士贫困岩溶山区考察团，赴贵州普定、毕节，广西文山、西畴、麻栗坡，云南昆明作咨询考察。从自然和人文历史条件的结合，提出西南岩溶地区生态退化、人民贫困的原因及解决对策。
11月9～13日，出席在巫山召开第六次全国14C学术会议。代表第四纪研究委员会表彰了仇士华等8位科学家对我国14C学科发展的杰出贡献。
10月，出席张德二主编的《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定稿会, 高度评价该书的科学价值。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PAGES/PEP-II会议。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全球变化国际会议。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国际盐湖会议。
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国际环发大会。
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
与丁仲礼等合作，在《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发表论文“Towards an orbital time scale for Chinese loess deposits”(Ding Z. L. et al., 1994)，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完整的中国黄土地球轨道调谐时间标尺。
招收博士研究生王振海、钟华、博士后谭明。
1995年
参加西南红壤贫困地区的考察。
8月3～10日，第十四届INQUA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以“黄土与全球变化”为题作唯一的大会报告，会后以“前主席”身份留任INQUA执委会(1995-1999)。
10月，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成并通过验收。
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通过验收，正式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室主任为安芷生，学术委员会主任为丁国瑜。
参加在香港召开的第四届“第三纪中期以来的东亚古环境”国际会议。
参加在阿根廷门多萨举行的PAGES/SSC会议。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九届太平洋科学大会。
参加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PAGES大陆钻探计划会议。
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特别奖”(个人奖)。
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个人奖)。
获颁香港岭南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招收博士研究生罗运利、吕厚远、博士后肖举乐。
1996年
8月上～中旬，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并以“黄土与地球系统”为题作大会特邀报告，为大会三个特邀报告之一。报告中将黄土作为地表各圈层相互作用的产物进行阐述，开始以地球系统科学的角度研究黄土。
8月中～下旬，赴北极考察。会见斯瓦尔巴德州州长，出席了卑尔根大学50周年校庆活动，考察了一号冰川，应邀在尤尼斯大学作了从中国黄土沉积物来反演20万年以来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学术报告。
9月3～6日，与汪品先、安芷生共同主持主题为“古全球变化”的第60次香山学术讨论会并做综述报告。报告根据地质证据论证了新生代亚洲干旱区演化进程，认为到中新世时东亚即由季风风系取代行星风系，由此奠定东亚现代自然环境格架。
主持的研究项目“中国古季风研究”和参与研究的项目“10Be记录与黄土的堆积演化”分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当选为欧亚科学院院士。
参加在美国Lamont举行的PAGES湖泊钻探计划会议。
参加在尼日利亚卡诺举行的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大会。
招收博士研究生王先锋、靳桂云;招收博士研究生余克服，挂靠在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1997年
2月，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连任主席。
7～10月，携夫人胡长康赴夏威夷考察、探亲。访问美国夏威夷大学地质系，考察夏威夷岛火山及夏威夷黄土，拜见张学良将军。
荣获中国南极探险研究特别奖。
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大陆湖泊钻探会议。
11月3～6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上，作题为“论转态”的大会报告，从不同时空尺度论证了第四纪时期地貌和古气候演变过程中的转态问题，并为获得首届第四纪青年科学家奖的青年科学家颁奖。
11月7日上午，在 “刘东生院士从事地质研究工作五十五周年暨八十华诞庆祝大会”上发言，表示自己只是做了应做之事，一切成绩归功于党，归功于祖国和人民，尤其要归功于多年来科研事业的合作者、同事和学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派代表到会祝贺，另收到国际友人、国内各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数十封贺电、贺信。
12月，主持编译的研究生教材《第四纪环境》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招收博士研究生旺罗。
1998年
2月9日，中国科学院/国家环境保护局“地质环境系统研究中心”成立，任名誉主任。
出席在青海西宁召开的青藏高原国际会议并在大会上作报告。
按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转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
参加在荷兰召开的INQUA执委会。
参加在英国伦敦召开的PAGES Open Science会议。
参加在澳大利亚PERTH召开的Polar-Equater-Polar workshop on Quaternary Research 会议。
参加在兰州举行的黄土/古土壤国际研讨会。
9月18日，在多次请辞后，卸去了中国科技馆馆长之职。
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大项目“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15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发展趋势”荣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1月，出席在贵阳召开的“环境地质地球化学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招收博士研究生吴文祥、博士后王谦、赵华。
1999年
参加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组织的黄土高原(陇东、陕北)考察。
4月7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侯德封先生诞辰100周年暨21世纪地球科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作了题为“当代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走向”的学术报告。
4～5月，乘“实验3号”科学考察船参加南沙群岛考察，经历30多天的海上漂泊，显示出惊人的适应能力。曾乘坐小型救生艇登上永暑礁考察，录制了很多珍贵资料，还在船上作了“达尔文环球航行及其成果”的学术报告。
8月，参加在南非德班召开的第十五届INQUA大会，以“前主席”身份结束在INQUA长达17年(1982~1999)的执委会成员生涯。
10月12日，在“北京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暨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70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演讲，对北京猿人发现的科学价值做了高度评价。 与丁仲礼等合作，在《Palaeogeography, Palaeoclimatology, Palaeoecology》发表论文“Pedostratigraphy and paleomagnetism of a ～7.0 Ma eolian loess-red clay sequence at Lingtai, Loess Plateau, north-central Chin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aleomonsoon evolution”，将中国的风成堆积向前推至700万年前。
招收博士研究生李玉梅。
2000年
1月，由余克服陪同到雷州半岛灯楼角珊瑚礁区考察，历时约10天。
2月5~14日，赴澳大利亚参加庆祝Jim Bowler教授70寿辰学术研讨会。
3月31日,在张家口参加“泥河湾地质遗迹”保护区学术研讨会并作报告，阐明提取泥河湾地层中的环境信息对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意义。
4月，在以“科技考古”为主题的香山科学会议上指出，迄今为止，发现人类起源地都在季风区范围内，这中间应有内在联系，值得深入探讨。黄土区与华夏文明起源的关系密切，也值得深入研究。
8月6～17日，赴巴西里约热内卢参加第三十一届国际地质大会。
9月，带队考察晋、陕黄土高原。
10月11～13日，出席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地层专业分委员会主办的“泥河湾学术年会”，发表主题演讲，号召泥河湾考古学和地质学研究惠及社会，服务人民，造福地方，加强相关学科的协作和整合。
原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升格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任名誉所长。
主持完成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干旱半干旱区15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发展趋势”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招收博士研究生侯居峙。
2001年
3月，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召开的“原始农业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研讨会上，作主题报告“黄土高原人类世以来的环境与中华文明”，明确指出，我国黄土堆积的主要地区是世界上旱作农业起源的中心地区之一。
5月，出席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挂牌仪式。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陕西省省长程安东到场致贺并发表讲话。
6月，应邀访问吉林大学，并作“人类和地球环境”为题的学术报告，受聘为兼职教授。
11月3～6日，在深圳参加“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第八次年会”，作了“鸟类起源的陆岛假说”主题报告，并对古人类学的进展和方向做了点评。
由夫人胡长康陪同，以84岁高龄第7次踏上青藏高原的雪峰冰川。
为纪念中国科学探险考察50年，撰文回顾了中国科学探险取得的重
成就，深情赞扬了立下丰功伟绩的英雄志士，并从科学和精神两个层面阐发了科学探险的精髓。
11月，赴香港大学参加第五次东亚古环境学术研讨会，作题为“Sequence of Quaternary Events in China: Dating by a Loess Orbital Time Scale”的大会报告。
招收博士研究生汪道京。
2002年
3月，与郭正堂等合作，在《Nature》发表论文“Onset of Asian desertification by 22 Myr ago inferred from loess deposits in China”，将风成黄土堆积追溯到二千二百万年前。
4月1日，美国南加州大学宣布，为表彰刘东生对中国黄土和第四纪气候变化的开创性研究，将当年的“泰勒环境成就奖”授予刘东生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华莱士·布洛克(Wallace Broecker)。
4月11日上午，与泰勒环境成就奖组委会的委员们见面。当天下午，在获奖人学术报告会上，介绍了中国黄土与环境科学研究的历程、成果和发展趋势。
4月12日，泰勒环境成就奖颁奖典礼在洛杉矶四季宾馆大厅举行，Cohen教授致颁奖词，表彰刘东生在“开启黄土这本天书”上的杰出贡献，刘东生致了答谢词。刘东生是获得“泰勒环境成就奖”的亚洲第二人，中国第一人。
5月12～14日，赴南京参加“双沟醉猿国际科学考察年会暨裴文中科学奖励基金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作了主旨演讲，论述了裴文中对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做出的杰出贡献，提出“裴文中现象”这一概念。
8月20～24日，出席在都江堰召开的第八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
9月5～8日，出席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科协2002年学术年会，并于9月6日上午在主会场做题为“中国西部的黄土与环境”特邀报告。
9月15～17日，在济南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环境考古大会”上做主题演讲，系统阐述了中国更新世以来环境变迁过程和对人类演化的影响，指出加强考古学和环境学交叉互动的重要性。
12月2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裴文中科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大会”上，为吴新智、张森水等获奖者颁奖，并发表演讲，进一步阐述“裴文中现象”。
出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一级学科地质学的课程设置工作专家组组长。
招收博士研究生蔡炳贵、硕士研究生张崧、博士后李玉梅。
2003年
3月，在《第四纪研究》上发表“第四纪科学发展展望”一文，抒发了“作者50年来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感受”，总结了“一个学科奋斗和进步的经历”。
5月 26日，被授予同济大学名誉教授。
9月19~22日，出席在银川举办的“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间考察了水洞沟遗址。
10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德日进逝世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大会中方主席主持了会议，并发表“德日进与中国地质学”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德日进在周口店的工作和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贡献。
10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第十四届院士大会、第九次学术会议暨建院二十周年纪念大会、第三世界科学院科学组织网络第八届大会。为大会撰写“全球变化与中国干旱区环境研究”一文，编入《中国科学进展》(路甬祥主编)一书。
年底，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名誉主席。
荣获本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为我国地球科学界获奖第一人。
招收硕士研究生靳春胜、博士后杨晓燕。
2004年
2月20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200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与王永志一起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和奖金，并与胡锦涛主席合影。
5月，主持编译的研究生教材《气候变化与气候过程》，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6月7日，出席“黄汲清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8月14～15日，在北京举行的“刘东生学术思想座谈会”上讲话，表达与后辈学人一起前行之壮心。
9月，应邀担任中国科学院罗布泊科学考察队顾问，携夫人胡长康到新疆罗布泊地区考察，克服诸般困难，历时10天，行程3000余公里。
参与“地球第三极珠峰大行动”(2004～2007年)，呼吁全社会对珠峰环保加以关注。
10月19～22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暨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75周年国际古人类学术研讨会”，并在开幕式上做题为“从裴文中看早期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学术思想”的主题报告。
10月3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专程到家看望。曾长期从事地质工作的温家宝对刘东生说：“您是我一直尊敬的老师，是我们的老前辈。您研究的学科，我非常关注。您对黄土高原的‘风成说’结论，我十分信服。”温家宝还说：“您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专家，去过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这三极，这样的科学家不多。弄清极地冰芯、深海沉积岩芯和黄土沉积序列这三件事，是了不起的成就。我国有丰富的黄土资源，黄土学研究得天独厚，有学术积累，有一批人才，应当成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先进领域。”两位分别离开学校67年和47年的南开中学校友相谈甚欢。
研究生张崧转为硕博连读，招收博士后蔡炳贵。
2005年
5月，由郭正堂等陪同，赴甘肃秦安考察中新世黄土。
5月，国际第35届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以“黄土之路——人类进化之路”为题为大会作了特邀报告。
8月，参加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的“气候变化轨道驱动”研讨会。
11月20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在挂牌仪式上，作为名誉系主任致词，强调现代科技的运用对研究古老的人类遗存的重要性。此后，给院领导写信，支持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研究生院共同筹建科技考古实验室的构想，得到院领导的肯定答复。
研究生靳春胜转为硕博连读、招收博士研究生刘平，博士后Paul D. White。
2006年
4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行的“21世纪科学前沿与中国机遇”高层论坛上，作 “走向地球系统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的学科雏形及我们的机遇”的报告。
6月13日上午，最后一次站在研究生院讲台上，为学生讲授了三个小时的课程：“人类世的研究机遇与挑战”。
6月，到贵阳出席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
8月10～12日，出席在鄂尔多斯召开的“萨拉乌苏国际学术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萨拉乌苏遗址在探讨古人类起源演化上具重要意义。会上还作了“宇宙公民德日进与人类世”的报告，高度评价德日进、桑志华在中国贫弱、战乱的年代来华，不事掠夺、不避艰险，为中国现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开荒拓土的精神。会间考察了萨拉乌苏遗址。
夏，为了配合编写《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丛书》，先经构思、写草稿，然后用小录音机录制了48盘录音带，共100多个小时的录音资料。每天早晨4点多钟起床，录音近3小时。为不影响家人睡觉，到阳台上站着录，一盘带子经常要录几遍，有不满意处就重录。
9月17日，上午院士年度体检中查出体内淋巴结肿大，需住院做进一步检查。下午按原计划给科学探险协会2006年年会作“科学探险和科学创新”报告。
9月18日，入医院做住院检查。经过两个星期全面检查，确诊患非霍奇金B细胞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10月9日，第九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在南京召开。刘东生因病未能出席，向大会致信，对自己50年来第一次未能亲临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表示深深遗憾，并表达对中国第四纪研究会50年来所取得成就的由衷喜悦和祝贺，对老一辈第四纪工作者的感激与问候，以及对年青第四纪工作者的殷切期望和鼓励。与孙殿卿等6位老科学家被授予“中国第四纪功勋科学家”称号。
10月11日，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接受化疗。
2007年
1月11日，住院3个月后从301医院出院，回家休养、恢复。
3月20日，为丁文江诞辰120周年题词。称丁文江是中国现代自然科学的伟大实践家、受人爱戴的领导者和富于哲学思维的科学思想家。盛赞丁文江一开始就赋予中国地质学以全球性使命，为中国地质科学屹立于世界之林和不断发展打下了思想基础，把矿产资源开发放在中国地质工作的首位，并注重培养人才，为建国以来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5月17日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宣布，授予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东生“洪堡奖章”，以表彰他在地球环境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黄土研究方面做出的大量原创性研究成果。
6月5日，为《黄土与干旱环境》撰写“跋 ：现代地质科学时期后的中国黄土研究——让历史的光辉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
6月10日，带病参加在新疆驻京办事处召开的“罗布泊科考成果验收会”。
7月，病中撰文纪念6月10日逝世的孙殿卿，此成绝笔。
8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亚历山大·冯·洪堡国际会议：东亚季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开幕式上，接受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EGU)授予的“洪堡奖章”并致简短答词。会上EGU名誉主席A. Berge教授致辞。此为刘东生最后一次到工作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所。
9月7日，因肺部感染第四次入住301医院。
9月，获国际欧亚科学院卓越科学贡献金质奖章。
2008年
1月21日，因食欲差，抵抗力极弱，第五次入住301医院，此后再未回家。
2月，为落实胡锦涛主席访问南非期间关于加强两国人类起源与发展研究的建议，重病中约见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所同志，并亲笔修改国家科技基础研究专项“中国古人类遗址、资源调查与基础数据采集、整合”立项建议(该项目于4月正式启动)。
3月4日，肺部急性感染，病情恶化，医院投入全力抢救。
3月5日，弥留之际，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领导、研究室同事探视，陪护。
3月6日，因呼吸衰竭，抢救无效，于11时22分心脏停止跳动，享年91岁。
3月6～17日，收到国内外各界唁函、唁电约350份。
3月17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等敬送花圈，刘延东、路甬祥、陈至立等亲赴灵堂告别，有关单位领导、生前友好、同事、学生近千人参加了告别仪式，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Jim Bowler教授专程来京悼念。
4月17日，北京万安公墓举行骨灰安葬仪式，家人、好友、学生近百人参加。从此，一代宗师刘东生安息于北京城西灵山秀水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