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宗 祜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石家庄050061）
我是1955年在中国科学院地质所与刘东生先生认识的。
1955年初，我从前苏联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毕业后，回到国内，被分配在前时的中央地质部工作。同时根据当时中国科学院与地质部双方的协商，决定我每周三天在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局，三天在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工作。我的专业是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但是这个学科的地质基础是第四纪地质。我来到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时，当时的所长侯德封先生安排我在刘东生先生所在的第四纪研究室，在这里我认识了刘东生先生。在莫斯科地质学院时，我以苏联境内的黄土的工程地质问题为研究对象。原苏联的欧洲部分的乌克兰，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广泛分布着黄土，特别是中亚地区的黄土有些与我国西北地区黄土近似。回国后正赶上国内进行我国第二个五年建设计划实施时期，大量的地质工作要为地区的经济建设服务，有水利工程、铁道工程、公路建设，以及各种类型的工厂、矿山等等。绝大部分的工程建设都部署在西北黄土地区，而且农业方面水利、水土保持工程都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黄土地区。当时许多科研、生产、教学单位的专家教授、技术人员都到黄土高原来参与不同专业方面的黄土研究工作。我到中国科学院地质所时，刘东生先生在候德封所长领导下已经开始了我国西北地区的黄土的地质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大量的工程建设项目在我国西部黄土高原地区实施。由于黄土特殊的工程地质性质，给工程建设带来许多不利的问题，引起国家的重视。当时国内许多工业部门、教学部门和科研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都到黄土高原，在不同的地点、对不同的问题进行勘察、研究，形成我国第一个黄土科学研究高潮。在此期间，根据工作需要和便于学术交流，组成了一个“黄土研究小组”，参加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质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研究所、建工部建筑科学研究院、铁道部铁道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陕西西北大学地质系、西北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陕西省建筑勘测设计院等单位的科技人员。当时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武衡也参加过这个小组的会议，并提出是否可以建立一个黄土研究所？以后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已充分表明黄土的科学研究对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我和刘东生先生都参加了这个小组。这个小组对以后国内黄土研究具有推动作用，意义很大。刘东生先生在黄土高原的地层划分、命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黄土第四纪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第四纪地质的研究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第四纪地质学在国内才逐步建立起来，比国际上要晚很多。我国西北地区黄土的地层学研究就更要晚了。起初是在山西、陕西一带的新生代地层分为A、B、C三层，最上为C层为马兰黄土，其下为B层称之为红色土，再下为红土C层（即静乐、保德红土）。后来认识到这个剖面中包括了第四纪的黄土地层和晚第三纪（现为晚近纪）的地层。地层的划分是研究黄土的最基础的工作，五十年代中期刘东生先生最早指出了，新生代地质研究中的“红色土”（即“B”层）实为黄土高原中黄土剖面里面的夹有古土壤层的黄土，应为第四纪地层剖面，因此，黄土高原的黄土完整地质剖面是包括“马兰黄土”和“红色土”的全部应划归第四纪地层。刘东生先生的这一意见为黄土高原第四纪地层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对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黄土高原黄土层的地层划分问题，最初刘东生先生提出将黄土高原的黄土分为“新黄土”和“老黄土”。这一地层名称由于易懂、易记，因此曾被广泛应用。有一次刘东生先生和我在一起讨论黄土研究中的地层问题时，刘先生对我讲，“新黄土”、“老黄土”这个名词作为地层划分使用，感觉有些缺点，很容易在今后工作中带来困难，因为如果今后我们发现了位于新、老黄土之间的一套黄土地层时，应如何命名，就困难了。我深感刘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的严谨作风和认真审慎的态度。
1958年前苏联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席格拉西莫夫院士来中国，建议中国能派代表参加于1961年将在波兰召开的第六届INQUA会议。为此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主任李四光先生建议组织四篇学术论文，并派人去参加第六届INQUA会议。其中一篇为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一篇为古人类问题，一篇为古脊椎动物化石方面的研究。同时李四光先生找了刘东生和我，指定我们二人负责写中国黄土研究一文。刘东生先生根据他多年在山西离石王家沟的黄土剖面研究资料和山西午城的黄土剖面为基础，提出了中国黄土地层划分及命名的方案，自上而下为：马兰黄土、离石黄土、午城黄土。此后刘东生先生先后向李四光主任和尹赞勋先生（当时是全国地层委员会主任）作了详细汇报。这一地层划分方案对我国黄土地质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刘东生先生在我国黄土研究中的这一重大贡献是十分可贵的。
刘先生去世已近一周年，每回忆起我和他在黄土研究工作中经常的交谈，坦诚相见，受益匪浅，深感刘先生的去世实为地质界的一重大损失，刘先生在许多方面值得我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