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生先生和青藏高原研究
姚 檀 栋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100085）
刘东生先生是我国地球科学界的一代宗师。作为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大师，他在我国黄土和青藏高原等研究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为我国地球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刘先生的科学足迹踏遍了南极、北极和“第三极”——青藏高原。他的一生，是追求科学真理的一生。作为从事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们永远怀念他对青藏高原研究的贡献。他在青藏高原研究领域做出的成就，为我们树立起了丰碑；他献身青藏高原研究的科学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指出的青藏高原研究的新方向，是攀登新的科学高峰的路标。
开拓青藏高原研究
刘先生的青藏高原实地考察研究始于1964年。当年，刘东生先生联袂施雅风先生，组织了一支阵容空前的科学考察队，攀登希夏邦马峰，同时还进行了川藏公路波密段的泥石流考察，取得了丰硕成果，是以后野外科学考察的样板。通过考察，他们在海拔5900米的冰川旁发现了阔叶树——高山栎的化石，证明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是晚近的事件，并由此推断在200多万年中强烈地上升了3000米。这一发现引起了科学家们对“青藏高原隆起时间、幅度和阶段”的探讨，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有力依据。
1966~1968年，刘东生先生和施雅风先生第二次带领中国科学院西藏科考队开展珠峰地区科学考察和藏东南林芝地区科学考察。考察中雅鲁藏布江缝合线的发现为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碰撞理论提供了证据，三趾马化石的发现为古环境演变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明确提出了以“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及其对自然界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为中心的研究，成为后期青藏高原研究走向国际研究前沿的重要指导思想。
1982~1984年，刘东生先生第三次率队前往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最高峰南迦巴瓦峰进行了大气、地质、地球物理、地理、冰川、植物、动物等学科的综合科学考察，推动了雅鲁藏布江下游峡谷的形成、水汽通道作用、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刘东生先生在推动青藏高原阶段性科学考察的同时，不断引导人们用新的思想指导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刘东生先生在80多岁时仍然亲赴青藏高原，并在88岁时深入青藏高原北缘的罗布泊地区进行科学考察。他的这种奉献科学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年轻科学家。
引导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刘先生在不同的重要场合多次谈到“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这一新的科学方向，而这一科学方向的目标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2002年，在路甬祥院长、陈宜瑜副院长主持召开的“成立青藏高原研究所专家论证会”上，刘先生第一次提出“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这一问题。2005年，在青藏高原研究所学术指导委员会会议上，刘先生亲自执笔，起草了一个5000余字的发言，系统阐述了“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
刘先生指出：回顾一下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的过去，它已在时间的隧道中穿过了几个现代科学研究的阶段。它已经跨过了从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考察路线、英国登山队科考报告、Kingdon Ward的采集记载中去寻找科学的那种拓荒者阶段；也经过了珠穆朗玛峰登山科考、希夏邦玛峰登山科考和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等等，着重于科学新发现和新认识的青藏高原大发现阶段；还经过了多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多单位、多学科的大协作进行专题研究的阶段；现在正在从区域性的考察进入连续观测、实验、分析的理性认识阶段。通过了这几个阶段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并没有结束，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以至于最近，许多杰出科学家们新的研究工作已经显示出超出以前轨迹的新突破，这和当前急剧发展的社会需求是相一致的。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研究从时间、空间和社会存在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科学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最新的和属于未来的时期，它既是过去工作的继承又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它是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和研究的新阶段。
刘先生认为，当前国际和国内科学研究的形势十分利于青藏高原的研究。仅从地球科学方面来看，许多重大的国际上关注的问题都聚焦于青藏高原，或者是需要聚焦于青藏高原。因为日益为政治家和决策人所重视的全球变化研究的全面性和完整性都离不开青藏高原这个区域；而要追究任何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和机制都必然随环境条件而各异，青藏高原提供了这样的条件；而不容忽视的是人作为自然界的最具影响力这一因素的社会效应，青藏高原对大自然环境所保持的完整性是人类探讨人与自然环境未来前途的最好场所。这些都显示出青藏高原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优势。总之一句话，因为青藏高原是一个最具有全球性的地区。
刘先生在讲话中强调了青藏高原研究的两个例子。他强调的第一个例子是冰芯研究。他总结道，国际上许多科学计划正在一步步的从认识自然走向面对未来。像极地的各项冰芯钻探计划，如在南极的东方站（VOSTOK）计划，格陵兰的冰芯钻探计划和最近的在南极的DOME C附近的冰芯钻探计划等项目的实施中，其注意点是论证过去气候记录和现代以及后现代、未来气候的关系。它已经对全球气候增温问题和地球环境未来变化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地质历史比较研究的新领域，给人们以新认识。而人们除了把现代CO2和CH4浓度的升高和40多万年来，70多万年来的冰芯记录的冰期时期，以寻求未来变化的状况外，也还在寻找极地以外，大陆上冰芯记录和它的联系。我们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冰芯记录，不正是一个非常关键和具有研究实力的地区吗？他强调的第二个例子是青藏高原隆升研究。他认为，青藏高原的隆起和岩石圈风化与大气圈及海洋之间关系的研究，这个从青藏高原开始提出来的地球物质演化的模式，和达尔文的生物演化一样正在悄悄地丰富人们对地球物质演化的认识。青藏高原的研究在解释全球，而全球的研究也丰富了青藏高原的研究。
推动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建设
刘先生非常关注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建设工作。他不仅参加了成立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专家论证会，还作为青藏所学术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亲自指导研究所的具体工作，为研究所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刘先生在2005年的青藏所学术指导委员会上特别提到了青藏所的发展问题。他说：恐怕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地方像青藏高原这样能够使人感觉到时间、空间和科学之间的辩证法了。1930年代，植物学界的老前辈刘慎谔先生一个人步行去青藏高原考察的时候走了一年多；1950年代，地质学家李璞、崔克信、王大纯等，土壤学家李连捷，植物学家崔友文等几位骑马去西藏的时候走了好几个月；1960代年，冰川学家施雅风先生率队和中国登山队一同从格尔木坐汽车到拉萨时走了四、五天；而到了21世纪的2005年，从北京坐火车去拉萨仅48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如果说刘慎谔、谭锡畴先生时代的青藏高原离我们是那么遥远，到达的时间需要用年来计，李璞、李连捷先生时代的青藏高原是需要以月来计才能到达，而到了施雅风先生时代到达青藏高原就可以以天来计算了。青藏高原正在一步一步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其结果是在青藏高原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世界上最高的一个研究所——青藏高原研究所。它的建立很自然的成为后现代时期的青藏高原研究的重要标志，它的建立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它的建立应该在世界科学的领奖台上升起五星红旗和奏响中国国歌。因为是我们自己在被称为百万翻身农奴的土地上构筑了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长城。刘先生以当年英国著名登山者马洛里的名言“Because it is there”（因为山在那里）来说明建立青藏高原研究所要坚持的科学精神。他认为，英国人说的在那里显然是带着距离感说话的。因此，他接着提出，为什么不能是“Because it is here”（因为青藏高原在这里）呢？他带着对青藏高原的浓厚感情说，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建立，改变了人们心理上的对青藏高原的距离感。现在我们可以说“因为青藏高原在这里”这句话了。我们这么说，不仅仅说明它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我们，更说明它科学上真正的属于我们了。因为我们了解它的一切，我们为此付出了汗水，付出了智慧，也付出了青春，所以我们有资格说这句话，因为它是属于我们的。我们的科学家们可以在青藏高原研究所的院子里、实验室里向全世界的人们说“青藏高原在这里”。青藏高原研究所的诞生在向全世界发出号召：来这里研究青藏高原吧！
刘先生还对青藏所的工作提出了殷切期望，他指出青藏所的位置和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不仅仅是代表几十个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而是要求它代表的是整个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和发展。我们应该说，在这个后现代时期中，科学研究在青藏高原的成功，就是中国的成功。而在青藏高原的成功则需要青藏高原研究所的同志们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发扬青藏科学精神，艰苦奋斗，不断创新。
刘先生在他接近90岁高龄时，仍以赤子之心的激情勉励中国科学家们：我们可以预期在21世纪青藏高原科学研究的成功。这将是中国的成功，也是世界的成功！
我们永远怀念刘东生先生：他的科学丰碑，他的科学精神，他的科学远见，他的科学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