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 易 近 人 的 楷 模

吴 新 智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100044）

 

刘东生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术前辈之一。我虽然无缘与他在同一个单位共事，但是由于工作关系也时有向他请教和求助的机会。在与他的交往中有许多细节，当时令我感动，事后久久难以忘怀，对我的为人处事不时起着楷模的作用，也使我对刘先生日益增长敬佩之情。

刘先生1945年考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开始师从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人杨钟健先生学习并研究古哺乳动物学，随后又在杨先生的领导下研究古鱼类，1953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协助侯德封先生开展第四纪研究，将重点放在广布于我国北方的黄土。他培养并领导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论证了黄土的风成学说，使中国黄土成为与深海沉积和极地冰芯并列的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三大自然档案之一, 也是国际对比的重要标准。他本人跃居全世界研究黄土的科学家的最前列。刘先生28岁才真正开始科研生涯，在黄土研究这个领域起步时已经36岁，但是一步一个脚印，终有大成。我常以刘先生为例，鼓励一些自怨在科学领域起步偏晚或被不正常环境耽误很久的年轻同志只争朝夕，扎实进取，并以之自勉。刘先生的榜样是激励包括我在内的学术后辈长盛不衰的精神力量。

刘先生不但致力于本身从事的学科，还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工作十分关心和支持。当社会上盗挖、盗卖化石猖獗，严重危害我们这门科学的发展时，刘先生挺身而出，在我们向上级呼吁的信上签名。在国外出现片面性的研究成果企图否定周口店猿人用火时，刘先生积极参加我们举办的讨论会，用事实澄清历史的真相。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刘先生对我们研究所的诸多请求总是有求必应, 大力支援。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常说，古人类学有四条腿：人类化石，旧石器，第四纪哺乳动物和第四纪地质。我所古人类研究室就包括这四方面的研究人员。研究人类化石者参加解剖学会，研究旧石器者参加考古学会，研究古哺乳动物者参加古生物学会，而他们所参加的各该学会的大多数成员却都另有专长和关注的重点，对有关古人类学的学科知之甚少，很难对有关人类起源和进化的问题展开卓有成效的讨论。我们从事古人类学科研的同事们常为很难利用学会活动的渠道得到提高而感到烦恼。我与刘先生谈起此事，建议在第四纪研究会中建立古人类- 旧石器专业委员会，得到刘先生的赞同。起初事情进展有些难度，后来在刘先生的大力支持、促进和高星等同志的努力下，终于设立了这个专业委员会，为从事人类起源和进化研究的有关科研人员构筑了一个新的平台，交流科研成果，互相切磋，共谋推进古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 并且加强与广大第四纪研究工作者的联系。

法国神甫德日进是世界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不仅如此, 他晚年的哲学著作在最近这半个世纪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使他又是一位哲学科学家或科学哲学家。刘先生虽然没有机会与他共事或接触，但是敬仰他在科学和哲学上的巨大贡献和影响. 在德日进来华工作 80周年之前的一段时间，刘先生在百忙中花费大量精力熟悉德日进的为人和学术成就, 发起和促成对德日进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刘先生目光高远, 热诚积极，不但为有关学科的发展出力，还关心有关的科学哲学并努力扩展其对我国科学事业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有一天刘先生来到我所谈事。事后我得知他是乘公交车来的，赶紧请业务处长郑家坚同志安排汽车送刘先生回祁家豁子。看着这位身穿兰色旧中山装的古稀老人的背影，我又一次对这位长者的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精神产生由衷的敬意。

1992年韩国考古学家孙宝基邀请我国有关同行去汉城（现更名为首尔）访问。有一天主人组织我们考察一个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那个遗址在学术上不是很重要，剖面也很单纯，参观者大都不很重视。我却看见刘先生掏出野外笔记本对着剖面认真地又写又画。目睹刘先生在耄耋之年仍旧勤思勤记，积不厌细，我不禁联想到大海不弃涓滴的古训。

我记得有一次去香港参加东亚古环境学术讨论会，有幸与刘先生共乘京广列车，并且同在一个节卧铺车厢。开车不久之后，刘先生叫来他的学生旺罗帮助他修改增补，甚至重新组织他将在香港报告的多媒体文件。他精益求精的精神再一次使我深受教育。

哲人已逝，楷模长存, 谨籍此点滴回忆，瓣瓣心香，表达我的崇敬和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