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接触到的刘东生先生

汪 集 暘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我1962年留苏回来到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工作时，就听说刘东生先生是我所最年轻的“老先生”。当时我们年轻人对“老先生”都有一种莫名的敬畏心情，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老先生学问很大，但脾气也很大。按所里的规定，新到所的人都要在201会议室作一次学术报告，一般老先生都来参加。我大学学的是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留苏时副博士论文作的是西西伯利亚自流盆地油田卤水。记得刘先生那天亲自来听还提了不少问题，报告结束后对我说：第四纪与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关系十分密切，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他。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使我的敬畏之心冰然获释。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先生开始搞地方病调查，那时他人在贵阳地化所，但是一定要我参加这一工作，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我随刘先生的研究团队一起去黑龙江进行克山病调查，最后发现无论是克山病，还是大骨节等地方病都跟当地的水土和水文地质条件密切相关。他当时就十分注意环境地球化学问题，还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写出“环境地质学的出现”一文，油印后在所内外散发。大家知道，刘东生先生是我国第四纪研究的奠基人，但他的目光绝不限于第四纪，环境地球化学就是他关注的另一学科新领域。应该说，目前贵阳地化所的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涂光炽院士和刘东生先生两位一手创建起来的。

刘东生先生对地热学科也十分关注并大力支持，他经常对我说地热十分重要并对我们作出的每一点成绩表示赞赏并加以鼓励。1989年，《第四纪研究》要出一期纪念李四光教授诞辰100周年的专集，刘先生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性的文章，这也就是该专集上“李四光教授倡导的中国地热研究”一文的由来。1991年，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学术大会在北京召开，当时国际上正在开展利用地热资料反演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气温变化的研究,时任国际热流委员会 (IHFC) 主席的Henry Pollack 教授（美国密歇根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我向刘先生建议邀请他与会并作大会报告，刘先生欣然同意并亲自接见了Pollack 教授。
　　在人才培养上，刘东生先生非常注意提携后辈。1993、1995年他两次主动推荐我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当1995年我当选后他十分高兴，亲自来电祝贺。在以后历次院士候选人推荐中，每次所里开会他必亲自参加并提出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刘东生先生不但对后辈十分关心，甚至对所里的辅助人员也倍加爱护。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有一天，刘先生突然将两页纸交给我并要我好好看看提出意见，我一看是原地质所司机班孙师傅写的有关地热方面的一些想法和看法。孙师傅是上世纪50年代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位司机，山东大汉人高马大且秉性耿直，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认真思考了不少地热方面的现象和问题。我当即认真仔细地看了他写的东西并找孙师傅谈了一次，刘先生知道后非常满意。从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刘先生的伟大人格，他不单对长辈，如原地质所的候德封、尹赞勋、叶连俊等老先生和张文佑所长十分敬重，对后辈也关怀备至，甚至对孙师傅等非专业人员也十分爱护。
　　时光流逝，刘东生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但他的伟大人格，渊博的知识和高尚品德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并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