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念 刘 东 生 先 生

孙 鸿 烈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我深切热爱的老师刘东生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他对我在学术方面的指导更是难以忘怀。

我认识刘先生时还是上世纪40年代，那时我和父母住在兰州，我还在上高中。刘先生因为什么事路过兰州，特意来看望我的父亲孙健初。那时刘先生很年轻，很谦虚。我父亲非常赞赏刘先生的才华和作风，留他在我们家吃了饭。他走后，我父亲对我说：“这样的年轻人很难得，你要以刘东生为榜样。”

我有幸再次见到刘先生是在1954年，当时我在北京农业大学土壤农业化学系做助教，随我国著名土壤学家、我的导师李连捷教授带学生去黄土高原实习。那时刘东生先生正参加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考察工作。李先生专门请刘先生给我和随行的土化系的学生讲黄土问题。刘先生还展示了他的野外考察笔记和插图，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笔记用蝇头小楷记得一丝不苟，素描构图精准，栩栩如生。他报告时展示的渊博知识和鞭辟入里的分析，使我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对黄土研究的意义和内涵有了初步的概念。李连捷先生高度赞扬了刘先生，谆谆教导我们做学问就要像刘东生先生那样认真、踏实和刻苦。

可以说，刘东生先生早在我青少年时期就成为我十分敬仰的导师。

后来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与刘先生的接触就更多了。特别是我们在青藏高原考察研究中，刘先生的教诲对我而后的研究工作更是影响深远。

刘东生先生早在60年代就亲自组织和参与了珠穆朗玛峰、希夏邦马峰等地区的考察。1973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作为我国青藏高原研究的开拓者，他对这项研究更是倾注了很多心血，并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正如他在文章中指出的：“一批又一批的科学考察队员们在默默前进的旅途中，在艰苦的攀登中，在寻探生命进化的沉思中，在风餐露宿的惊险行程中，已经一步一步地把青藏高原变成世界上科学研究的重点。”他高度评价了于这一年成立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它的成立使青藏科学研究有了继承过去并延伸到未来的依托”，认为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对青藏高原的深刻理解，科考队员对青藏高原研究的信心，成为青藏高原研究不断深入研究发展的动力”，热情赞扬“科考队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带来的是科学，我们留在青藏高原的是青春。”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文革期间，刘先生在政治上受迫害的情况下，虽然已年过花甲，依然以一个普通考察队员的身份参加青藏高原的考察，和大家一样，风餐露宿，吃苦耐劳。

在刘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榜样的鼓励下，青藏考察队员们30多年来，前赴后继，把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献给了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事业。同志们春去秋归，一年中大半时间生活、工作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山地，但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坚定的信念鼓舞着每个人勇往直前。

30多年来，在考察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时地就学术问题以至队伍组织、工作计划、总结方法等向刘先生求教，他对此总是有求必应。他对我们的指导思想可以集中概括为他所总结的“青藏效应”四个字。他认为青藏研究的成功应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就是探索自然奥秘的凝聚效应，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效应，人才涌现的催化效应和不断扩展的社会效应。我们的青藏考察研究能够持续30多年，有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积极参加此项工作，正是不断实践刘先生所提出的这种凝聚效应的结果；青藏高原的研究涉及地学、生物学等40多个专业，大家能够共同围绕“青藏高原的形成演化及其对环境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这一主题进行综合研究，正是遵循了刘先生促进学科相互渗透的方针，得以探索一个又一个综合性的科学问题，得出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正是遵照刘先生要注意人才培养的意见，一大批科研人才在青藏研究的实践中涌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仅以青藏研究为主要贡献而当选的两院院士就达十几人之多；正是执行了刘先生关于拓展考察研究的社会效应的建议，考察研究工作不仅关注基础研究而且根据国家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需求，确定研究课题。特别是在当地政府最关切的农林牧业和水利、地热开发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建议，做出了贡献。

刘东生先生是在中国乃至世界地学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的科学大师。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谦逊的学术作风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借这本文集发表之际，仅以此文纪念刘东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