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 念 刘 东 生 院 士
孙 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刘东生院士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似乎他仍然在我的近旁，但他确实留在我的心中。
刘先生（在他生前我一直这么称呼）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他对地质科学的贡献、他通过各种活动对发展我国地球科学的贡献、他以自己的专业和热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以及对国际第四纪科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我在这里仅以我自己看到的和学到的一些方面，写出来作为对他的深深怀念，尽管是点点滴滴，但都是近距离的。同他的许多杰出贡献相比，我写的也许略显“平凡”，但却折射出他对科学的执着。
“还有一位刘东生常年在野外”
我1953年8月被分配到位于南京珠江路的地质研究所工作，当时在所内人员为数不多，依稀记得也许是中秋之夜的一个茶话会就只有十来个人。
我到所后，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彭会是一位老革命领导干部，他不时地向我们这些新来者介绍一些所里的情况，他多次提到我所还有一位刘东生常年在野外工作，在所内的时间不多。彭会书记很尊重知识分子，他说起侯德封所长和叶连俊主任等总是称侯老，叶先生, 而说到刘东生先生，刘鸿允先生则常常直呼其名，因为他们彼此年龄相近。在一次青年团的组织生活会上，彭会同志还提起过“刘东生是团友”，那是因为刘东生先生当时已三十开外，从年龄来讲他已不能加入青年团，但可以成为团友。当时我想，他一定是仍然充满年轻人的朝气，因此才有意成为团友的。
1954年初，在隆冬的寒风中，地质所由南京迁到北京，所址在城内景山东面不远的松公府夹道原北京大学地质馆大楼。过了几个月我终于见到了慕名已久的他——一位和蔼且富有青年气质的地质学家。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问我从那个大学毕业，现在在做哪方面的研究等等。我说我在叶先生领导下做沉积, 他说沉积很重要， 他现在做第四纪有很多也是沉积问题。他还给我介绍说，他在矿区做过第四纪地质，目前做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的地质工作，特别是黄土工作。他说，地质工作野外很重要。他在言谈中给了我启发。
坚忍不拔 持之以恒
在1953~1957年期间，地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发展比较平稳，当时基本上是根据国家建设需要安排研究课题，也安排少数基础工作（按现在的说法）的课题，当时比较强调多做点实际贡献，对论文也很重视，但不过分强调。
到了1958~1959年，在全国“大跃进”的气氛下，地质所也免不了有些跟进，在“敢想敢干”、“技术革新”和“地质学革命”等等的名义下，在一定范围内噪动，一度地质所的研究室合成几大片，例如把原来的沉积室、地层室和第四纪室合并为一个室，名之为“外生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室，内部实际上还是各干各的。这个新研究室的主任是叶连俊先生，副主任是刘东生先生等。我当时担任研究室的业务秘书，叶先生外出时，我就向刘先生汇报请示工作。有一回上面布置各研究室要“敢想敢干”提出一些新的设想，沉积这一块我也只能把原来考虑过的东西汇总一下，列出沉积矿床、碳酸盐岩和岩相建造研究等数项。当时我怕过不了关，就去请示刘先生，他说这很对嘛，你们当初发现湘潭锰矿就是很好很大的贡献嘛, 第四纪方面黄土研究还要深入开展，还有很多地质问题要解决嘛。我说如果我们只谈这些，上面会不会认为我们保守？他说这是实际情况嘛，要按现在的说法他就是说要实事求是。在当时希望“抱大西瓜”的氛围下，说这样的话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压力的。刘东生先生有这样的精神，当时我感觉受到了很大支持，安定了我的焦虑。
在“大跃进”年代到三年困难时期，刘东生先生的第四纪和黄土研究绵延不辍，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196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等黄土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这在当时的地质所是很突出的。
为北京科学讨论会日夜操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科学方面的交往以前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为主。1964年召开的北京科学讨论会应该算是我国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国际科学学术会议。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的态势，这次会议的外国参与者全部来自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北京科学讨论会是一次多学科的会议，有一理科组，理科组下有地质学古生物学分组。分组的组长是张文佑先生，副组长是刘东生先生，我担任秘书。这次会议从开始筹备到会后总结，前后历时一个多月，这是我一生中同张文佑和刘东生二位先生近距离长时间接触的第一次，而单就刘东生先生而言是我同他长时间、近距离接触的唯一一次。
地质学古生物学分组会的规模，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很小的。国外的学者来自澳大利亚一位、日本两位、缅甸一位、肯尼亚一位和摩洛哥一位，国内与会的约20位。
会场设在友谊宾馆靠近西北角的北京科学会堂，它的大报告厅是专门为这次会议兴建的，筹备工作开始时一位著名声学家专门领我们参观了报告厅，介绍报告厅的设计如何的符合声学要求，因而是一处高水平的会场，厅内设有同声传译设备。我至今仍然能回想起当时在场的张文佑先生、程裕淇先生和刘东生先生等的兴奋表情，而对我来说这在当时国内还未见过。刘东生先生则是赞不绝口。
筹备工作包括审查与会代表们寄来的英文摘要，刘东生先生还请李璞先生参与审查工作。由于摩洛哥学者是讲法语的，又从长春请来了董申保先生。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各项工作要保证政治上的绝对正确无误。因此与会者的口头报告、讨论、野外考察、外国学者去有关单位参观访问、李四光部长的接见和宴请、用车的调度等等都要一一讨论，并要同理科组汇报和协调。多少个晚上，张文佑先生和刘东生先生详细研究计划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刘东生先生接下去还要起草有关计划文件，常常是午夜12点以后我才离开刘东生先生的房间。我记得有一回很晚了，一位英语女译员熬不住了，伸手向刘东生先生讨香烟提神。那时我就深深感到刘东生先生考虑工作非常细致、慎重，做事不辞辛劳。我们大家都佩服他身体极佳，后半夜才睡，一大早又在食堂里见到他了。他常说，这次不仅是学术会议，而且是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要努力干好，不要出一点差错，要安排好外宾的一切活动，也要使国内科学家满意。
“地质所的第四纪还要发展”
1966年初，中国科学院在贵阳建立地球化学研究所，原地质所的相当一部分科技人员和职工都迁往贵阳，刘东生先生也是其中一员。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已很少见到刘先生。有一年他去黑龙江省研究克山病路过北京，他知道我在那一带工作过，就问问我那里的一些地质情况，并向我要了我的出版物，我对他的虚怀若谷精神深为钦佩。
地球化学所分出去以后，地质所仍有一些人员在做第四纪研究，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我进入所领导班子担任副所长，遇到刘东生先生时常向他请教地质所第四纪的发展问题，他每次的谈话都充满热情，也深深地感染了我。特别是1970年代末有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刘东生先生表示了愿意亲自领导和推进地质所第四纪研究的意见，我当然很是高兴和欢迎。当时张文佑所长也表示欢迎。但根据当时各方面的客观情况，我也向他表示在人员和设备等方面一时恐怕很难得到很大的支持，他也表示理解。后来在招收研究生方面得到加强，几位研究生获得学位以后，地质所的第四纪研究开始得到快速发展。当年刘东生先生同张文佑所长以及我等几人设想的“地质所的第四纪还要发展”的愿望实现了，这是对地质所发展的一个贡献。遗憾的是张文佑所长1986年初驾鹤西去，没能亲自看到第四纪在地质所发展的新面貌和新水平。在刘东生先生生前，我们谈起张文佑所长的支持，刘先生也深有感慨的表达了对张所长怀念之情。
关心地质所的发展
1983年初，我和胡辅佑、王思敬、苏明迪等组成所的新领导班子，张文佑先生任名誉所长。领导班子内部以及同处室领导一起常常议论地质所的发展方向、重大任务和有关改革设想。这里主要回忆一下在这些问题上同刘东生先生的接触。
1983~1986年期间，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地质所如何改革，如何发展，这是领导班子经常谈论的话题。当时的基本看法包括三个方面，在学术上要自立于国内外学府之林、开放流动；在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要做出重大贡献；在研究所的性质上要成为推动地质科学发展的地质科学综合研究机构。
我个人曾多次向刘东生先生请教有关问题，他对上述的看法都表示赞同。我们还具体谈到了岩石圈研究和院开放实验室的建设问题。我提到要争取建立一个有关岩石圈研究的开放实验室，刘先生认为这符合当前地质科学的发展方向。他也提出，可不可以把沉积、第四纪和地层的相关部分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生代研究开放实验室，我当时感到很有新意，值得进一步探讨。
大约在1985~1986年，中国科学院有关部门发表的统计数据说明，地质所1978年以来重大成果数量居全院第15位，这让我有一些心动，可不可以向院里申请办成一个开放研究所（当时已有理论物理所和数学所作为开放所的先例），以岩石圈以及资源环境灾害工程为研究重点。刘先生表示，我们是可以更加开阔地做些思考，我们还可注意，新生代研究还牵涉到岩石圈同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之间的关系。 我也补充说，在地质时期中都涉及这些关系, 尹赞勋先生生前曾经提出，固体地球研究未来还要结合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和自然地理学，研究地球气、液、固三态物质的发展演化。刘先生表示，尹老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思考。
随后，同所领导班子和有关同志经过进一步的酝酿讨论，于1986年10月左右形成“申请地质所作为开放研究所的报告（初稿）”，强调“运用现代地质学方法，研究岩石圈与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的关系，着重我国大陆和大陆边缘，为认识资源和能源的形成和分布规律、地质灾害的发生规律以及环境保护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作为研究所的发展方向。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设想开放所并不是很好的时机，地质所比较大, 虽然谈过几次, 有关方面还难以支持这么大和这么综合性的开放机构。但是当时我们许多同志同刘东生先生以及其他老前辈们共同构想的发展方向是有可取之处的，后来以另外的方式开展起来了。1987年我奉调到院资源环境科学局任职之后，刘东生先生领导的研究团队以黄土为研究对象开始全球变化研究，多年之后取得了国际领先水平的成就；在地质所建立起岩石圈研究的院开放实验室等等。
顺便提到一件饶有趣味的事。1988年的某一天，我在资环局同事陈泮勤君的办公室说事，陈君递给我一本美国宇航局刚出版的英文版《地球系统科学》，书名很新颖，我就借来一阅，粗粗浏览一遍即有耳目一新之感，我建议陈君译成中文供我们资环局及国内学术界广泛了解。后来我向刘东生先生谈起此事。我说，美国宇航局强调地球各个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研究，我们两年前曾谈到岩石圈与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互相独立地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方向，但在深度上我们比宇航局还是有差距。刘先生对我说，许多科学问题的差距就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事物的苗头，但没有展开广泛讨论，不能对问题作层层深入的剖析，因而不能形成有分量的新概念。我很赞成他的这一分析，我同时想到尹老多年前提出的类似看法也没有得到国内学术界的任何重视和反响。而当今, “地球系统科学”思路已成为新的方向, 令人不胜感慨。
为国际第四纪科学发展做点贡献
1987年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决定第13届大会于1991年在北京举行。我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组成了组委会筹备此届大会，刘东生先生任主任，张宗祜先生和丁国瑜先生任副主任，邀我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副秘书长有安芷生先生、刘嘉麒先生等多位. 因安芷生先生远在西安, 刘嘉麒先生负责常务。刘东生先生多次强调办好这届大会，为国际第四纪科学发展做点贡献。
在准备第一号、第二号大会通知时，刘东生先生非常重视各级会议的主题和野外考察路线的确定，主题要反映当代第四纪研究的前沿，野外考察路线要体现研究工作的水平。刘东生先生的英文水平很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在修改大会通知的英文稿以及其它文稿时，他常常邀约周明镇先生等英文修养很高的学者，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关起门来”潜心工作一段时间。他的严谨精神令我十分钦佩，我也从中学到不少的知识。他的严谨态度也促使我们对会议的各项工作更加细心，刘嘉麒先生在我们工作班子中则是倾注全力、贡献最多的一位，刘东生先生生前常常提到这一点。
大会开幕前数周，刘东生先生提出要去向宋健国务委员汇报。宋健国务委员在此前早已应允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致词。我陪同刘东生先生去到宋健国务委员在国务院的办公室，报告了大会准备情况。宋健国务委员作为国家领导人并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对地学相当了解，他表示一定出席会议，希望抓紧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举办一次成功的、有影响的大会，并就第四纪以来的气候变化以及全球变暖等问题同刘东生先生进行了交谈。
第13届国际第四纪大会，在中国科学院及各有关部门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在那次会议期间，刘东生先生当选为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中国第四纪研究水平也进入世界前列。
“学部工作很重要”
2006年9月刘东生先生确诊患病后不久住院治疗。这对我们确实有些突然，因为他一直很健康而且充满活力。我们一些人，常在一起议论如何为他的康复做点事情，令我们放心的是在院领导的关心下，他得到了很好的治疗保障。
2008年春节期间，我同曾任院士工作局副局级学术秘书的孟辉女士去刘东生先生府上拜访，刘先生依然谈锋甚健，使我们感到兴奋。
刘东生先生比较多地谈到学部工作。他称赞孟辉女士过去在地学部办公室的工作做得好。他谈到当代自然科学中地球科学很受重视，资源环境问题为全世界关注，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同自然和谐共处与协调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我们地学部对推动我国地球科学发展有重要责任。他对着我们说，他早已是“资深院士”了，你们在学部中还正在发挥作用。他回忆到1980年当选学部委员，已经28个年头，他意味深长地说“学部工作很重要”。
在那次拜访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听到说刘东生先生又将返回医院继续治疗。一天上午，我给刘先生的夫人胡长康老师去电话，约在11时我去他们府上。但不一会儿胡老师给我电话说，刘先生觉得有点累，已睡下了，你们也就别来了，以后再说吧。我说，谢翠华已去买鲜花，请刘丽（刘先生之女）先接过去，我们以后再去。就在当天的下午，刘东生先生又住进医院。谁能想到，几十天后的三月六日就传来了刘东生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令人悲痛万分。
3月17日，当我向他的遗体告别时，我久久地注视着他那十分熟悉和亲切的脸庞，我心中默默地念道，您累了，您安息吧，但您的成就是永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