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深悼念挚友刘东生院士
施 雅 风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兰州730000，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210008）
东生院士驾鹤西归己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经常在我脑际出现。他出人意料的逝世是我们地球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他晚年不顾海上颠波，远去西沙群岛考察，参加艰險迷人的罗布泊区考察，亲自选定深钻孔位置。他每次去野外，总是一丝不苟的认真详密记彔所见所闻。以他周逰各地足迹之广，覌察到无量数的景观，阅读了无数文献，接触到众多髙层学者，加上他的思维之慎密，假设他再能够多活十年，他一定会贡献出更多重要的新知与成果，可以促进我国第四纪科学登上一个新台阶啊!
他的生命真是“重于泰山”，这是我十分痛惜他早逝的主要原因。在第四纪环境变化研究上，我们可说是大同行，他是先驱者，是主帅，我是附庸，是紧跟者。如大陆上沉积和深海氧同位素阶段比较，他主持的黄土研究在1980年代初期就解决了，是他亲自做系统实验解决的，比较彻底，而且树立了250万年以来的标尺；我主持的第四纪冰期划分研究，倚赖分散的多种方法的测年资料，至2002年才建立起近80万年的冰期–间冰期系列，落后了很多年。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认识有一致处，也有分歧处，如青藏髙原有没有发育过大冰盖?过去地质研究所聘请的苏联地质学家西尼村（B. M. ？）认为青藏高原有冰盖的，而1985年起在青藏髙原进行过多次考察的德国学者M. Kuhle先后发表二十多篇文章，全力宣传青藏髙原冰期平衡线即雪线一般下降1100~1500m，由此髙原上发育了厚达700~1200m、面积约2.0~2.4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冰盖。刘先生说，他不相信Kuhle的说法，但不排除冰盖存在的可能性。他提出了Missing Ice Sheet一词，而没有具体阐述。1999年，他与张新时、熊尚发、秦小光合作在《笫四纪研究》发表“青藏髙原冰期环境与全球降温”一文，我仔细拜读后得知刘先生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冰期约1000m的雪线下降值似乎在全球范围内一致性”，他从古里雅冰芯氧同位素折算冰期降温值为9~11℃，以气温垂直递减0.7℃/100m计也就相当于雪线下降1000~1200m左右。我不同意上述基本观念，认为雪线髙低取决于由年降水量决定的积累量和由夏季温度决定的消融量的平衡值，冰期雪线下降值不单纯取决于降温值，也受到降水变化的影响，在全球各地差别很大，大体湿润区可在1000m以上，干旱区则小得多，只有几百米，末次冰期遗跡如冰斗、终碛、侧碛等一般形态清楚，保存良好，現在也有不少测年记录，可直接推算古雪线高度及其与现代雪线相比的下降值。青藏髙原东缘、南缘、西南缘，降水量大的地区雪线下降值达1000m或更多，髙原边缘山脉内侧，降至500m左右，高原中西部干旱区更降至300m以内。冰期降水较冰后期少，季风区尤甚，髙原西北部是北半球寒、旱核心区，远低于0℃的冰温，限制了冰川运动主要是塑性变形，这就严格限制了冰期冰川的发展，如昆仑山西、中段和和羌塘髙原冰期冰川规模只有现代冰川的1.9~3.4倍。在李炳元等多人合作编制的1:3,000,000第四纪冰川分布图上量算，髙原上末次冰期冰川面积只有350,000 km2，为现代冰川的7.4倍。尽管有遗漏，但可以肯定说：实际资料完全排除了冰盖存在的可能性。据此，我撰写了“对青藏高原末次冰期冰盛期降温值、平衡线下降值与模拟结果的讨论”提出异议，也投寄《第四纪研究》，我原想刘先生末见得能赞同我的观点，审稿时可能会提出些不同意见，和我商讨，以至要我修改，不意刘先生大度包容或者接受了我的意見，竟然让此稿全文刊登，这使我相当感动。
2006年秋，中国第四纪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学术会议在南京举行，会议在刘嘉麒先生主持下,我听到安芷生、丁仲礼、汪品先、吴新智等先生的精彩报告, 会议还给一批有贡献的老年学者包括我在内颁发了“第四纪功勋科学家奨”，我原想在开幕式上能够见到刘先生，不意那天末见到，听說正值北京院士体检，体检后即可到会。我想那年正逢刘先生九十华诞，买了些小礼品並将新近主编的《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一书送请他指正，不意隔天刘先生仍末到会，说是体检中发现刘先生前所未知的毛病必须留医院治疗，为此大家十分挂念。会议安排原为祝寿致词的时间，改成了自由发言，我也上台发言，诚挚简要地讲述刘先生治学为人等多方面的重大贡献，祝愿他早日康复。在此以后，又听说他病情已得控制，一段时间住院医疗，一段时间在家休息，还能够写作与处理事务，经过几个疗程后可以痊愈，心中甚为欣慰。这一年夏天，国际冰川学会主席A. Ohmura访问兰州，他盛赞上述有详细英文摘要的《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一书达到“国际顶级水平”，我受到他的鼓舞和启发，后来就打电话给刘先生问他能否给这本书写个评介短文，以资鼓励。大约刘先生翻阅过此书，立即允承。在韓家懋先生协助下，半个月后，即寄来他的文稿，並說可以在2007年《第四纪研究》第3期刊登。刘先生撰写的“介绍《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变化》”虽然只用一页篇幅，但其内容言简意赅，是下了功夫写成的，他既指出了专著是对过去几十年工作的系统理论总结，还从四个方面对关键问题阐明了自己非常有价值的观点。他说这本书使广大髙山、髙原的第四纪冰川研究从无到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第四纪研究，从而对国际关注的青藏高原第四纪冰川展开深入研究。对有爭议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研究后的看法，因而对国际第四纪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特殊意义。刘先生最后也指明“认识上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新的更高层次的学术争论将推动新的更高水平的研究。”刘先生和其他学者对此书的髙度评价，使我鼓起勇气联合多年合作者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奨，经过几次评议，审定为2008年度二等奖，刘先生的“介绍”是作为附件上报的，显然是对获奨的有力支持，我们真是感激不尽。
2008年初，潘云唐先生路过南京，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刘东生传》，有二十多万字，我说写此书须对刘先生生平、工作、社会关係等有详细了解。他说为撰此书，当然搜集了很多材料，但主要靠刘先生自已讲述的四十多盘彔音帶，老年人健忘，很多记不清了，刘先生把这事放在心上，有时半夜里一下子想起来，不等过夜就起来彔音。我详读此书，得知刘先生幼年从东北鉄路工人家庭出身，目睹日本侵畧者密谋爆炸皇姑屯段铁路，炸死张作霖；“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占东北，以后他逃难入关，就读先进的南开中学，抗日战爭开始后，又辗转到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又经过一些曲折，进入地质调查所师从杨钟健，侯德封先生的故事。南开中学，西南联大和地质调查所都有非常优良老师和学风，是培养中国杰出人才的“摇篮”。这段历史培养了刘先生一贯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自幼就勤奋学习功底深厚的科学文化基础，研究工作中旣精研又广博，层叠而上，勇攀髙峯。更难得的是他对年青人既培养，又放手，言传身教，刘氏门下杰出人才之多，在同辈中无可比肩。过去丁文江先生中年煤气中毒去世后，遗有一批野外工作笔记，黄汲清先生不怕麻烦，化了较大功夫，整理成专著出版以传后世。我想刘先生笔记中的材料可能比丁文江的还要丰富，我殷切期望熟悉刘先生晚年工作的学者中，一位或几位联手认真开掘刘先生遗下的“富矿”，让刘东生先生的学识更加发扬光大，在21世纪的第四纪科学发展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