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 清 玉 宇 志 相 同

 

 

李 星 学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南京210008）

 

 

 

我同东生兄的最后一次见面，时在2006年6月21日，当时在北京开第二届国际古生物学会议，我们相谈甚欢；2006年我收到他写于8月17日的最后一封信，说他9~10间要来宁开第四纪会议，届时可能要为他搞祝寿活动，有些担心。回忆去年10月我将我的祝寿诗寄往北京时，我是抱着多么深切的期望，希望东生兄能多活些年头，因为他还有些未了的心愿，何况医生说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即使患了白血病，进展也很缓慢；没想到，今年3月8日，周志炎院士从网上得知并打电话告诉我，说刘老已于3月6日去世，噩耗传来，令我倍感痛心，夜不能寐！9日我即以自己和夫人名义写信给胡长康，表示我们的深切悼念之情，并嘱她节哀。

谢翠华同志向我约稿，说明年要为刘东生出个纪念集子，写篇回忆文章，本来义不容辞，无奈我现在年迈体衰，多写已力不从心，遂检视去年这篇旧作，觉得放在那文集里也未尝不可，特抄录于后。小诗里面反映出我们有过的一段共同经历和追求，尤其是他的科学成就，不过，有重大遗漏要作补充，那就是他与青藏科考的事。

黄汲清先生有诗句（1928）云：“……；但愿足踏额非尔士之高峰，痛饮帕米尔高原之晴空；……”，此等宏愿，在解放前，是中国地质学家无法实现的梦想，尽管有孙健初先生领衔考察过柴达木盆地，并发现玉门油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从1951年起，先后进行多次靑藏科考，如1964年希夏邦马峰科考队和1966年珠穆朗玛峰科考队，刘东生作为副队长、队长，不畏艰险，亲自率队攀登双峰，进行地质地层、古生物、现代植被等多学科综合考察，为这两大课题的成功做出了卓越贡献，其后1973年又有孙鸿烈院士领队的更大规模的考察等等。仅珠峰考察报告就达14卷，真可谓成果累累，当然这些成果凝聚了我国众多科学工作者的集体辛劳和智慧，但刘东生的考察成果，尤其组织筹划之功，功不可没。

刘东生兄去世了，但我坚信，他的辉煌科学业绩和不断追求、奉献的精神，将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