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 切 的 怀 念
丁 国 瑜
（中国地震局，北京100036）
1959年初我在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通过了研究生论文答辩，结束了三年半的研究生学习，回国后分配到坐落在沙滩地质馆和原北大红楼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刘东生先生领导下的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工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先生并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开始。至今印象深刻地记得与刘先生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和室里的同志们热烈欢迎我的到来，并介绍了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情况，还把室里最新的一些成果，包括新出版的有关三门峡地区第四纪地质调查、黄土区的调查材料等送给我阅读。那时心中感到非常的温暖与高兴。从此与刘先生在一起工作直至混乱的文化大革命的来临。第四纪研究室一分为二，刘先生和大部分研究黄土的同志去了在贵阳的地球化学所，我所在的新构造组和研究室的部分同志留在北京从事了地震的研究。1970年我又被调到了筹划中的中国地震局。在我从事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与刘东生先生一起在科学院地质所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这段时间一直是我十分留恋和难忘的时光。
刘东生先生逝世已一周年了，在这一时刻对他的怀念不由的总在脑际深深泛起，他的音容笑貌、精神风范不断地浮现在眼前。
刘先生是位喜爱读书又重实践的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他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第四纪地质学包含和涉及的学科、领域十分广泛。向刘先生请教或询问一些问题时，人们都会深深地感到他的知识渊博，他读的书多，他经常向年轻人们谈起我国第四纪地质研究者的先行者们，包括早期来华的一些外国学者如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奥布鲁切夫（В. А. Обручев）、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等人的事迹、著述和学述成就。使人们都会从他那里得到教益和启示，获得新知或更深刘的理解。在上世纪50~60年代学习苏联的高潮阶段，刘先生在那段时期接触了不少来华的苏联专家，他不是一般泛泛的接触和接待，而是对他们的所长和真知灼见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学习，特别对一些与第四纪有关的著名学者如格拉西莫夫（И. П. Герасимов）、桑采尔（）、格罗莫夫（Громов）、尼古拉也夫（Н. И. Николаев）等著名学者有深刻的了解，不是浮光掠影、人云亦云，若刘先生没有读破万卷书的深厚功底和严谨认真的学风怎么能做到这一步呢。改革开放以后，与西方学界的接触及科技文献资料的交流大大增多，刘先生英文好，加上他在国际上的广泛交往，因之他能够深入、广泛地及时了解和掌握一些关心的领域在国际上最新的前沿动态，更快地缩小我国第四纪研究与国际上先进水平的差距。
刘东生先生十分重视野外工作，行万里路身体力行，继承了我国老一代地质学家在这方面的优良传统。他十分重视实验室的建设、新技术装备的改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开始建立实验室时，刘先生率领大家克服困难，披荆斩棘的奋斗精神，至今仍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刘东生先生一向重视基础，强调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他的这种精神体现在他一贯尊师敬老的作风上。他一向非常尊重师长，传承发扬他们的成就和长处，每逢一些纪念他们的日子，刘先生总是要认真地撰写或组织纪念性的回顾文章，纪念缅怀他们。在《第四纪研究》等刊物上刘先生可能是撰写这类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了。为对德日进、丁文江、章鸿钊、李四光、袁复礼、孙云铸、黄汲清、杨钟键、斐文中、侯德封、尹赞勋等这些地质前辈他都写过或组织过纪念性的文章。他一直十分认真虔诚地做着这件很有意义的事，不断地通过这些纪念性的文章分析、总结先行的大师们的成就、经验，颂扬他们高尚的精神和道德风范，充满了真挚的感情和理智的分析。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刘东生先生一生从事黄土研究中表现出的锲而不舍、执着追求的创新精神是大家熟知的了。在文革十年浩劫期间，刘先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不失时机地开始把黄土研究逐渐调整到与古气候、古环境结合的新的方向上来，逐步地将黄土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一步步不断地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得到了国际上高度评价。刘先生当选担任了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第13届的主席，并先后获得了泰勒环境成就奖、国家最高科技奖等。在国际上为我国的第四纪研究争得了崇高的荣誉，这是他数十年勤奋耕耘、敢于创新的结果。
刘先生的一生是献身祖国科学事业的一生，是勤勤恳恳献身黄土研究的一生。我国著名画家李可染先生曾说过“我不倚靠什么天才，我是困而知之，我是一个苦学派”，他变革中国画的座右铭是“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他说“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胆者，敢于突破传统的框框，魂者，创新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他奋力终生，继承发扬，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话，我看在许多方面也正适合于说明刘东生先生一生治学研究黄土的经历和成就。科学与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相通的。
刘东生先生对新构造的研究是很关心的，与刘先生同在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那些年，常常得到他在这方面的指导和启迪。后来我调到地震局以后每逢见面他还总是关切地询问新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讨论问题，提出意见，虽是短短的交谈但往往受益匪浅。刘先生对新构造研究的内容考虑得很宽阔。还在1957年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刚刚成立时就提出了开展这方面研究的问题，那时来华的苏联专家戈尔什科夫（）、尼古拉也夫等主要结合我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需要编制地震区划图和大型水电工程建设安全的需求的背景下而提出的，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第一次新构造运动座谈会”上，刘东生先生等（刘先生、黄万波、王挺梅）发表了“三门系地层的新构造运动”的论文，阐述了三门系地层的不整合、断层和褶皱等构造变形现象和三门系沉积后遭受的新构造变形等基础研究。刘先生一向对地震问题十分关切，记得在第四纪研究室时他曾谈过应当派人到地球物理研究所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这是第四纪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还关心古地震的问题，1981年由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全新世分委会和陕西省地震局在西安联合组织召开了“中国史前古地震学术会议”，在会上刘先生致了开幕词，鼓励大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地震研究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密切结合的一个重要领域。刘先生对新构造问题的关注最重要的还是体现在对青藏高原的隆升对气候变化、黄土、地貌、环境、人类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上。他不顾高年，组织、领导并且参加了对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和许多重要的学术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刘东生先生离开我们一年了，但是每当想起刘先生的时候由于他生前的那种锲而不舍、开拓奋进，不断创新的精神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总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还在一如既往的工作着，登山涉水，著书立说，不停地战斗着，刘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