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照 宇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510640）

 

我的导师刘东生先生是国际国内第四纪科学研究的一代宗师，是我一生最敬仰的科学家。作为1988年毕业的老师培养的博士之一，无论是在我入学前，还是在学期间，或是毕业后，一直都被老师的精神和事业所鼓舞，并有幸得到老师的亲切教导和悉心指导以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使我在人生道路上和科学研究事业中走到今天。老师虽然离我们而去，但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回顾往事，最值得记忆的是，刘先生教我做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那是在我刚刚进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今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的1985年4月，我向导师请教如何尽快开展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刘先生当时正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他给我留了一封信，信中对我的论文选题做了指示。在信中他说：“有两个比较难但有意义的问题：一是云南元谋的盆地沉积与新构造，二是黄土沉积层序结构不同与新构造关系”，“我比较倾向于后者”。为什么呢？他说：“如以陕西洛川为中心，以黄河阶地（地层已做过一些，如杨钟健）的发育为钥匙，以黄土–古土壤系列的编年为尺子，可以定量的考虑新构造问题。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据此，可以“研究鄂尔多斯地台型地区板块问题，是否在第四纪有所表现；研究黄河的下切与地台上升的性质及时间序列；研究气候变化对地貌形态、沉积物的控制论。得出的结果，对构造历史记录、对地震预（报）测、对黄河的发育史、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都是十分重要的。”不过，“这个课题，内容多，也不容易，但可以利用编年的结果（见近著《黄土与环境》），研究新构造可以避免仅从形态描述而进入定量的分析境界，可开辟新构造研究的新方面”。为了我能够顺利完成学位论文，刘先生还专门邀请丁国瑜院士和袁宝印教授做我的导师指导小组的成员，并让我多向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各位老师请教，全面查阅有关黄土的国内外文献。随后，刘先生又推荐了几本INQUA新构造委员会的刊物给我阅读，其中，他在新构造委员会前主席、瑞典科学家N-A. Morner教授的一篇讨论内外动力与气候变化关系的论文的页眉“A. Internal processes and lithospheric changes”处，用红色笔醒目批注“密切注意此种概念和观点，应用于黄土高原！”。根据导师们的指导，我就做了有关黄土高原新构造研究这件事，据此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黄土高原及邻区新构造演化——水系沉积物–古土壤系列与气候–构造旋回”，并将此研究一直延续到今天。在研究中，初步划分了午城黄土的层序，测制了新的不同时期黄土分布图，划分了七个砂质黄土主旋回和三个巨黄土旋回，提出黄土阶段性扩展的观点；研究了河湖相沉积物中与黄土剖面相对应的古土壤层，建立了“古土壤断代法”和“水系沉积物–古土壤系列”，明确提出黄河现代水系形成于古地磁奥尔都维磁性亚时结束时期，即当时的标准磁性年代1.67 Ma直至约1.45 Ma及其主要发育了六级阶地等观点；发现了黄土高原内部大量新构造形迹，编制了新构造系列图，提出了“黄土高原右旋环状构造”并阐述了新构造分期与运动幕、运动强度、速率、幅度、应力场等特征；据综合研究，提出了新构造活化伴有气候恶化、全球变化中存在一种“气候 - 构造旋回”、其周期以0.4 Ma为主、伴有0.8和0.1 Ma周期的观点。黄土 - 古土壤系列与地球动力系统关系研究这件事，就是我遵照导师刘先生的指导而做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1988年2月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分部”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质新技术研究所”）工作之后，向导师请教今后的主攻研究方向。鉴于当时中国北方黄土研究已经步入国际领先行列，而华南沿海第四纪研究尚处于相对滞后的状况，我提出把华南沿海红土环境演化问题作为主攻研究方向。刘先生十分赞同，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要抓黄（土）、黑（土）、红（土）。红土面积比黄土还要大，许多问题值得研究，甚至可能优于黄土。”他还写到：“红土研究难度很大”，“我一直很想好好研究一下红土，但遗憾时间和精力有限。希望你们能做出成绩来”。当时广东省地质矿产局水文工程地质一大队要实施一个800 m的晚新生代钻孔，可以与我们合作进行科学研究，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但是由于我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经费非常缺乏，只好四处求援。尽管当时正在紧张地筹备将于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第13届INQUA大会，但刘先生仍然不遗余力地给予多方面的呼吁和支持。他说：“这个钻孔十分重要，应该做下去。想各种办法支持打下去”。为此，安芷生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黄土室给予了开放基金经费的支持；刘嘉麒院士、丁仲礼院士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各位老师都为这件事操了不少心，并协助刘先生争取到中国科学院的特别经费支持；朱日祥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实验室也给予联合基金的资助，保证了该钻孔岩心的磁性年代学测定。刘先生还亲自指导编写我们与水文队的合作协议，并作为我方负责人亲笔签名。刘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明确指出：“要有计划的一步一步做下去。这是个比较难的课题，但也十分有意义。可以从N1开始做，和北方比较就更有意思！”。在刘先生和大家的支持与支援下，我从最早期以中国科学院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北京中关村联合分析测试基金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基金为依托，到后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直到近期争取到国家973计划前期研究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中国科学院重要方向项目的支撑，一步一步地开展了红土的研究。在研究中，我们提出了红土系列、红土年代序列和指标序列、红土在全球变化中的地位、红土作为最佳环境信息载体之一对于全球数十次气候变化的响应、全球变化的纬度效应、季风效应、火山效应以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红土理论基地和研究基地等问题；同时，发现红土系列同样存在着约0.1、0.4和0.8 Ma的气候和构造变化周期；综合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研究结果，我们又提出了“气候 - 构造耦合系统”的新概念。红土系列与全球变化关联研究这件事，就是我在导师刘先生支持下所做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在近十几年来，刘先生倡导并支持我们开展了沿海经济发达区第四纪科学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1997年我们参加第一次有关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国际会议时，刘先生正担任欧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部主任。在2003年4月给我来信中，刘先生写道：“为配合国家开发，拟在《第四纪研究》出版三（二）期专号a）珠三角b）长三角c）海三角三个区的第四纪研究。其形式可参考‘Quaternary International’”，“请和曾昭璇先生商量，如果出这一期，是否也可仿照外国用《珠江三角洲开发地区第四纪地质过程与人类活动干预》这一类大题目”。刘先生让我协助曾昭璇先生组稿，并转交给曾先生一信，说明其目的是“找出地球系统中那些人类干预所造成（的对）珠三角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因为它对（关系到）人类在地球系统中能忍受到什么程度，是关系到珠三角开发的方向和程度问题！”在给曾先生的信中，刘先生感慨道：“想到以前我们的工作，并非是一钱不值”，“我十分感慨在国家开发中我辈书生应起的作用如何！报国之心哪怕书之于纸上也比那些贪污腐化要好吧！”在刘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第四纪研究》该专号顺利出版。十多年来，我们遵照刘先生的教诲，将第四纪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手段运用到资源环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中去，例如，对广东海岸带与海涂资源、对广东沿海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可持续发展重大问题等等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一些新的评价模型和地理信息系统，强调资源质量与持续利用、第四纪地质过程与人类干预、自然动力与人类活动动力系统的相关性、人地系统演进与人地关系协调等。刘先生不仅欣然为我们的专著《广东沿海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作序，甚至还在身患重病期间，担任了我们完成的“广东省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监测评价综合研究”项目鉴定的评审专家组组长，给予我们成果高度的评价和指导。该项目在2007年初获得了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及时向刘先生通报了这一喜讯。这就是刘先生教导我做的第三件事：将第四纪科学融入国家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中去。

刘先生教我做的这三件事就是我科研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敬爱的导师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他对于我们的教诲却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做好先生交代的事情，就是对先生的最大报答和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