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日 祥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他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科学大师，他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学习。他那双闪烁着荧荧睿智的眼睛，激励着我们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而奋斗。他将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了祖国的地球科学事业。他，就是我们研究所闪光文化的代表——刘东生先生。

探索未知是先生毕生的追求，为此他一生总是忙忙碌碌。直到被查出身患癌症，他仍没一天闲着，直到生命的终点。即使在因病住院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仍然习惯性地认为先生总是精力旺盛，常常忘记他是一位生病的长者，也没有意识到他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先生一生著述等身，科学成就堪称举世瞩目，自然是留给世人的一份珍贵而丰厚的学术遗产。但在先生被推出病房的时候，我默默地问了一个问题：先生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得益于科学春天的阳光雨露，跨入了令我向往的中国科学院，也使我有机会成为先生的弟子。弹指一挥间，时光飞逝20余载。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慈祥而富有亲和力，总想找机会聆听他的教诲，但他总是忙碌，每天早上我们上班时他肯定早已来办公室了，晚上常常八九点才回去。他的言行使我明白，大凡成功的人，都格外勤奋，正所谓天道酬勤。先生周围的人，大都加班加点地工作。作为他的学生，自然会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用心读书，若有松懈，其实先生并不多说什么，更多是自己感到一种隐隐的压力和愧疚。如今，一批批的学生毕业了，有的留在他的身边，有的远走他乡甚至异国。但无论身在何地、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们都会牢记先生的教诲——认真做人、勤奋做事。

二十几年前，国家改革开放不久，虽然学术界与国外的交往还不算多，但先生已是蜚声国内外的科学家。他经常应邀出国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每次回来，都会给大家谈谈在国外的学术见闻。从先生滔滔不绝、激情四溢的讲述，我们深切感受到他对科学的孜孜以求。他在讨论中总是鼓励年轻人多发表看法，如果有闪光之处，便很快加以肯定。谈到学问，先生对学生总是鼓励和表扬为主，因此我们在他面前也是畅所欲言。受这种气氛的熏陶，先生周围的人平时在一起，也多是探讨学问，没有人感兴趣家长里短的事情。先生对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科学技术非常敏感，并且会尽可能应用到科研工作中去。在我看来，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与他对科学无限的崇尚和他超凡的学术洞察力是分不开的。

先生的英语非常好，年轻时就能当翻译、做广播。但他在每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做报告前，都要做十分精心的准备。片子准备好后自己先反复练习，出行前免不了要找几个弟子试讲一次。这样的过程少则数天，多则数周。在1996年国际地质大会上，先生被邀请做大会报告。他提前三个月就开始做准备，反复酝酿，上会前还邀请很多学者在所里反复试讲，专门请大家提意见。他常说，在国际会议上做学术报告，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反映所在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研究水平，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先生准备学术报告的认真程度令不少人惊讶，但如果是给研究生院的学生上课，他会更加认真，有时会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先生给学生上课都是站着讲的，直到他生病住院前一直如此。

就像我对先生的第一印象，他对待学生是和蔼可亲的；但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特别是涉及到做人做事等原则问题，常常是严厉到“不近人情”。我非常敬佩先生能如此教书育人，但弟子天资愚钝，勉强学会了能严厉要求自己的学生。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但他对师长却是格外敬重和谦逊，每每谈起杨钟健、李四光、王恒升等老一辈科学家都是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2002年获得美国泰勒环境科学成就奖，领奖回来后专门给他的老师王恒升先生汇报。每逢学界前辈的纪念日等，先生都亲笔撰写纪念文章，有时甚至专门在《第四纪研究》组织纪念专辑。先生常说，科学研究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取得的。他对师长的格外敬重，大抵是出于这样的心态。

国内的古地磁研究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80年代我国的古地磁实验室设备和技术都与国外有较大差距，实验数据时常得不到国际同行的认可。先生深知古地磁研究对新生代地层定年的重要性，为了进一步认识中国黄土形成的时代，先生于80年代初与瑞士的Heller 教授合作，对中国黄土进行了现代意义的古地磁学研究。他们的工作不仅确定了中国黄土形成的时代，而且基于磁性地层研究结果，把中国黄土磁化率与深海氧同位素记录进行了对比，从而把中国黄土纳入全球变化的框架，可以说这是全球黄土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先生多次与我谈起建立国际化实验研究平台的重要性，可以说在中国建立一个国际化的古地磁实验室是先生多年的夙愿。先生多次鼓励我要有超前意识，要为开展前瞻性研究创造条件，实验室的建设要立足于做别人做不了的研究。多年来我一直铭记先生的教诲，丝毫不敢懈怠。今天，我们所“古地磁学与地质年代学实验室”的设备和实验环境应该说是国际一流的，也取得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成果，但我知道离先生的愿望还有很大距离，我们只有努力工作，才能算是对先生期望的一种报答。

转眼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了，但他的谆谆教诲仍时常萦绕在耳畔，许多回忆仍经常在脑海里浮现，点点滴滴汇聚起来，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些具体的事情，而是凝聚成为一种精神。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言词去概括这样一种精神，但却能深刻地感受到这种崇高精神的无穷魅力。正是这样一种精神，造就了一代科学大师，也造就了一种科学文化。我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及它的前身地质研究所和地球物理研究所，一直都是我国地球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我个人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更多地归结于前面所说的那种精神和文化传承，它清楚地体现在这个久负盛名的研究所里每一位学术大师先辈的身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术氛围——不朽的精神和闪光的文化。刘东生先生正是一位具有这种精神和文化传承的著名科学家。岁月的流逝并未湮灭这种精神和文化，她反而有如陈年佳酿，越发厚重，越发醇香。

今天的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有100多位研究员，还有700多位在读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这些人要么是“身怀绝招”，要么是朝气蓬勃、锐不可当。我无法预计这里面是否会产生像先生那样的科学大师，但我可以肯定，如果这些“现在和未来的梁山好汉们”能继承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大师那种不朽的精神，弘扬那种闪光的文化，我们的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先生也会在九泉之下更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