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克 服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广州510301）

 

刘东生先生去世时我刚到澳大利亚开展计划中的实验工作，无法回北京见刘先生最后一面，我便发邮件给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林秋雁老师，请林老师帮我敬献花圈，以表达我对刘先生的怀念之情, 这份邮件后来由研究生院以“澳洲来信：刘先生的去世是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重大损失”为题在研究生院的网上发布 (http://news.gscas.ac.cn/Detail.asp?Newsid=12789)。正如我在这份邮件中所说，“大多数人都知道刘先生从事黄土研究，其实刘先生对中国的珊瑚礁研究也一直非常关注和支持”。了解珊瑚环境记录的人都知道，珊瑚骨骼X-射线照片揭示出来的具有树轮特征的珊瑚年际界线和生长率，是开展珊瑚高分辨率环境研究的必要前提，而这一技术最早在我国的应用则与刘先生密不可分。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刘先生在澳大利亚海洋研究所见到学者用X-射线的方法研究珊瑚生长率，回国后即专程与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聂宝符老师谈，建议聂老师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而推动了我国珊瑚高分辨率的气候研究。聂老师等后来利用珊瑚的生长率研究了南海的年平均海水温度，我们后来则在生长率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更高分辨率（月）的气候研究。

我成为刘先生的学生始于1996年，当时刘先生作为南海所承担的南沙项目验收组组长，对南海所开展的珊瑚礁研究工作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所在课题组的聂宝符和陈特固老师因此提出请刘先生招收我为博士研究生，以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刘先生欣然答应，并马上联系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郑洪汉老师，请他具体负责我的录取事宜；次年4月顺利通过入学考试，我正式成为刘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挂靠于广州地化所，开始了跟随刘先生3年的学习生涯。这3年以及以后的很多年里，刘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指导很多，这里我主要回忆刘先生对我从事珊瑚礁和红树林研究的指导。

特别注重野外考察和第一手素材的获取

1999年初，刘先生已82岁高龄，得知我将去南沙群岛考察和采样，便请我帮他向南海所联系让他一起去。消息一传出去，从科学院到地质所，从领导到刘先生身边的一般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持反对意见，主要是担心刘先生年岁已高，而南沙群岛又远离大陆，一旦有个三长两短，则救援都来不及。但刘先生坚持要去，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我的学生研究南沙群岛的珊瑚礁，作为导师我至少应该去看一看”，刘先生的夫人胡老师很理解刘先生的意愿，也表示支持，终于成行，刘先生因此成为乘坐南海所“实验3”号科学考察船到南沙群岛考察中年龄最大的考察队员。30多天的海上漂泊，刘先生显示出了惊人适应能力，他对风、浪的抵抗力超过了不少年轻的考察队员，不论风、浪多大，刘先生都坚持拿着摄像机拍摄，获取第一手的海上资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们的考察船出珠江口进入南海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的不少年轻的考察队员因为风浪大、船摇晃得厉害而回房间躺下了，与刘先生一个房间、渔民出身的王关养高级工程师也躺下休息了。不知过了多久，当王关养老师睁开眼睛突然发现原来躺在床上的刘先生不见了，马上报告给船长和考察队长，大家到处寻找，最后发现刘先生在船顶录像！刘先生说感觉风浪好像越来越大，便想着要把这大的风浪景观录下来！我们虚惊一场，也因此相信刘先生这位“超级老头”的身体完全能够胜任这次科学考察，也更加钦佩刘先生对待科学的敬业精神！在围绕南沙群岛各岛礁区巡航一圈的同时，刘先生还乘坐小型救生艇登上了永暑礁；很多工作如海底拖网、深海沉积物取样等常常在深夜进行，刘先生都起来观察、录像；在船上还作了达尔文环球航行及其成果的学术报告。考察期间，刘先生多次就他见到和理解到的关于珊瑚礁的地质、地貌现象，和他所了解到的国际上珊瑚礁的研究进展对我进行指导，反复强调野外工作务必细致、尽可能多地获取第一手材料，这一次考察获得的样品即是我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材料。回想刘先生在整个考察过程中的忙碌和不畏艰苦，很多都与他注重第一手素材的获得有关。

1999年5月南沙群岛考察结束之后，刘先生对珊瑚礁的兴趣还有增无减，2000年1月又与我一起去雷州半岛灯楼角珊瑚礁区考察，历时约10天。这10天的考察应该说比去南沙群岛的考察还要辛苦，因为珊瑚礁区偏远，道路不通，不少地方只能步行，食宿条件也很简陋，但刘先生一直都很兴奋，每天坚持步行10多里路，不放过一处珊瑚礁地质、地貌现象。这一次考察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先生画的“雷州事件”的素描图，我们在灯楼角角孔珊瑚组成的礁坪上挖了2个纵向剖面，这2个剖面最主要的特征是至少由9层角孔珊瑚组成，各层之间间断面清楚，在挖的过程中刘先生一直认真观察，剖面挖完之后，刘先生建议从每一层多采几个样品并列排起来，然后把各层的样品按照剖面结构的顺序排起来，则各层的特征和区别一目了然！刘先生并很快画出了该剖面的素描图，准确、形象、客观地反映了该角孔珊瑚礁的结构和特征，包括多个间断面、各层珊瑚的形状、珊瑚礁纵向和横向地貌结构的变化等。此前在这里我也挖过几次类似的剖面，但一直没有把各层的差别总结出来，画的剖面素描图也总感觉与实际情况不太像，从这里我再次领略到刘先生细致的野外观察能力、深厚的野外考察功底和高超的归纳综合技能。后来该素描图发表在2002年的《中国科学》D辑上，各层的照片也作为图版一并发表。刘先生建议以“雷州事件”对这一在全新世高温期多次冷事件引起的珊瑚多次死亡、恢复的现象命名，便于以后深入研究。

论文写作技能和学术思路的指导

在师从刘先生读博士之前，我已经发表过好几篇核心期刊的论文，但我真正深入思考科技论文的写作技巧，则始于2001年初刘先生对我论文的修改。那是一篇关于南沙群岛珊瑚氧同位素反映高分辨率气候变化的文章，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核心内容，拟投稿《科学通报》。当时我把整理好的、准备投稿的文章给刘先生看，刘先生看后非常不满意，但刘先生并没有批评我，而是说“是我这个老师指导不够”，并马上坐下来开始修改。我记得差几天就要过年了，外面飘着雪花，刘先生坐在办公室里边朗读边修改，说要读出声来才能真正感觉到写作的连贯性和涵义，整整一天（中午与刘先生一起在地质所对面的餐馆吃饭，进餐馆之前刘先生坚持说我是客人，一定要让他结帐，“到饭店了再推推攘攘就不好了”），从文字表述、文章内容、介绍前人的工作、国内外本领域最新进展，到参考文献，刘先生都反复朗读、推敲和大量修改，直到下午7点左右才结束，并要求我当天晚上把修改的内容整理出来，便于第二天再改。其中聂宝符老师关于珊瑚生长率的研究，安芷生老师等关于黄土季风的研究都是刘先生增加进去的内容，显示文章对前人工作的尊重和对研究动态的了解。第二天刘先生在一家宾馆开会，利用会议间隙和中午休息时间，刘先生又对全文进行一遍朗读和修改，建议我把图件再重新画一下，把珊瑚氧同位素的年际周期和对应的年份都突出出来，然后就可以投稿了。改完之后，刘先生还把他的名字拉到了作者中最后一个，该文于2001年发表在《科学通报》上。2002年我们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关于雷州事件的文章，刘先生也做过类似的修改。80多岁高龄的老人对文章的修改如此严格，如此一丝不苟，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刘先生对这2篇文章的修改手稿我一直珍藏着。正是从刘先生对我文章反复修改和教导的过程中，我从思路上初步体会到了科学研究的内涵。

刘先生对我学术思路指导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红树林树轮的研究。1999年8月在南非召开的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大会上，刘先生与Shackleton交谈后认为红树林对于解决亚热带区域的高分辨率的环境问题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在热带地区可以通过珊瑚记录来研究高分辨率的环境问题，在亚热带以北的地区，石钟乳、树轮发育，与冰芯一起在高分辨率的环境研究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唯有亚热带这一区域，高分辨率的环境记录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而广泛分布于这一区域的红树林应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选材料。刘东生先生从南非一回到北京即电话告诉我这一最新设想，并于2000年1月与我一起到广东徐闻县采集红树林样品。但由于我的兴趣和我承担的课题都是关于珊瑚礁的，因此红树林样品采集后一直没有开展进一步研究的计划，之后刘先生几次问及，我不好意思总是拖，遂于2002年开始样品处理，开展其年轮和纤维素碳同位素研究。通过一年多的实验和分析，我们得出红树林的树轮为年轮以及年轮的碳同位素表征年际海平面变化的结论，并于2004年发表于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成为国际上最早提出红树林树轮为年轮的文章。在我们文章发表后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比利时作者关于红树林树轮为年轮的文章在Annals of Botany上也发表了。2007年我们又发表了红树林树轮铅同位素、微量元素和稀土元素及其环境意义的论文，进一步揭示了红树林树轮的环境记录功能，证实了刘先生多年前的设想。现在国际上有不少学者开始了红树林树轮及其环境记录的研究，充分显示了刘先生在科学探索上的前瞻性和洞察力。

对国际、国内合作的支持

1999年上半年刘先生参加南沙群岛科学考察的时候，以及下半年考察结束之后我在北京开展我博士学位论文实验的时候，刘先生即几次提出写信给美国的同行，推荐我到他们那里去体会一阵，看国际上是怎样开展珊瑚研究的。但我自己当时因为从没有想到过要出国，也不了解国外的情况，所以对此一直不太积极，后来作罢。2002年底我自己联系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访问，在那里可以开展珊瑚的高精度TIMS U-Th年代测定，并从澳大利亚打电话给刘先生，刘先生非常高兴，一定要留下我在澳大利亚的电话，说让他打给我替我省点钱；并希望我与合作者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争取将澳大利亚的实验室作为自己实验室的一部分，科研工作需要经常走出去；又说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有要好的朋友，若需要帮忙，他愿意写推荐信。

我按照刘先生的指导，珍惜与澳大利亚的合作机会，与合作方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确实把澳大利亚的实验室变成了自己研究工作中的一部分。事实上，这几年的国际合作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利用澳大利亚的实验室测试了南海近600个珊瑚的TIMS铀系年代，我因此拥有了开展南海珊瑚高分辨率环境研究的非常宝贵的材料资源，对南海珊瑚礁的年代分布也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刘先生也非常支持我与国内同行建立合作关系，如支持我到同济大学开展博士后研究，请国内的一些前辈对我的研究、实验工作给予支持等。2002年我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时候，刘先生就说可以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作为合作单位，因为他可以作为我课题的顾问对课题的实施进行指导，相应地，这里的仪器设备我也可以用来开展样品分析。

因为我所工作的南海所有很好的科学考察船和海上考察技术，而国内外的一些合作单位有先进的地球化学分析技术和设施。正是通过这些合作，我们逐步揭示出了记录于南海珊瑚骨骼中的丰富的环境信息，如中全新世高温期的冷气候事件、历史时期珊瑚礁的冷白化和热白化、中 - 晚全新世强风暴的频率和周期、全新世千年 - 百年 - 年际尺度的海平面波动、高分辨率的珊瑚礁泻湖沉积序列等。

忙忙碌碌中不觉时光飞逝，刘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一年了，先生生前的言传身教，将是我继续在科研道路上跋涉的财富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