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小 平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今天是2008年9月10日，教师节。为了庆祝这个节日，办公楼前挂上了一条红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祝全所恩师教师节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虽说各人有自己的恩师，但对恩师的感恩之情都是一样的。像我们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这样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几世同堂是很正常又是极其宝贵的一个特色，对我们新生代地质与环境室的许多老师和同仁而言，恩师当数刘东生——刘先生。巧的是，今年的教师节是第24个，也正好是我认识刘先生24周年。前几年的教师节我常因为出野外而没机会在这个节日当面向刘先生表示敬意，今年倒是留在了所里，却再也见不到恩师，心里不免惆怅，思念恩师只能记文表达。

所里2002年调整办公室，我有幸被安排与刘先生在同一层楼办公，这样平日里我俩就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甚至可以用“抬头不见低头见”来形容。刘先生每天都很忙，经过他办公室门口的时候常常能看见他或是认真阅读或是伏案写作，连中午都很少休息，加上他房间经常有客人，所以没有大事我尽量不去打扰他，就怕给他增加负担。但刘先生总能随时关心我们的工作进展，并给予关键性的指导。说实话，那段日子里我在办公室最乐意听到的就是他亲切的声音：“小平，忙吗？占用你几分钟时间。”随后是他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这个时候，我总是习惯性急忙起身迎他进屋：“不忙，不忙。刘先生，您请座！” 这样的谈话，往往是从他的一个关于中国沙漠或德文方面的问题开始，随后会谈一些他对学科发展的新看法和新思考，当然有时也会谈点研究生培养、生活乃至于家庭方面的事，兴致来了甚至会无话不谈。每次谈话总让人感觉特别轻松愉快，时间过得飞快。当然借这样的机会，我也常向他汇报一下自己工作上的进展，跟他请教一些问题，他总是能给出建设性的意见。他几次认真地告诉我，中国沙漠的形成演化问题是一个重大且难解的学术问题，希望我能努力研究下去。国内的沙漠专家对中国沙漠形成时期的早晚观点不太一致，有的认为形成较晚，有的认为形成较早，刘先生希望我能围绕这个问题再做些具体而深入的研究。正是由于刘先生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和引领，我和其他许多学者一样，对我国沙漠形成演化问题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时过境迁，尽管24年过去了，但第一次见到刘先生的情景仍能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那是1984年年底，知道刘先生来南京大学，要在地理系做学术报告，作为南大为中国科学院沙漠所代培研究生的我激动不已，很早就到报告厅占座。那天的会议由当时的系主任杨戊先生主持，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刘先生身着深蓝色中山装，精神矍铄，一个小时关于黄土的演讲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至今难忘。特别受用的是刘先生最后的一段话，教导在场的年轻人要多读书，并特别指出有许多很好的专业外文书，提醒大家一定要先学好外语。当年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初试和复试英语成绩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所有考生中两次名列第一，加上那个时候大学生、研究生的录取比例就很低，所以当时的我不免自我感觉良好。刘先生的这番话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甚至有些无地自容。那个年代学外语靠的是“题海战术”，原版的专业书籍见都没见过，更别说仔细研读了。现在回头看，刘先生的这些话对我和在场的许多同学确实起到了鞭策作用。

其实，当时的我和许多人一样，觉得科学家，尤其是刘先生这样的知名大家身上有一种无形的神秘感。我上研究生时就听过一位老师风趣地说：别人在黄土剖面上挖几天可能都是徒劳无获，而刘先生去了，伸手就能拔出一块化石来。他真“神”！第二次见过刘先生后，我终于领悟出了先生“神”的“秘密”。那是1992年的年底，刘先生应邀到柏林地球科学学会做题为“中国黄土研究的新进展”的学术报告，会后，外方邀请刘先生考察柏林周边地区地貌，多位专家专程陪同。外方重点展示的是德国北部地区古冰川遗迹、冰期沙丘发育过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刘先生很感兴趣，一边听一边记录，画素描图，并与陪同专家就具体地貌遗迹的解释展开讨论。我当时在德国留学，有幸陪同考察。出乎我的意料，刘先生对这一地区的相关文献很熟悉，还引证了几位学者的具体观点。那时我已在德国学习四年多了，可对考察地点的熟悉程度远不如他。相比之下，自感惭愧。从这次经历中，我对刘先生的“神”有了我自己的理解——他的“神”靠的是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敏锐的科研判断能力。记得2003年一次在室里开会时，刘先生是这样总结地质学发展历史的：地质学认识的取得早先是通过地质大发现，后来则是通过实验，归纳总结，而今天则是在理论指导下开展的研究。当时或许我还没有完全理解刘先生讲话的全部内容，现在回想起来，他在到德国考察之前，已经完全掌握了考察区的文献，对考察区已经有了详尽的理论认识。

自从我1998年到地质所工作以来，刘先生对我的指导与教诲使我受益匪浅，他和师母胡老师对我和我的家人的工作和生活都给以了极大的关怀，让我们终生难忘。“人只能从其所爱的人身上学到有益的东西”，歌德的这句名言，不正道出了我们晚辈对刘先生的感情吗？就拿撰写《青藏高原冰期环境与全球变冷》一文来说吧，这是刘先生生前最后一次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国际权威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我很幸运以助手，确切的说是学生的角色参与了部分工作。刘先生当时对文章的每个词都反复推敲，斟酌用词是否恰当，直到满意为止。为这篇文章，他好几个周末都到办公室加班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其他几位老师，有时为了赶进度，刘先生还亲自到别的老师家里去讨论文章细节，查对原始数据。这是我第一次与刘先生合作写论文，学到了许多受用终身的治学方法。

与刘先生共事10年，确切地说是做了他10年的学生。回想起来，刘先生对我的指导很有特色，直接用祈使句给出指令的次数很少，甚至没有，而多是通过具体行动言传身教。在这与先生相处的宝贵的10年里，我逐渐领悟到研究工作既需要认真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就像牛顿所说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离不开对新思路新方法的探求。至今仍然让我记忆犹新的是，2005年刘先生撰写《李希霍芬和“中亚人与环境”》一文时常常要核对原著，令我大为惊讶的是他每次都能轻而易举地在原著中找到需要验证的内容，几乎百发百中。后来才知道他事先早已研究过原著，只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同时也给我一个机会再仔细琢磨一下。在这篇文章中，刘先生总结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近百年来的观念转变，即从100多年前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野外工作，到近几十年来中国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新风尚——“个个能爬山，人人能跑路，不怕吃苦，不惜牺牲”。他从学科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创新源于前瞻和积累、科学前瞻性源于实践的道理，而他本人也正是践行这一真理的典范。

这几年我的野外考察工作重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刘先生有着丰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工作经历，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时常给我指点。他对我在巴丹吉林沙漠地区的工作也非常关心，多次叮嘱我要把这个工作好好做下去。我们俩曾计划2006年9月去黑河流域和巴丹吉林沙漠西缘考察，不幸的是后来先生身体欠佳，住了院，计划不得不推迟。原本以为来年能完成，可万万没有想到先生的身体第二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最后一拖再拖，成了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不能不说是我心中的一大遗憾。

又到了地质人每年出野外的黄金季节，我也开始着手准备今年的野外工作计划。在我的内心深处，真希望他依然健在，和以前一样背着地质包，迈着大步与我们一起去野外考察，完成我们共同的未了的心愿！真希望他瘦小但熟悉的身影能一同出现在巴丹吉林，好让我实地汇报沙丘发育与湖泊演化方面的工作进展，再次聆听他的谆谆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