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 尚 发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

 

倏忽之间，刘先生仙逝已历半载。先生的音容笑貌，却宛在眼前。

我是1993年从成都山地所考入地质所，开始师从刘先生学习第四纪地质学的。其实在1988年玉泉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我就选修了刘先生主讲的“第四纪地质学”课程，由此算来，亲聆先生教诲足有20年。

我进入地质所学习时，刘先生考虑自己的年龄和精力，委托丁仲礼研究员具体负责指导我的论文。虽然不是经常和刘先生见面，但是无论是论文选题、实验设计，还是读书报告，刘先生都要抽出时间认真审查指导。1996年我博士毕业留所后，继续在刘先生、丁仲礼研究员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更多体会到了刘先生的思想深邃和学识、见地的非凡。

印象最深的，是刘先生学术思维的超前性。刘先生年届八、九十岁高龄之际，并没有像一般老人那样放慢了阅读和思考的步伐，他仍然随时关注学术前沿的最新进展，并且能够提出超前的见解。平时和刘先生交谈中，总为他思维的敏捷和对学术前沿的精确了解而折服。这些年刘先生高度关注环境变化与人类活动关系这一重大问题，2000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P. J. Crutzen等人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思想，刘先生马上注意到这一思想的价值，经过认真思考，于2004年提出开展中国的“人类世”环境研究的倡议。近年来刘先生也特别重视地球系统科学的进展，强调黄土研究应该贯穿地球系统科学的思想。2006年4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举行的“21世纪科学前沿与中国机遇”高层论坛上，刘先生还作了“走向地球系统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的学科雏形及我们的机遇”的报告，反映了刘先生在地球系统科学方面的深入思考。每每和刘先生谈起这些问题时，刘先生总是高屋建瓴，识见高远，只言片语，足以导引后学于困顿，开发风气之先河。

刘先生以其崇高的学术地位，得到世界范围内第四纪学界的尊重。但是，在日常接触过程中，让我体会更多的却是他朴实的学风和宽阔的学术胸怀。平时交谈中，刘先生很少发出“指示”，更多的时候是认真倾听、评点，对我们一些并不成熟的看法也多持鼓励的态度，对不熟悉的东西从不轻易下结论和断语，即使对不同的观点，他也是包容并蓄，不轻易否定。印象很深的是先生能够随时以陌生的心态对待熟悉的问题，比如对于研究了几十年的黄土，刘先生还常常抱着新鲜的心态对待，对黄土研究的每一个新的进展，对每一个新的黄土剖面，他都以极大的兴趣了解细节。1994年时，陆地的高分辨率气候记录研究还比较少，刘先生命我对斋堂剖面高密度采样。当时黄土采样密度多为10cm左右，加高密度采样有无意义，大家都不甚明了。我们对斋堂剖面做了2cm的采样分析，结果很好，是较早进行的黄土高密度研究。在完成斋堂剖面采样后，我们在北京以北的河北怀来找到厚层黄土，刘先生知道后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到剖面现场，爬上几十米的陡坡，观察剖面，现场指导。近些年我们在黄土高原找了一些新的黄土 - 古土壤剖面，刘先生也总是兴趣盎然地听我们汇报，了解剖面细节和研究进展。

博士毕业留所工作后，自己也曾经历一时一事的困境，急躁和追求快出成果的思想有时反映在言谈中，刘先生就会严肃起来，甚至不客气地批评。事后想起来，深为刘先生对待科学研究的纯粹态度和精神感叹。科学研究是一种纯粹的事业，不为外在环境所左右，毕生沉湎其中，这在刘先生这一辈的科学家身上可能是一种习惯，而随着社会变迁和体制变化，我们反而逐渐失去了应有的心态。细想起来，科学事业的进步需要的恰恰是这种心态。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