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恩师刘东生先生
肖 举 乐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恩师刘东生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这段时间以来，经常会不知不觉地想起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先生语重心长的教诲、先生和师母胡长康先生对我的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涌现在我的脑海里，感动着我的心灵，我为今生有幸师从先生感到自豪，也为失去恩师——一位杰出的地球科学家、和蔼可亲的长辈——感到悲痛。
上大学学习中国北方第四纪地层和哺乳动物群时，每天都会看到和听到先生的鼎鼎大名。当时，由于对科研和学问的理解还很肤浅，我对先生的工作就像对其他前辈科学家的工作一样，没有产生特别的感情。但是，当我1985年10月在陕西省人民大厦的报告厅里，第一次亲眼目睹先生的风采时，敬慕之心油然而生。当时，我已在原中国科学院西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工作，作为国际黄土大会会务组最年轻的成员，我没有承担具体的会务工作，但必须随时待命，以应对航班取消、幻灯机失灵、外宾生病等突发事件。因此，我没能参加由先生带队、英国BBC电视台记者随行的洛川黄土剖面考察，从而失去了在大自然聆听先生讲解黄土与环境的机会。二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国际黄土大会，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遗憾。
1995年3月，我来到所里跟随先生做博士后。从那以后，和先生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谈论的话题也从最初的科研工作，发展到后来的日常生活、为人处事以及第四纪室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先生对科学的严谨和敏感、对他人的宽容和仁慈，在我心头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得知第四纪委员会决定在先生仙逝一周年祭日出版纪念文集，十几年前在先生办公室一次长谈的情景，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96年3月21日，星期四，一个难得的晴天。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先是问寒问暖，接着花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给我讲了中国湖泊研究的历史和面临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有三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件事是，这次谈话坚定了我从事湖泊沉积与环境研究的决心。另一件事是，先生一直强调借助国外先进的钻探设备、在现代湖泊的沉积中心钻取岩芯的重要性。第三件事是，先生说了两句英语：“Not to do anything that is being well done by other people. Not to do anything that can be better done by other people.”
刚来所里时，我一直在琢磨博士后期间能不能做点新鲜的事。从研究材料的角度来说，有时想做湖，但又觉得做湖必须先打钻，费时、费力并且难度很大；有时又想做全新世黄土，但又觉得找到好的全新世黄土剖面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这次谈话中，先生一直在谈论湖泊的事，从青藏高原的湖泊到内蒙和华南的湖泊，从我们室到国内兄弟单位和国外著名机构，谈到了湖泊分布广、沉积稳定连续、可做的环境指标多；也谈到了我国湖泊沉积与环境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先生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黄土，通过黄土对环境变化有了一些认识，说老实话还不够。黄土区周围有很多湖，像青海湖、三门湖，内蒙也有湖，就不知道这些湖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和黄土一模一样还是有区别？……”说完这段话，先生喝了一口茶，然后笑着说：“其实，安芷生一开始还做过湖，在内蒙。后来，我们和澳大利亚、日本合作，做的也是湖。前几年，我们自己还在新疆巴里坤打了钻，取了岩芯。……”先生一席话开阔了我的思路，激发了我的兴趣，正是在这次谈话后，我下定了决心——这辈子做湖。令人感动的是，尽管先生知道我在日本做了一点琵琶湖的工作，但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想让我继续做湖，而是通过轻松愉快的交流和谈心，让我自己领悟到做湖势在必行并且责无旁贷。这也许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所在。另外，先生搞了一辈子的黄土，是举世公认的黄土之父，然而谈起黄土来，他仍然虚怀若谷。先生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为我们和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气候突变事件研究如火如荼，古气候方面的所有学术刊物每期都会刊登好几篇文章，报道从世界各地的地质记录中发现的气候突变事件，其中包括我国的黄土。在这次谈话中，先生曾多次提及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所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合作在青海湖湖心部打钻的工作，并以此强调，在现代湖泊的沉积中心钻取岩芯是今后湖泊沉积与环境研究的前提。由于钻探设备落后，难以进行水上钻探取芯作业，我国的湖泊沉积与环境研究，绝大多数基于湖岸阶地和季节性积水洼地的河 - 湖交互相、湖 - 沼交互相及湖沼 - 风沙交互相沉积。先生说：“这些沉积物相变太大，沉积环境不稳定，所以，以前的好多工作都没有把细节的东西做出来。以前是没办法了，现在要做的话，一定要到湖里头去打钻，把岩芯先取出来。”显然，先生是在告诫和激励我们，后人一定要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先生所谓的“细节”指的就是气候突变事件。这意味着要以高分辨率为切入点，开展湖泊沉积的气候记录研究。先生接着说：“我们国家的设备还不行，要到湖里去打钻，还得和国外合作。他们设备好，在湖里打过钻，也有经验。”十年前，我们与日本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和钻探技术人员合作，在内蒙古岱海的沉积中心打了第一钻。钻探结束后，地调所将这套钻探设备赠送给了我们所。后来，利用这套钻探设备，我们自己又在达里湖和呼伦湖打钻，钻取了高质量的岩芯。通过岩芯沉积物的多指标研究，对全新世时期我国北方半干旱带的气候、环境变化有了新的认识。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当年先生对我的指导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全球变化研究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热火朝天之后，逐渐恢复了平静。近几年，很难看到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成果。没有新的假说问世，也没有新的方法诞生，一切都好像是过去的重复。地球科学发展到今天的地球系统科学，要求我们把地球各圈层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面对这种形势，我们该做些什么？先生说的两句英语可能是最完美的答案。这两句英语的汉语意思应该是：“不要做别人正在做的事；不要做别人可以做得更好的事。”
在先生仙逝一周年祭日来临之际，谨以此文献给先生，寄托我们的哀思，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愿先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