旺    罗

（中国科学院地址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转眼间，刘先生逝世已近一年了。每次从他办公室旁走过，眼前总是浮现出先生站在门前拿钥匙开门的情景。这一幕在一年前是多么常见，早些年，每当这个时候，我们通常是相互问个好，然后简单聊聊我最近的情况。但是由于近年来我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起色，总是羞于见他老人家，想着等哪天有了进展，再走进刘先生的办公室，好好向他汇报。那天突然得知刘先生过世，根本不相信这个事实。等回过神来马上就后悔自己没能多和先生谈谈最近的工作情况，即使是工作没有什么进展，简单的聊聊也该多好！至少可以让他知道我一直在努力，这也许也能令他老人家放心一点。现在唯有继续努力，才能宽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了。

1997年9月我师从刘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所工作。这些年虽然一直得到刘先生精心指导，但因资质愚钝，科研上未能取得什么进展，辜负了先生一片苦心。回想这些年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刘先生的一言一行还记忆犹新，难以忘怀。2001年11月一次随刘先生赴香港大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经历，让我见识了什么是沉着冷静的气质，什么是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使我领略到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崇高理想的科学家的优秀品质，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次会议是在刘先生大力倡导下召开的，刘先生要在这次会议上作题为“Sequence of Quaternary Events in China: Dating by a Loess Orbital Time Scale”的第一个大会报告。我们晚上乘火车从北京出发前往香港。临行前刘先生得到通知：由于时间问题，他的报告不得不从原计划的40分钟调整到20分钟，这意味着必须修改事先为刘先生准备好的幻灯片（PowerPoint）。可是我们抵达的第二天一早刘先生就要作报告。在火车站候车厅里，刘先生简单和我谈了一下他修改报告的总体思路。上车之后，我们各自思考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赶紧去找刘先生讨论具体方案。由于内容繁多，修改工作量很大，而距离大会报告还不到27个小时，我恨不得马上就能改好。可刘先生却一直不慌不忙地仔细查看每一张打印出的幻灯片，逐字逐句地修改。

我们一行下午4点多才到香港大学。只剩一晚上时间了，可新的图件还没有做出来。4点半我就去找刘先生，建议直接在电脑上修改。刘先生笑着说：“别急，我们还有时间，还是先讨论好，定稿后再在电脑上修改吧”。说完，他拿出笔，又取出一张A4纸端端整整放在书桌上。我盯着那张纸，希望刘先生能拿出他平时写文章的速度，迅速把它填满。刘先生却回头问：“你要不要喝点水呀？”我急忙回答“不，…，不…用了，我们开始吧！”一边说一边去拿打印出的幻灯片。刘先生转过身，在A4纸上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画了一个大约6 × 4cm的长方形，然后又一笔一划地把第一张图的题目写在长方形框内。我半张嘴，屏住呼吸，瞪着眼看着他写完，心想：“天哪！明早就要作报告了，就这速度能来得及吗？”刘先生回头见我手里拿两张幻灯片，便说：“一张一张拿，我们一张一张地修改”。心急如焚的我，哪容一张张拿呀！又同时拿起两张。这次刘先生很严肃地说：“怎么又多拿啦，一张一张来么，急什么？”我只好手捏着一张幻灯片，眼睛不停地瞟着下一张幻灯片，耐着性子看着他一次次一笔一划地画着方框，又一笔一划填写着内容，直至将修改方案全部讨论完毕，这时已是晚上8点了。

晚饭简单，可在港大校园迷宫似的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回到宾馆已是9点半了。有了之前的细致讨论，在电脑上的修改很快就结束了。刘先生又重新检查了每张幻灯片，还请来汉景泰老师讨论英文措辞，一字一句地推敲，到11点半才全部弄好。第二天早上6点半，我来到刘先生房间，他已经起床准备报告了。

刘先生的报告引起了与会国内外学者强烈兴趣，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后来我时常回想起这次经历，提醒自己要像老先生一样，认真并尽最大努力做好每一件工作。

刘先生平时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还有很多令我印象深刻的点点滴滴。比如，他在年近九十高龄时曾连续一个星期从早上8点到晚上10点在办公室准备学术报告；他为了落实影集中一张老照片的时间地点，能迅速找到几十年前翔实的野外纪录；他总是及时阅读国内外相关领域的论文，谈论最新的研究进展，甚至经常先于我们年轻人。他的勤奋和敏锐，他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责任心，他七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的钻研精神，他作为一个大科学家的种种优秀品质，就在这些点滴小事中被折射出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能够取得如此众多的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