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 高 众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100029）

 

先生仙去后，心中怀念不已，静下来时时常会想起先生，有时会泪漫眼眶。前些日子，在十三陵开会，得到家懋师兄指示，让写一些感怀先生的文章，可一时间倒不知从何起笔了，思索了几日，笔下沉重，意到笔随，权作弟子的思念吧。

认识先生是在1983年，当时和先生都在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地层与古生物专业的第四纪研究组，但我是孙枢先生的学生，具体由赵希涛老师指导，和先生接触不多，当时印象中先生是个驼背的老爷子，平日里总一幅笑颜，但室里的吴子荣、陈明扬、袁宝印、赵希涛等老师谈起先生来，总是一幅小心翼翼，很惶恐的样子，大小事没有先生点头不太敢放开做。1984年，孙枢老师调到科学院资环局工作，赵希涛老师当时还是助理研究员，因此商量把我转给刘先生作学生，先生和我谈了十几分钟，也就欣然同意了，由此我和先生的师生缘算是正式定下了。

跟着先生做学生久了，逐渐知道了其它老师和学生对先生的感情，先生对于自己的学生真的是像严厉的父亲那样，从做学问到为人，从室内工作到野外调查，从看书调研到心得笔记，从个人生活到工作，先生都有极大的耐心去指导，时常也免不了被先生一顿训斥，师兄弟们背后都叫先生为“老头”，时间久了，连外面的人也常脱口而出“老头”，想来这是弟子们发自内心的尊称，是对先生思想道德、为人处事、科研业绩、人生经历的一种崇敬和佩服。先生仙去了，在弟子们心中，怕是再无人能当得起“老头”二字。

先生一生对知识极为尊重，不管是什么人，只要能和先生谈科研，谈工作，先生总是很乐意倾听，并一起探讨。在我和先生相处的十几年中，只要是和先生谈工作、谈人生、谈科研，先生总是特别乐意挤出时间来谈，在单位也行，到先生家里也行，并且先生从没有摆出高人一等的姿态来谈话，而总是很集中精力地听着，不时会讨论一番，在先生眼中，和弟子的谈话未尝不是在了解新知识的过程。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和先生谈的很多事十分幼稚，但先生通过他的实际举动和认真态度，通过交谈不知不觉地在指导我，现今想起来真的十分感谢先生。

先生对知识的尊重不仅体现在和弟子们的交往中，更体现在和国内外同行的交往中。先生一生在科学上贡献良多，在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环境科学、科普教育等诸多领域具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也在众多国内外学术组织中任职、获奖，由此先生的国内外交往较为频繁，慕名前来请教的后生学子更是不计其数。先生在繁重的工作中，总是尽量挤出时间来同大家交谈，凡是同先生接触过的人几乎都异口同声称赞先生的人品、学识，利用这些交往、讲座，先生不仅培养了一批弟子，而且还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一大批学子们，对他们的人生道路起到了指导作用。

先生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严厉的，后来的学生们可能由于先生年纪大了，直接受先生教导的时间少了，体会不到先生的严厉，但是2000年以前招收的学生，特别是1990年以前的学生对先生的严厉可是有感受的。对先生来说，学生的举动、思想、做学问等等都有要求，总体上说，只要你有思想，敢闯敢做，为人踏踏实实，待人有礼有节，能在学术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哪怕是错的，先生并不在意你在他老人家面前抽烟、狂聊，反而会乐呵呵地同你一起狂聊，共同讨论。但如果你不尊重他人、不能完成先生布置的任务、或者工作马马虎虎、不求甚解，先生发起火来，也真是吓人，有时会从中午训到晚上，不容你辩解，只能听着，弟子们都知道先生雷霆震怒的样子，一旦工作做得不好，先生让去汇报的时候，腿肚子都会转筋。

记得1987年，先生通过努力从科学院资环局申请到4万元，在甘肃白草塬打黄土钻孔，当时天气还很冷，刘秀铭、我、丛绍光、何德明四人每天守着钻孔，观察进度，记录岩性，大约20天后，先生亲自去现场检查进展，并带我们去钻孔周边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开展野外考察，每天步行十几公里，爬上爬下，很辛苦，采集了很多样品，但每天听先生讲故事，讲剖面，讲国内外某人怎么做的工作，几天下来真是大开眼界，对很多事情的理解胜似苦读几年书。但我们也做了一些让先生生气的事，真是惭愧，第一件事是先生要求我们立即在白草塬做几个剖面，并系统采样，先生说按照他的经验，现在不做错过了以后，何时有机会再来白草塬就说不准了，可我们几个每天看钻孔实在是累了，加上天气已经结冰了，商量一下后和先生说，这次不做了，来年天暖了再来，可直到现在20年过去了，我们几个除刘秀铭都没有机会再到白草塬去，大好的机会在我们不经意间就浪费了，当时要是听先生的话作了工作，也许很多事情会改变不少也不一定。第二件事是我们在野外采的样品，先生要求每天都做记录、包装好，我们也就随意将样品包成了一坨碎土，外面用细绳捆上，看起来像一包中药似的，先生看到我们这么马马虎虎，发火了，狠狠教训我们一顿，要求我们将样品仔细切成方方正正的样子，在顶面上标上方向，仔细包装好，并告诉我们这样对黄土岩性、物理性状、磁学测量、实验室再次细分等有很大作用。第三件事是我们中一位师兄写了篇文章，先生认为其中有很多新见解，应听取一些建议再发表，让他先把文章寄到国外某科学家处征询一下意见，该师兄觉得没必要，文责自负就可以了。我们当时谁都没想到先生勃然大怒，对在场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从为人处事之道理，到做学问应严谨认真，到虚心求学的重要性，结合先生的经历，从中午到傍晚足足训了大家好几个小时。当时我们在现场大气都不敢出，一位老师插了句嘴，提醒该吃饭了，也被训了一通.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先生发这么大的火，以前我们做弟子的不争气被教训1~2个小时算多的了，这次生气现在看来还是我们没有理解先生做学问的严谨要求所致，一个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识，不能随意抛出来，应当在扎扎实实的工作之后，再多方请教，务求严谨求真。现在我们很多人写文章不求甚解，自嘲为自圆其说即可，看看先生对学问的态度，真的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没把握的结论或者自己心里没底的见解，还是不能随意说才对，要知道不求甚解所谓的自圆其说可能会导致很多其他人做偏了学问。不仅做学问如此，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刘先生的办公室书柜门上，曾经贴了一张先生自己写的字幅，我忘了原话了，大意是做人、做学问要认认真真、慎之又慎、诚诚恳恳、虚心求教，每当我去见先生看见这副字时，都会从心里崇敬先生的为人，惭愧自己的年少轻狂。先生当时已是国际知名学者，国际和中国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其在黄土、环境学上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先生丝毫不为名利所动，不管是逆境还是欢庆的时候，先生总是保持着自己的本色，我们师兄弟私下也聊过，像先生这样终身保持着虚怀若谷、虚心好学、诚挚待人、不断努力的中国传统美德的人，到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先生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堪称一代宗师和典范。

先生一生严于利己，宽厚待人。和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无人不说先生的和蔼可亲和认真严谨，在弟子眼中，先生像父亲一样，既严厉又仁爱，总是在学生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在学生迷茫的时候给与悉心教导，在学生犯错的时候给与严厉批评；在同仁眼中，先生像一个知识渊博的智者，无论什么问题，他都能认真和你讨论，相互求教；在后学之中，先生像一座指路的灯塔，不仅可以指明学术上的道路，更可以指点人生的道路。他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经常到各地去给学生讲学。先生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任职，并长期担任中国科学技术馆馆长，为中国青年人的教育付出了自己的心血。

1985年，先生主持召开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黄土讨论会，并带领大家到陕西洛川野外实地考察黄土剖面，巴特尔和我受先生委托，先期到洛川剖面安排考察事项，并整修下沟的道路。考察期间，一次我突然发现，先生背了个很重的包裹，在队列中一步一步艰难地向沟下走去，我赶上前接下先生身上的包裹，问先生怎么回事，先生笑笑说，这是随同前来中国考察的某位国外友人的孩子背的包裹，他们不熟悉黄土坡沟，负重过大下坡会摔跤，一旦滚下去就麻烦了，所以先生主动把这位男孩的包裹给接过来，自己背上了。我听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当时先生已经70多岁了，那个男孩也就十几岁，先生却不顾自己的身体，一心想着别人的安危，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先生对人、对己的态度和风范直到现在一直在影响着我，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时刻想着他人的利益，这是我从先生身上学到的一种品德。

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师兄弟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不仅我们之间关系很好，就是我们的家属之间也来往密切，关系很好。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家庭，就是以“老头”为家长的第四纪地质研究群体，在先生的调教下，每个人都在迅速成长，这也是这个群体能迅速成长壮大，在学术上不断取得进步的原因之一吧。

在受先生教导的十几年中，我没少挨先生的训斥，每次的原因都不尽相同，有说错话挨批，有拎错了包挨批的，有做偏了事挨批的，但共同的一点是先生对我是恨铁不成钢，希望我能尽快成长起来。先生的批评对当时、现在乃至今后的我，都是重要的，每当再次去做某些事情时，就会想起先生当时的训斥，也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后来我虽然不再从事第四纪研究，而是进入了另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但是无论在哪里，无论干什么，先生打下的烙印永久地进入到了我的血脉之中。“虚心、上进、诚恳、为人”的思想已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感谢先生的教导。

先生病重期间，恰是我负责的中国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建设的验收时间，经常往返于全国各省，难得在京休息，也就没有安排去看望先生，心里对先生的病情也是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先生身体很好，很多时候不比我们差，心里总想着等先生好了，好好陪先生到各地，休养一下。哪知道，3月份我出差回来，就听闻先生故去的噩耗，登时呆坐于地，半响没有意识，当时的感觉就是天塌了，及至今日仍对未能见先生最后一面懊悔不已，真诚请先生在天之灵能原谅弟子的不孝。

愿先生在天堂安息，愿先生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