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导师刘东生先生

 

吕 厚 远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100029)

 

刘先生走了，这是至今仍然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每当走过刘先生曾经办公的301房间门口，无意间总心怀幻想，仿佛刘先生关切的话语又响在耳边，栩栩如生的身影飘忽在眼前。世事茫茫，生者碌碌，在不能忘却的思念和追怀中，时间过得这样的快。我后悔,每逢春节很少给刘先生拜年，总认为自己的老师常常见面,不用客套。我后悔, 刘先生晚年常常有许多想法，关于青藏、关于黄土、关于全新世、关于海陆对比、关于环境考古、关于农业起源，甚至关于孢粉和植硅体，关于它们的历史和将来，我总认为来日方长, 没有去深入领会和实践。直到那天，在八宝山，望着望不到头的送别人群，数着数不清的花圈挽联，海内外的学者名流，先生的戚友、门徒，赞颂着他的文章道德，讲述着他留在人间的遗爱，猛然间我感到我再也聆听不到先生的教诲,看不到那一双鼓励、期望的眼睛，留下一片永难填补的空旷飘浮在心中，在空旷迷茫中我追忆着一幕幕一闪而过的往事，想到第一次见到刘先生的场景,是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场合，他为我写一封推荐信开始的。这些年来, 刘先生先后为我写过三封推荐信, 决定我了人生发展的道路。

第一封信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青岛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与王永吉老师一起摸索着在我国开展植硅体研究。开始时白手起家，不仅受文献资料、方法材料限制，更困难的是经费短缺。1989年我试着申请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或许申请书没有写好，或许国内还很少有人了解，或许如评审意见说的：做现代陆生植物、现代土壤中的植物硅酸体，不是海洋部门的工作……。最后没有得到资助，甚是失望，这个工作能否继续，我已信心不足，在海洋调查工作之余，我继续修改着申请书，准备再碰碰运气。1991年1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北京举办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学术讨论会，我带着申请书参加了会议，准备开会期间继续修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命中注定的，那是在一个分会场，几排桌子布置的像学校的教室一样简陋，我正在听报告，坐在我身旁的耿秀山老师悄悄地、神秘地对我说：“你没有见过刘东生先生吧，他就坐在你后面的位置上”。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心想这是不是一个机会？时间不允许我想太久，我脑门一热，乘一个报告结束的间隙, 果断地拿出申请书草稿，转过身就请教刘先生，看着刘先生开始有些惊诧的表情，我有些紧张，刚想好的几句话也全忘了。我断断续续地向刘先生介绍了我自己，并说想请他帮助看看我的申请书。在后来的多少年中，我一直也不好意思问刘先生，他当时看到这样一个刚毕业不久、不识事务的学生，在这样一个场合唐突的“胆大妄为”是如何想的，也许他早已经忘了。我很庆幸，刘先生接过我的申请书，开始他还继续听一个可能他感兴趣的报告，过了一会我悄悄地看到他拿着笔在逐句的修改。更让我欣喜的是刘先生不但修改了我的基金申请书，还写了封推荐信。就这样，1992年我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奠定了至今植硅体仍是我一个主要研究方向的基础。

也许这只是刘先生工作生活中偶然发生的极平凡的一件小事，正是这种平凡中体现出极不平凡来，这是他一贯待人的风范。熟悉刘先生的人都知道，敦睦亲友、爱护生徒、奖掖后进，很少能有人像他那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第二封信是1994年初我被调去国家海洋局之后，那时我在海洋局科技司调查处任副处长，从开始不习惯到逐渐适应，虽然开阔了眼界，但这样年轻就做管理工作，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困惑，或许应该乘年轻再去深造，或许我更适合做科研，或许内心深处还有魂牵梦绕的研究专业。越在年轻的时候越是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有些重大的选择会决定一生的命运。在许多人的不理解中，我选择报考刘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局、所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希望我继续留在海洋局工作，并说如果不习惯调查处频繁的海上作业，可以换到其它处，或者到一个新成立的研究中心任职，临近报名，我也开不出单位证明。刘先生知道后，思虑许久，最后为我写了一封长长的信，让我带给单位领导，这是刘先生为我写的第二封推荐信。1995年夏，我如愿投奔到先生门下，融入了这个充满活力、引领第四纪前沿的研究集体。

刘先生为我写的第三封推荐信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博士毕业留所工作不久，与刘先生一起参加一次青藏高原学术讨论会，会后陪刘先生乘车回所，路上刘先生突然问我，“将来有什么打算”，我一下不明白刘先生指的是哪方面的打算，就顺着会议内容谈了点想法，认为定量估算青藏高原古环境、古高度应该是将来研究的突破点，孢粉和硅酸体 (植硅体) 有希望发挥作用。刘先生也曾多次对我说过，你要做青藏的孢粉一定要从现代过程的基础资料做起，不要急。在车上刘先生听我这样回答也没有再说什么，也许他问的不是这个意思。过了一个多月，刘先生对我说：“你应该到国外待上一段时间，能够再拿一个博士学位最好……”。很快刘先生从他认识的国外孢粉学家中，选择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廖淦标教授，为我写了希望到他那里做博士后的推荐信。我记得清楚，那是刘先生几乎用楷体手写的推荐信，由于字体较大占了近四页信纸。廖教授在国际第四纪孢粉学界有很高的成就，特别是对青藏高原的孢粉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第三封推荐信，让我与廖教授之间建立了至今长达十年的长期合作关系，我每过两年都要去廖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一段时间，及时交流总结，很是受益。

三封推荐信是我人生中三次大的转折，是我走向科学研究之路的三级台阶，刘先生一步步把我和他的弟子们向高处引领，一路走来，刘先生利用各种场合指导他的学生们如何进行科学研究，在办公室、在野外、在各种会议上，甚至在饭桌上，有意和无意间的谈话，体现了刘先生对科学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学生的殷切希望、以及对地质科学的展望，许多陈年往事、科学故事、独到的见解和让人激动的科研设想，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知识和动力的源泉。在我2004年4月25日的记录中，有两段和刘先生在309会议室一起吃盒饭时的聊天记录，也许能够反映他对学生做科研工作的严谨和对宏观的把握：“……实验室的基本训练是做研究的根本，有人做化学分析实验，不知道分析结果0和0.00的差别，别人做出0.00的数据还笑话人家……”；“……研究工作要有自己的体系，这是最重要的，就怕不成体系。没有体系就没有特点，一个单位没有特点这个单位就失去了价值，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研究体系，他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据说刘先生早年对自己学生的严厉是有许多故事的，但这些年来，刘先生对我总是以鼓励、肯定为主，我想这并不是我做得样样都合他的意，而是和他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有关，刘先生很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低调的、时而自信心不太强、时而有些倔犟、生性有些敏感的学生，就算有一些小的错误或不足，往往是一并包容了。刘先生因人施教，桃李天下，让每个学生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营建了一个和谐的科研“生态环境”，就像青藏高原山地上郁郁葱葱的森林草原，那满山遍野的小花，不计地气、物候，发于天趣，归于自然，不争而遍山野，不艳而扮三春。

前年春节过后，正月初四，第一天上班，没有想到刘先生一个人来到所里，从三楼走到四楼，每个房间都走了一遍，说是：来看看大家。关切地询问每个人的情况，课题有什么进展，工作有什么困难，问我青藏高原的表土花粉做到什么程度了。让我和吴乃琴心里久久无法平静，谁能够想到，刘先生近90岁的高龄，来向他的学生、学生的学生拜年。谁能够想到，当时刘先生还是那样硬朗的身体，说走就走了。在送别刘先生的那天，当我走过先生的灵堂，突然想到这个细节，心痛不已。

“佛灭度后，以戒为师”。刘先生的文章道德，当施我以无言之教，成为永远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