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平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在地球上刻下了三本完整的历史大书：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另一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而第三本书则是中国的黄土沉积。这三本书是我们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最佳文献档案。”2003年4月12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2002年度“泰勒环境奖”的颁奖典礼上，评审委员会成员科恩教授用准确而又不乏诗意的语言，描述了我国黄土沉积这一独特的地质现象，同时也高度评价了以刘先生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在黄土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绩。刘先生以他开展的奠基性的研究工作，被世界同行公认为是有关中国黄土序列的古环境研究之父。

刘先生走了，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里，就好像昨天他还在办公室里给我们指导论文，还在为了某次报告把Power Point改了又改，直到做报告的最后一个小时还在修改，他的严谨治学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回想起第一次见刘先生，他坐在办公室里跟老师们讨论问题，背对着门，我敲门问“请问刘老师在吗？”刘先生转过身回答，“我就是，你有什么事吗？”我把我的来意说明后，老先生特别开心，当即说“好啊，你就来我这里吧，希望你能早点过来，先熟悉下环境，多学点知识。”就这样我成了老先生的最后一位学生。这个场景过去三年多了，可是就好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作为老先生的关门弟子，我很遗憾的是没有跟他出过野外，88岁高龄的刘先生在2005年本打算跟我们去甘肃采样，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大家没有同意他前往。据说刘先生在野外是非常认真地画剖面图，详细的做野外记录。徒步考察时，刘先生显示出惊人的耐力与体力，甚至许多年轻人也不及他。旁人看着这瘦小的身躯不紧不慢往山上爬，不禁担心这位80高龄的长者体力不支，但刘先生说——不怕慢，就怕站，简单的6个字，意义可无限延伸到工作、人生等不同领域。

刘先生生病之前，几乎每天早上都到办公室，一待就是一上午，如果有什么事情，或者开会什么的，他一待就是一天，中午也不休息一下。刘先生每次听报告都认真的作笔记，跟报告者展开认真、激烈的讨论，不放过每一个细节。还记得刘先生为了准备庆祝2006年中国科协年会上的报告——《科学探险与科学创新》，他是花了很大的心血去准备报告，每一张片子都精心准备，大到这个片子的内容，小到每一个字体的大小以及每一行字的排列位置，都经过几次反复的修改。片子上的图都是扫描过好几张相关的图片，然后刘先生一一挑选的，图片的大小也是他经过推敲而定的。中午跟我们一块吃完盒饭，稍微休息一会，又接着修改，直到他作报告的前一天晚上还在修改片子。有时在他作报告的前几个小时，如果他想到了哪张片子要调整，他还会告诉我们帮他修改过来。仔细检查每一张幻灯片，确保没有任何错误，帮他打印出来，然后编上页码，他回家后要认真的练习几遍，直到能熟练的讲解每一张片子。在作报告时，他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而且不乏幽默。在《科学探险与科学创新》的报告中，其中有一张片子介绍的从猿到人是科学探险和科学创新的一个亮点中，人类从猿人到直立人再到现在的人类依赖电脑，好像重新回到猿人弯腰向前探脑袋的时代，刘先生在片子中加了一句话“是你在工作吗”？意思在提醒人们使用电脑时，不要老是探头弯腰，要注意正确的坐姿。

刘先生对学术问题总是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凡是他主持的研究项目，总是亲自带队做野外工作，在实验室也多亲自动手。凡是证据不足的，从不急于作结论，从不轻易发表意见。凡是他的署名文章，都要亲自参加了工作且对文字反复修改润色后才同意发表。2006年4月份的一场沙尘暴，一下子吸引了研究黄土几十载的刘先生，他当即通知大家赶快去收集样品，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大家分头去采集样品，街边，居民小区及停放在那里的车辆都成了我们收集沙尘的好地方。刘先生于是又让我们分工做实验，粒度分析、磁化率测量以及常量、微量元素分析等等实验，不出一周关于沙尘暴的第一篇文章即已出炉。刘先生亲自阅稿，每一个字都是他认真修改的，包括每一个标点符号也是他仔细推敲的。刘先生一再要求大家速度要快，让我们每人写一篇有关沙尘暴的小短文，将这次沙尘暴的一系列报道及时发出来，可惜我们太懒了，一直没有动笔准备，成了我们的一大遗憾。

刘先生知识面广，钟情广阔原野。每次跟先生谈话，都能受益匪浅，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不懂，跟先生聊会天顿时豁然开朗，每说起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刘先生总是神采飞扬、思路宽阔，从冰川、植被、融水、地质、环境到动物无不涉猎。浑厚的黄土高原自不必说，那是刘先生毕生解读的一本“环境百科全书”，厚厚的黄土层里不仅仅记载着中国的环境、气候演变的历程和规律，同时也是全球变化的一个缩影，就这样，原本研究古生物的刘先生被黄土的深奥吸引了一生。被世界同行公认为是中国黄土研究之父的刘先生，自然对中国黄土高原上的黄土是情有独钟的，是那一排排窑洞中的灯光吸引了他，黄土新风成说的建立也是源于此。大家都知道黄土是中国分布最广的第四纪沉积物，黄土高原是我国独有的黄土地貌景观。在20世纪50年代，地学界对中国黄土的认识尚很肤浅，刘先生经过多年的野外调查，发现和研究了黄土中埋藏的哺乳动物化石，于1963年提出中国黄土层划分为午城黄土、离石黄土、马兰黄土，这一划分方案被广为采用。当时，对黄土成因有许多不同的观点，风成说、湖成说、河成说、海成说、风化成因说、甚至有人认为是宇宙成因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刘先生对黄土成因并未急于下结论，而是进行大量实地调查，采集样品，进行各种实验室分析。他研究了黄土的分布、颗粒组成及其空间变化，分析了黄土化学成分、矿物组成、物理性质，鉴定黄土中的动植物化石及孢粉化石。然后，他得出结论，认为黄土是风成的，它们是西北地区戈壁、沙漠中的细粒物质被风吹到黄土高原堆积而成的。他提出的黄土新风成说是建立在大量实际资料基础上的，得到地学界大多学者的认可。刘先生从事地球科学研究近70载，创立了黄土学，平息了170多年来的黄土成因之争；建立了250万年来最完整的陆相古气候记录，带领中国第四纪研究跻身于世界领先行列。高耸的青藏高原，在先生的眼中之所以这般神圣，是因为他经过多年的考察，看到了它的不寻常。先生相当一部分科考工作是在被称为“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完成的，他说过：“青藏高原是至今许多科学家思想的发源地。” 2002年，先生获得国际环境科学最高奖——泰勒环境成就奖，获得200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刘先生一如既往的获奖心态，笑容和煦，在交谈中将获奖之事一言带过。这或许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

刘先生在环境医学、环境地球化学、环境考古学、高山科考和极地科考等领域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无愧于我国地学界的一面旗帜。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准则把刘先生一生凝练成一本书，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一座大山。刘先生走了，离开了我们。作为曾经受教于先生的弟子，向您道别——“先生！祝您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