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刘东生先生

 

刘 嘉 麒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我从1982年4月成为刘东生院士的博士研究生，到2008年3月与先生长别，跟随恩师整整26载。这26年，我目睹了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经历了中国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科学大军中，第四纪科学研究队伍异军突起，人才辈出，成果辉煌，在国际同行中发挥重要影响，这个队伍的领军人物和杰出代表就是刘东生先生。我有幸成为刘先生麾下一卒，跟随他南征北战，日熏月染，受益匪浅，从普通的学生成长为研究生院教授、研究所领导、学会负责人和科学院院士，能为国家做点有用的事情，每一步都浸透着恩师的心血和栽培。抚今追昔，没有恩师就没有学生今天。

当我刚刚成为刘先生学生的时候，对先生的学术思想了解得很少，是他亲自带领我到山西大同既看黄土又看火山，使我了解了黄土的奥秘，他对地质剖面素描和地质现象观测的细致认真，让我学到了野外工作的真本事。最难忘的是博士论文答辩（试讲）的前夕，我到先生家中汇报论文答辩准备情况，在我汇报的过程中，刘先生随时指出问题，从论文内容到表达方式，从做学问到如何做人，他边说边吸烟（那时先生吸烟还挺厉害），从晚饭后一直谈到过夜一点钟左右，师母有时过来关心地说，“不早了，休息吧”， 刘先生还是不知疲倦地往下说，这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接受长辈教诲时间最长的一次，不仅先生博才多学诲人不倦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他的指导也使我随后的论文答辩顺利通过。

1984年末，在他的鼓励和推荐下，我到乌鲁木齐主持建立了放射性碳定年实验室，使我在原来同位素定年工作的基础上又开拓了新领域；在那的三年工作使我同新疆结下不解之缘，那是一块辽阔神秘的大地，是地球科学的处女地，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我几乎没有间断在新疆的工作，几乎考察了全疆的每个角落，使我和我的学生从这块富饶的土地汲取了丰富的科学营养；也是在刘先生的介绍和帮助下，我能有机会同科学院冰川所的同事一起攀上西昆仑之巅，考察中国大陆上最新的火山，并新发现一些火山，从而把我引上青藏高原，从阿尔金到可可西里，从芒康到聂拉木，纵横在地球的屋脊上，探索那神秘世界，在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和希夏邦马峰旁，仿佛能看到了当年刘先生率队考察的身影；继续踏着他的足迹，去到冰天雪地的南极、北极，那是地球上最后一块净土，是人类未来的属地，只有强盛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那里找到立足之地。刘先生是至今到极地考察的最年长的中国学者，他的忘我精神和爱国热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为了培养人才，刘先生总是创造各种机会让年轻人接受锻炼，扩大视野，增长才干。

1986年，当时我还在新疆工作呢，刘先生就把他被邀请访问日本的机会给了我，让我替他出席在大阪举行的首届亚洲第四纪地层学术研讨会，这在当时出国机会很宝贵的情况下实在难得，我第一次访日大开眼界，虽然后来多次出国，但印象之深都难以超过第一次。1987年，我刚从新疆调回北京，所领导就找我谈话，说刘先生有意把我调到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去，我比较诧异，因为我一直在同位素地质研究室学习，对第四纪地质并不很了解，何况那里的老同志很多，我去能干什么呢？没过几天，刘先生在京西宾馆开院士会，中午时间把我叫去谈了许多，要求我转到第四纪室工作。我从小就受“在家从父母，在外从师傅”的教育，师生如父子，我不能违背导师的意愿，经所领导批准，便到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工作，一过来就接任室主任，这让我缺乏思想准备，好在有刘先生的指导和其他同事的帮助，工作开展还算顺利。后来，听同事讲，让我到第四纪研究室来，一是为了培养年轻人（其实当时我已不年轻，只是相对年轻），二是能把同位素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理论和技术带到第四纪学科发展上，后来这个室的许多年轻人在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诸如石笋、纹层、火山灰等材料的高分辨率定年，环境磁学、生物地球化学、宇宙成因核素等领域研究的深化和创新，都体现了刘先生高瞻远瞩的科学敏感性和前瞻性。可见，一个有远见的科学家总是在人才和创新上下功夫。

刘先生为了发展第四纪科学，呕心沥血，精心筹划。他从科学发展的大局和远景出发，一定向，二树人，三抓基础建设，四抓大科学行动，五抓学术交流，六抓高水平科研成果。在当初经济条件差，抓基础建设难度大的情况下，首先出学术思想，把握科研大方向和创新点 ，凸显以黄土学为核心的中国第四纪研究的特色；提出10年树人的目标，在他的精心培养和人格魅力吸引下，一个由中、比、法、德、日、美、加等国博士组成的精干的研究队伍终于形成，成为国内第一个先进的青年科研群体；成功地举办了第13届国际第四纪科学大会， 承担了八五、九五国家基金重大科研项目和973项目；负责了PEP-II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这些大科学行动的实施，锻炼了队伍，培养了人才，扩大了影响，取得了丰硕成果，使第四纪地质研究室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成为国内外第四纪科学界的一支生力军，使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走向世界，也使国际第四纪同行涌入中国，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中国第四纪科学事业的发展。作为一位科学大师，其责任不仅仅是自己做好工作，更要推动他所从事事业的发展。刘先生把这一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他教书育人，在科学院研究生院开设的第四纪地质与环境课，深受学生欢迎，是历年选课人数最多的课程之一。我从1985年给刘先生作助教，协助他讲点课，以后授课时数逐年增多，直到主讲这门课程，都是刘先生一步步带出来的。教学相长，为人师表，是刘先生为我们树立的典范。

在刘先生策划的一系列大科学行动中，最令人难忘的是筹办第13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学术大会。那是一个比较艰难的岁月，从1987年赢得大会举办权之后，便开始了筹备工作，前三年多，几乎所有的英文函件都是用硬盘打字机敲出来的，直到临近开会之前才有台286电脑，临时借台“大哥大”对外联系，没用几天就被公安部门没收了，没有网络，所有信函都是通过纸质文件发出，赶上圣诞节发贺卡，一发就是上千份，作为大会组委会主席的刘先生，每一份都要亲自签名。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浪潮，国外少数人受反华思潮影响，提出抵制在中国开会，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压力，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我随刘先生赴华盛顿出席第28届地质大会，会议期间，刘先生凭借他在国际同行中的崇高威望和流利的英语，介绍了中国第四纪研究的成果和我们为大会所做的精心准备，赢得了INQUA执委会和国际上地位显赫的许多著名学者的理解和支持，保证了国际第四纪科学大会的顺利召开。1991年8月，670多位外宾云集北京，这是“六四”之后首次在中国召开有那么多外国学者参加的国际大会，大会上，刘东生先生在激烈竞争中当选为第13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主席，这是INQUA自1928年成立以来首次由亚洲学者担此要职。13届INQUA大会的成功举办改变了许多人对中国的误解，为国家赢得了相当大的荣誉。我作为这次大会组委会的常务工作人员之一，受到全方位锻炼，为后来多次参与国际活动和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

跟随刘先生工作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只有能力还不够，还必须有亲和力。刘先生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在科研还是社会活动中，都像一块强磁体，把同事和同仁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周围，不仅一花独秀，更要万紫千红。欲成大业，先成大器，这就是刘东生的魅力和品格，是一笔无形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过去的26年，有刘先生领路，我 (们) 跟着走就可以了。如今刘先生离我们而去，有些茫然，没人领了，就得自己学着走了。我要弘扬先生的精神，踏着他的足迹继续前进，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恩师恩重如山，学生永远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