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桂 云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250100）
刘东生先生于2008年的3月6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作为学生，我觉得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努力工作，让先生在九泉之下听我的喜报。在日常的忙碌中，在先生那里求学的生活总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回放。跟随刘先生学习的三年，是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光，在先生的教导和影响下，我不仅顺利完成了学业，并从此开始了考古学与第四纪科学相结合的科学生涯，更重要的是，刘先生的科学精神和宽厚的胸襟更使我获得了为人和做研究的宝贵的滋养，使我开始了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生旅程。
这里我只能记录跟随先生学习的片段，作为我永久的纪念。
持之以恒是先生教给我做科学研究的法宝
1996年刚入学的那半年，我经历了痛苦的“转型”过程，是先生的鼓励和帮助，让我顺利度过了那个灰色的时段。
由于原来学习和接触的是考古学，对于第四纪科学，要从基本概念学起，刚开始的时候，压力非常大。刘先生似乎预料到我将面临的困难，开学不久就和我长谈一次，而这次谈话主要的目的就是鼓励我要“有恒心”，不要遇到困难就退缩。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先生以他自身的经历告诉我，一个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坚定的信念；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坚持不懈，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有了这种自信，就成功了一半。这次谈话，不仅为我奠定了完成学业的坚定信念，现在我也经常用这样的理念鼓励我的学生。
在为毕业论文准备数据的时候，我曾经在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从事同位素实验，由于困难重重，我曾经两次起了放弃的念头，是刘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使我渡过了难关。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由于第一次实验失败，我和刘先生商量是否可以放弃同位素分析，当时刘先生对我说：“只有坚持完成任务，你才有资格体会到胜利的喜悦。”为了体会这胜利的喜悦，在地化所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实验。现在回想起来，我由衷地感谢刘先生的鼓励和鞭策。
考古学与第四纪科学的交叉与渗透是中国考古学新的生长点
我当时决定跟随刘先生学习的初衷，就是要改变自己的知识结构，拓展研究领域。但是，具体实施，还是遇到了很多苦难，主要是由于缺乏对第四纪知识的系统掌握，研究领域的拓展也受到了影响。是刘先生及时的指导和帮助，才使我在更短的时间内，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迈开了通往成功的步伐。
早在报考刘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之前，刘先生就在通信中鼓励我，做科学研究，要勇于挑战自我，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宽基础，加深专业，综合运用，做到这一点，学术之路才能越走越宽。由于早年曾经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有过成功的合作，刘先生一直认为考古学与第四纪科学的交叉与渗透，应该成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重要内容，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先生同意收我这个考古专业出身的学生。
刘先生经常对我讲，做学问，首先要有丰富而合理的知识储备；而在知识储备方面，应该特别关心交叉领域、处理好博和约的关系。现代知识愈来愈专业化，又日趋综合化，有所发现的领域常在交叉地带，如物理和生物交叉产生的生物物理学，哲学和科学交叉产生的科学哲学。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广泛、经常地浏览各种各样的读物，以期与自己的研究互补，搞社会科学的要注意自然科学方面的进展，考古学中应用第四纪科学技术与研究成果，将丰富考古学研究内容，使我们复原的人类历史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在学习第四纪地质学的过程中，刘先生一直提醒我，要尽量全面接触第四纪地质学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很多实验方法，只有对这些实验方法有了广泛的了解，才能在考古学中自如地运用第四纪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刘先生之间还有一个矛盾和由此引起的一次深刻的交谈。我清楚的记得，由于我的研究方向是复原古文化发展的环境背景，于是就确定了以孢粉等生物指标作为主攻方向，而且我也作好了攻克孢粉分析与鉴定技术这个“难关”的思想准备，我自认为这已经很好了。但刘先生却说，你不仅要学习孢粉方面的技术和研究方法，还要广泛接触其他相关技术和方法，如测年技术、同位素分析技术、土壤微形态分析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要对这些研究领域的实验方法和基本的研究内容有初步的了解。说实话，听了刘先生的这番话，我非常懊丧，因为我觉得学习孢粉分析与研究就已经足够我应付的了，如果再涉及其他……我的畏难情绪油然而生。几天后，我鼓足勇气和刘先生谈了我的想法，刘先生眯着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笑着说，我就预料到你会有这种想法，别害怕，我已经给你想好了，只要有重点地听一些报告和课程，再到相关实验室见习几次，就可以有一个大概了解。听了刘先生的这番话，我如释重负，也深深感谢先生的精心安排。此后，我根据刘先生开列的清单，系统地听了沉积学、大地构造、第四纪地质学中的年代学、地貌学、地层学、第四纪环境研究方法等报告和课程。这几年的工作经历，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当时刘先生的这种课程设计的合理性和前瞻性。
胸襟宽广，与人为善
如果说我跟随刘先生学习三年，最大的收获，那就是先生高尚的品德对我的影响，这种影响绝对大于从先生那里学到的科学研究方法，而且这种影响也让我这些年的人生受益非浅。
在做人方面，刘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开阔的心胸更让我至今难忘。刘先生是中国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奖获得者，当我们私下议论先生的成功法宝时，许多资深的或者多年与先生合作的科学家都承认，善于团结人，与人为善是其中最重要的法宝。这一点。我也有很深的体会。
有一次，刘先生邀请德国友人共进晚餐。由于这个德国友人是我朋友的朋友，所以我也在被邀请之列，还给我了任务是负责预订饭店。我现在已经忘记饭店的名字，但它是很有名的饭店，此前我曾经在那里吃过饭，地点就在长安街上路南（具体位置我已经忘记了），我根据以前的记录电话预定了房间，但等我和另一个朋友到达那里时，却发现饭店已经换了地方，搬到西边，我只好马上赶到饭店新址，同时给师母打电话，请转告先生饭店已经换了位置。哪知我电话通知的时候先生已经和德国友人一起出发了，正在去饭店的路上，这样，他们也同样白跑了一趟，最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新地点，德国友人开玩笑说他已经饿晕了。我自知这个事情办砸锅了，一直等着先生猛烈的批评；出乎我预料的是，先生不仅没在一见面的时候说任何埋怨的话，而且吃饭的时候还一直为我夹菜，显然是在安慰我。后来我为此事向先生道歉，先生十分平和地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你感到压力挺大，没关系的，你对北京又不太熟悉，这不是你的责任，以后再做这样的事情一定先打听清楚，特别是有外宾的时候，尽量不要出这样的差错。通过这件事，我更理解了先生周围的人为什么如此敬重他，因为他首先做到了尊重别人。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无论有多大成就的学者和普通人，都要学会平等待人，善待他人。直到今天，我回想这件事的时候，还是鼻子酸酸的，不是委屈，是幸福，我为遇到这样宽厚仁慈的导师而感到幸福。
刘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先生高尚的品德和对科学事业的执着追求将永远是我宝贵的精神食粮，我将在考古学与第四纪科学研究中努力拼搏，不辜负先生对我的关怀和教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