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 春 胜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得知要写此文时，适逢身在洛川。或许这只是一种巧合，又或许注定要去追寻一些东西，或许本身就是对先生的回忆吧。如今的洛川剖面已大不如两年前的光景。由于受到汶川地震的影响，S5及附近土层又塌下不少，已然没了高悬半空的残窑。几年前铺下的石板路也已部分被掩埋，成了遗迹。想象当年刘先生带领前辈科学家在这条沟里奋战的情形，何其壮观。而如今空旷的山沟里只有形单影只的我，伴着先生所题的“陕西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孤零零的石碑，不禁黯然。采样时也不住地在想，我所在的位置，先生是否也曾驻足过？只叹迟生了几十年。石碑依旧，而先生却已不在。
我听说先生之名时尚在学校读大三。当时代课的葛肖虹教授不时提起刘先生，我才逐渐了解这位中国第四纪的领军人，并神交已久。后来高我一届的张崧师姐报考了老先生的研究生，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励。斗胆给刘先生写了封信，提出想报考先生研究生的想法。信寄出几天后又觉不妥，怕先生忙而看不到，于是又给先生办公室打了电话。那是第一次和先生的亲密接触。电话那头传来的声音的宽厚温和，一下子便打消了我的惴惴不安和所有顾虑。他说已收到我的信，正准备回复，这让我非常感动。和先生的谈话很愉快，他欢迎我报考，并鼓励了我。我当时的心情已不能用激动来形容。而后来，真的来了所里，才有了进一步了解先生的机会。
先生是平易近人的人。第一次见到先生是在他的办公室。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穿着朴素，慈祥和蔼，远非我想象中的大科学家模样。他年龄与我爷爷相仿，所以，让我备感亲切。先生的衣着总是那么简单，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件褐色薄毛衣，常伴先生。每次去找先生，他都会让坐。我刚开始没敢坐，后来是不太习惯坐，好像坐着跟他谈话便显不尊似的。慢慢的熟悉了先生，才知道他是根本不介意这些的。而每次先生总是放下他手头的工作，离开他的办公桌，和你同坐在一排沙发上聊天。我印象中还没有一次谈话是先生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而我站在他办公桌前进行的。夸张点说，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得到国际知名科学家的如此待遇，是有些让人吃惊的。而实际上，先生待每一个人均如此。在他身上，看不出任何一点所谓的大家架子来。
先生是关心学生的人。在研究生院上课时，我拿着选课单回所找先生签字。出发前给他打过电话，算是预约。等敲开他办公室门进去时才发现有两位记者正对先生进行采访。我是不知道先生还有采访安排的，我的“闯入”便显得很冒失，打过招呼便欲退身而出。而先生叫住了我，说他一直在等我。他跟我说：“你选课的事重要，采访的事可以先放一放。” 于是他跟两位记者说了抱歉，请他们稍等，并和我聊了起来。他看了我的选课单，又仔细的看了选课表。对我预选的课程进行了部分修改，并建议我多学些数理方面的知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而现在看来先生的建议是必要的。
每次准备出野外时，先生都会提醒我们把野外要用的东西带全，千叮咛万嘱咐。先生最关心的是我们在野外时的人身安全问题。他常说“工作不要急，一定要保障人身安全”，因为黄土剖面采样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并经常打电话给我们，询问野外情况，提的最多的还是安全问题。而先生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我个人就曾因不小心而遭遇过先生所谓的安全问题。自那以后就常记先生的嘱咐，在黄土剖面上的每一脚每一步我都踩实踏稳。
很多野外工作的细节问题先生也考虑得很周到，比如样品的包装、运输，如何与当地人相处等都曾得到先生的细心嘱咐。并给我们讲述他以前的工作经历，供我们借鉴参考。
先生经常找我们谈话聊天，询问工作进展并给予细心的指导。而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他来学生办公室。从他办公室到我们办公室要穿过长长的楼道，还是有些距离的。跟我们聊起天来，先生有时会忘记时间。这令我们对他的身体不免有些担心，毕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长时间的讨论问题是很费精神的，而先生却不以为然。有时他会突然间意识到时间问题，谈话便会很快结束。他总说“哎呀，又耽误了你们这么长时间”，于是匆匆离去。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学生而言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们希望老先生可以多休息而不用如此费神，另一方面我们又希望能和先生多交流，因为听先生讲话、分析科研时势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啊。不过，刘先生的“哎呀”说的却是很有意思的，像是感叹，又像是无奈，琢磨不透。
先生是工作勤奋、一丝不苟的人。我认识先生时，他可能已很少做一线工作了。但是，脱离一线也好像没有闲下来的时候。要么是和别人讨论问题，要么就是在办公室收拾整理资料。一周五个工作日，一般他也要来所里三四天。赶上准备会议或是课程材料，周末他也是常过来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做PPT。通常都是他自己先收集资料、拟稿，准备差不多时再叫大家帮忙做成电脑幻灯片。几个人围着会议室椭圆形办公桌，帮着修改。先生常说“你们帮我想想，看怎么安排顺序，理清思路更合理”，而绝大多数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对幻灯片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修改，大到思路顺序，小至标点符号，我们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实际帮助。午饭就在会议室吃，饭后稍微休息几分钟接着弄。下午一两点时大家容易犯困，我就经常迷糊，而先生的精神头却很好。一堂报告要讲几十张片子，经常进行数次的修改。无论准备了多长时间，先生往往都不是很满意的，他会一直修改到开讲前一天，直到没时间再改为止。而最让人感动的是先生讲课是从来不坐的，虽然已年近九十。或许他认为坐着讲课是对学生的不尊重？抑或是作为师者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那时先生身体还算很好，但由于年事已高，站着讲上两三个小时确实是一个挑战，先生却坚持了下来。
先生远赴三极，我只是听说。而有幸随先生跑了趟野外，被先生的专业精神彻底折服。2005年夏初，在室里郭正堂老师的组织下，考察团一行十几人赴甘肃省秦安县进行晚新生代黄土古土壤调研。先生做记录、画剖面素描图、观察黄土成分和结构，一丝不苟。我们借此也领略到了大学问家的深厚功底。刘先生的剖面素描是相当漂亮的。一支铅笔到了先生手中赛过数码相机。车每到一处停下，先生都会下车，尽可能的接近剖面，亲自用冰镐刨下土块进行观察。除非有时地势太险，为了安全起见，他才接受大家的建议不亲自去剖面观察。但素描图肯定是要画的。
先生很细心。我现在还保存着几篇他的手写稿，从满篇的修改痕迹看出先生的认真和细心。先生写稿行距比较大，这样子留给修改的空间也就较多。曾帮先生发过一封电子邮件，他将信写好交给我，我负责打字。即便是一封普通的信，他也要几经检查和修改。
他有很多书，在书架上分门别类列放。书架的每一层每一小格子都贴上小纸条，写清类别，如考古、古生物、青藏高原、文集等等。他说这样子布置大家来找书时就方便多了。一些小事可见先生的细心之处。
先生是幽默开朗的人。他一直很乐观，总是面带笑意。反正我是从没见到过先生生气或是发火的时候。只是有时聊起某些问题，先生会表情凝重，变得严肃起来，那代表更多的只是对科学发展的担心和焦虑。常听韩家懋和宋云华两位老师提起老先生的“白发者先行”“理论”，觉得先生的幽默也实非一般。想起此事，不禁莞尔。记得2006年我去甘肃白草塬时，当地人说已有半年未曾下雨，水窖里也快没水了。而就在我到的当晚便飘起小雨。雨不大，但足以解庄稼一时之渴。似乎巧合，随后我去了黄土高原其它不少地方，总是隔三差五的下雨，工作也因此耽误不少。先生闻得此事，戏称我为“雨神”。说我该去重庆跑野外，因为当时的重庆正值大旱。
再后来我忙于做实验、写论文，就很少见到先生了。而就在我论文成文过程中，先生却仙逝了。我没能来得及见他老人家最后一面，留下了无尽的遗憾。时至今日，每次从他办公室门口经过时都仿佛感觉到先生就在里面，多想再听听他对我们的叮嘱和教诲啊 !
这就是我对先生的些许回忆。没有华丽的辞藻来歌功颂德，仅是一个晚生后学对老前辈的真实追忆。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富于挑战的精神走完了传奇的一生，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限的思念。而我们，正沿着先生铺下的科研之路，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