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蓉 芬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510640）

　　2008年3月4日我提前买好了14日的火车票，准备去北京请刘先生替《微生物矿化》一书写序。但与刘先生联系，发去的电子邮件没人回，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我的心里略略感到不安，只念叨在病中的刘先生能早日康复。谁知道，6日晚不详的消息还是来了，韩家懋电话告诉我，刘先生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愕然，怎么这么快？2007年9月刘先生在电话里答应为我们书写序言的声音尚在我耳边回响，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也很后悔，怎么不早点将材料送给他呢！17日在告别仪式上，看到那被病魔折磨得缩小了的清瘦身躯，痛心之情难以言表，情不自禁地想：“刘先生，你太累了，好好休息吧！”那天数千人为刘先生送行，就足以说明他所做事业之大，人缘之广。

回想刘先生对我45年来的关心与教诲，不计其数，但其中有三件事让我终身难忘。

“要在科学实践中学习”

1963年9 月我成为刘先生第二拨研究生。进入北京地质所劳动两周后，于仙春大姐（室行政秘书）领我到320房间见刘先生，进屋时他正伏案工作，看到我们进来后，抬头指着进门右侧刚腾出的一张桌子，亲切地对我说：你就坐在这里吧！这张桌子与他的办公桌呈直角，距离约3米远。这间房给我最奇怪的景象是：刘先生座位后面一墙壁的书，书从地面一直摞到顶，但没有一个书架，全是用旧标本箱堆叠起来的，分好类的书整齐地排列在侧放的木箱里。

63届考到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研究生有10多人，分布在不同的研究室，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指导方法。有的老师让学生到科大研究生院学习。刘先生没有让我去研究生院上课，他主张在实践中学习。当时除了应对必修课的学习与考试之外，刘先生首先要我学照相，这是地质研究记录野外地质现象的重要手段。我第一次触摸了从地质所复照组借来的一架苏式135相机，先跟丁梦麟学装胶卷、拍照、冲洗胶卷，刘先生还买了两盘过期的电影胶带，任我们“玩”。后来要我到所复照组去试拍鼢鼠化石的立体像，为此我还专门去前门立体电影院看立体电影，试拍了左5º和右5º的鼢鼠化石照片。后来因我的研究方向改变，这项工作没有再继续下去。

刘先生很重视野外工作，1964年春让我随同丁梦林和冯先岳到辽宁、内蒙调查黄土。同年麦收季节，我有幸与刘先生、丁梦林和北京大学的曹家欣老师同去西安白鹿塬一带观测黄土剖面。这是我第一次去黄土塬区看黄土，也是唯一一次与刘先生同出野外。刘先生不总是与我们在一起，有时他一个人边走，边看边画。我们经过麦地，老乡正在割麦，他们热情地要我们喝水，我喝了一口，水很粘稠，几乎要把我的嘴唇粘在一起了。刘先生和丁梦林告诉我，黄土地区的农民吃水很困难，在墚峁区村里要派最强的劳力赶着毛驴去谷底驮水，而在塬区，农民吃的是涝池的水。所谓涝池就是在地里挖一个坑，将雨水收集起来，存着吃和用。喝的这一口水使我身临其境地知道什么叫干旱 - 半干旱气候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民用水的困难。

2000年8月，我目睹了刘先生参加第31届国际地质大会的过程。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代表们住在市内，会场是在湿地上新建的会议中心，距市区很远，每天乘巴士早出晚归。会议每天上午特邀地质学科不同专业的著名学者做报告，刘先生（这年83岁）总是背着一个包，很早就到会场，坐在前第五排靠右，边听报告，边做笔记，见到他感兴趣的多媒体图片就用摄像机录下来。大会结束再去分会场，中午休息时他看展报，收集有关报告、文摘与一些会议广告。回国后他认真总结这些资料与信息，在2001~2003年间，他发表了数篇介绍这届国际地质大会的文章，并根据大会的可持续发展主题，开展了对中国黄土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讨论。

从刘先生的身上我认识到地质科学实践的内涵，其中最重要的是野外地质工作。各种地质体都是地球内部与外部相互作用的结果，要研究它首先得亲近它，并要了解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提出确切的科学研究课题；把要研究的地质体拆分成不同的部分，找出关键部分在实验室里反复研究它；研究的成果通过会议报告、书报杂志反馈到社会，接受社会的评论与认可。

让我思考一辈子的科学问题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初期，因“支援三线建设”， 我们从北京搬迁到贵阳，后来我又去天津小站部队农场锻炼。1970年春节后回到贵阳的地球化学研究所，当时第四纪研究室业务人员，包括刘先生在内，都在东北或西北搞克山病等地方病调查与研究。这时我所有一部分人正遵照毛主席指示：“要在西南找点油，找点气”，参加两部一院（石油部、地质矿产部和中国科学院）组织的西南石油大会战。它太吸引我了，在南京大学我学的是石油区域地质专业，我写报告要求参加“油气会战”，没过两天负责全所业务的涂光炽先生通知我：经研究同意我参加“会战”，主要参与海相碳酸盐岩生油生气等研究课题。

虽然我离开了刘先生和他所在的研究室，但我们关系没有变，他还是我的老师，我仍是他的学生，第四纪室是我的“娘家”，似乎更有些“疏而亲”的感觉。有机会见到刘先生时我毫无拘束地与他进行互动式的谈话，当然更多的是我聆听他的教诲，这种简短的交流常传输给我不少新信息和新思想，有时他还向我提出一些科学问题，让我思考。记得可能是1976年的一天，地化所组织看电影，看完电影在从南明电影院回所的路上，很巧与刘先生走在一起，路上他问我一个问题：你搞碳酸盐的，除了海相碳酸盐还有其它的碳酸盐吗？这个问题一下把我问住了，我当时的思路很窄，根本没有想过这事，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谈起了不久前刚看的海相碳酸盐岩不同相带的特征，我知道我的回答是所答非所问，但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我心中，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在北碚温泉的浴盆上发现新生鲕状碳酸盐，在大柴旦热泉出口的藻群中见到新生碳酸盐，在黄土 - 古土壤序列中测出新生的碳酸盐，在贵州广西的溶洞及间歇地下河边见到新生碳酸盐，在钻井岩心的沥青周边看到新生的碳酸盐。这些碳酸盐有的是化学成因，有的是生物成因，特别与微生物矿化作用密切相关（其中包括微生物的有氧矿化与缺氧矿化）。这些是我几十年后才逐渐认识到的。后来我才明白，刘先生在向我提问题的时候，正在思考全球碳循环的大问题，我很敬服刘先生的超前科学思维。

告诉我科学研究的艰巨与科学研究的两种方法

上世纪80年代末因改革开放的需要，一部分人从贵阳搬迁到广州，作为科学院的窗口，成立了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我家也随之搬到广州。90年代初我在广州收到刘先生的一封信，写满了两页纸。非常遗憾，办公室的多次搬家，特别是我出差在外时的搬家，现在已无法找到此原件了。这封信我曾看过多次，在我的记忆中，这封信主要跟我讲了两件事，一是科学研究的艰巨性，他说科学的入门是比较容易的，犹如我们考试，不太费劲就能得60分，要得80分就要困难些，再从91分提高到100分，每提高一分都要付出艰辛的代价，我们的研究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努力再努力是不行的；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方法。一种是确定一个研究对象，用不同的手段或方法研究它，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手段的更新，将会更深入地了解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二是选择一种研究方法或手段，研究不同的对象，这也将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也是很有趣的科学实验。很幸运，上世纪90年代我参加了由刘先生亲自主持的重大国家基金项目“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15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发展趋势”的研究工作，并相继主持了三个与黄土微生物矿化有关有的面上基金课题的研究。早在1985年初，当刘先生得知我要去英国Bristol大学访问，要我带两块黄土样品，用国外先进仪器看看能不能做出点结果，要我不要泛泛地做，希望能有所发现。后来我们根据生物标志物反映的微生物活动，有机质与磁化率高度正相关的测试结果，先后开展了黄土中铁细菌、趋磁细菌，以及趋磁细菌对黄土 - 古土壤磁化率影响的实验研究，黄土中磁性矿物的富集观察与原位观察。当刘先生知道我们在做黄土中微生物矿化时，他很高兴，立即寄来他指导过的研究生徐立的硕士论文供我们参考。我知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刘先生在第四纪研究室组建过微生物研究小组，希望搞黄土中的微生物研究，由于当时的切入点并不明确，加之后来的文革运动，他的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好像是命运的安排，也许是“缘分”，在我退休前后的10多年，又做起了与黄土有关的研究。这也给我心灵上的一丝安慰：我还算是刘先生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