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居 峙

(Department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rown University

Present address: School of Oceanograph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刘东生先生突然去世了，很长时间心里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最近想要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来纪念刘先生。认识刘先生十年，跟随刘先生工作了五年，受教颇多，感受颇多，但思绪繁杂不知从何处着手。第一次见到刘先生的名字是在大学期间准备考研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刘先生是在1998年从北京到南京的列车上，第一次听刘先生讲课是在1999年春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玉泉路），最后一次见刘先生是2003年8月15日，最后一次跟刘先生通话是2007年5月。

我大学本科的专业是传统的勘察地球化学。在大学三年级准备考研的时候，我想转到环境变化之类的方向。我查阅了很多的教科书和参考书，慢慢对第四纪地质和环境发生了兴趣，同时也发现几乎每一本教科书和参考书都能见到同一个名字——刘东生。那时就像追星族发现明星一样的心情，激动紧张而且向往，希望有一天能够和刘东生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见面并聆听教诲，而当时也知道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后来几经转折，被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师从刘先生和谭明教授研究石笋和气候环境变化，也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够和刘先生见面交谈。在1998年冬天，和谭明教授去南京参加全国第四纪地质与环境的一次会议，刚上火车，谭老师说带我去见刘先生，我说不出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激动、紧张、不安、犹豫之中却又很多的期望，我终于可以见到刘先生了。由于心情紧张，没有过多注意到车内的情况，便来到了刘先生所在的软卧车厢，刘先生和胡长康老师很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见到刘先生，我没有了紧张不安，刘先生是一个个子不高的老人，笑容可掬、精神矍铄。刘先生询问我的学习方向，并鼓励我把地球化学的研究方法应用到石笋研究方面。第一次跟刘先生见面竟然与我所预想的反差极大，我想象中像刘先生这样的大科学家应该是极其严肃、不形于色、对我这种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应该会不屑一顾。刘先生改变了我对科学家的印象，虽然我后来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像刘先生这样。

那次全国第四纪地质与环境会议的内容在我记忆中并没有更多印象，对我以后的工作也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那时我对第四纪地质与环境研究没有任何概念，但在会议期间和会议后的地质旅行却对刘先生有了进一步了解，而这些至今仍然影响着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说这些远远比会议内容更为重要。会议后的地质旅行中我有幸与刘先生同一辆车，并且就坐在刘先生后面的座位上。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质旅行，也没有野外工作的经验，同车的很多人可能也和我类似，只顾观景而忘记了这是地质旅行。当我看前排座位上的刘先生时，却发现刘先生正在一个小笔记本上记录所经过的每一个地方，他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画着，我当时不知道刘先生在写些什么，事后问同车的一个师兄才知道刘先生的习惯是每一次地质旅行都有详细的笔记，记录经过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名，每一处景物和地质描述。刘先生的笔记本有几大箱，这是后来在地质所亲眼见到的。这对我来说真是醍醐灌顶，我们只顾着游山玩水，却忘了地质旅行的真正目的。人性如此，舍本逐末，无视目的却留恋于过程中的旁枝末节，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一无所获，过程和目的对地质旅行同样重要。自此以后，我尽量像刘先生那样在每一次野外工作时都做详细的记录，不管是在中国的青藏高原、美国的西南部、横穿北美大陆、还是新英格兰地区，都尽量做到，而每一次在我记笔记的时候我的脑海中都浮现刘先生奋笔疾书的身影。现在翻看这些笔记的时候，才越发明白刘先生记笔记的目的。

第一次真正聆听刘先生教诲是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课堂上，课程是第四纪地质与环境，主讲是刘先生。课前我便已知道刘先生要来讲课的消息，那天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这在研究生院的课堂上是很少见的。刘先生坚持站着讲完两个小时的课，这让许多老师（包括很多年轻老师）是汗颜的，因为有许多老师或者略有名气的教授们讲课时都是坐在那儿放幻灯片的。从刘先生的讲课过程中我学到的不仅是第四纪地质与环境的基本概念和原理，更让我懂得了讲课原来是一门艺术。讲课的艺术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懂，也不是所有的教授都会，甚至多数人认为讲课就是讲课不需要什么艺术。刘先生幽默风趣的讲课和广博的见闻让我折服，两个小时的课讲下来让学生在听得津津有味的同时学到你所想传授的内容，并且启发学生能够开发想象力自己去拓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真正接触并熟悉刘先生还是到了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后。我们习惯称呼刘先生为老先生，在我们心中此“先生”非彼“先生”，这是一种尊称。在我们心中是一种爱戴，尊敬并且表示亲热，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被称为先生的。在刚刚接触刘先生的时候，见到刘先生心中总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后来这种紧张没有了，代之以一种亲切感。刘先生对我们这些晚辈要求很严，教我们怎么做研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同时，刘先生对晚辈很宽容，有时我们做错什么，刘先生从不严词厉色，而是进行鼓励和耐心开导。我感受最深的是在我取得博士学位以后再出国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时，本来在我对刘先生讲这件事之前心中忐忑不安，因为对一些所谓的科学家来说，这件事看起来有一种贬低的意味，但刘先生没有在意这种个人得失，他对我非常支持，并鼓励我好好学习英语和写作，好好做研究。刘先生经常鼓励我们要有左右研究的自信心。有时候我们几个学生在一起说起我们这一代怎么和上一代的科研工作者的差距时，感到几乎自己真是坐井观天。有时也跟刘先生谈起这样的话题，刘先生鼓励我们要有信心，做科研是一个积累过程，我们都不是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做好。刘先生绝不纵容学生犯原则性的错误，比如伪造数据，各种形式的抄袭。身为著名的科学家，刘先生不仅仅注重我们的工作，还关心我们的生活。我在地质所的第一年，岳父病发去世，当时我正在和刘先生一起做一组幻灯片，我匆忙之间没有来得及整理好搜集的材料便返回家乡。后来刘先生专门打电话询问我家里情况，并让我安心在家，等一切事毕然后回去工作。

最后一次见刘先生是2003年8月15日我离开北京的那天，刘先生在办公楼门口为我送行。最后一次跟刘先生联系是2007年5月我去青藏高原出野外的时候，当时刘先生在医院，我没能去看望他。我给刘先生打电话汇报我这次回国和出野外的情况，刘先生还对我讲了关于青藏高原盐湖和希夏邦玛峰的研究情况，当年是刘先生带领登山队进行地质考察的。我的工作地点正好在希夏邦玛峰脚下，刘先生还答应帮我找一找当年的地质报告。没想到那一次通话竟成了我跟刘先生的最后一次联系。

逝者远去，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遗憾，谨以此小文纪念我最敬爱的导师——刘东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