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随先生学做学问、学做人的点点滴滴
韩 家 懋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2008年新年伊始，北京的天老是阴沉沉的，总像有个大锅盖扣在这个城市的上空，使人感到特别压抑，加上得知先生的病情非但没有任何改善，而食欲却愈来愈差，心情便越发沉重。不断传来的消息，更让人十分揪心：
1月21日，得知先生要立即去住院了，原先是计划春节后才入院继续治疗的，突然的改变，使人感觉到情况不是很好。
春节期间及整个2月间，数次电话询问，先生接听电话的次数很少；连先生一直牵挂的《黄土与干旱环境》书稿送过去，也不见回复，觉得心里的石头愈压愈沉。
3月4日晚，先生女儿刘丽从医院回家后打来电话，告知先生病情已经愈发严重，让人心头阵阵发紧。
3月5日清晨，得知先生已经上呼吸机，表明比头天晚上刘丽说的情况更为严重。与刘丽短信联系，得悉先生肺部感染。回想起很多老先生最后都因肺部感染而不治，不祥的阴影笼罩心头，夜间急匆匆赶到医院，见先生已经深度昏迷，只能默默念叨，祈求先生能创造奇迹，挺过这一关。
3月6日早晨，听说医院已下病危，最后的一点希望被彻底击碎。果然中午就传来噩耗，先生驾鹤西去，眼泪情不自禁地汨汨流出，脑子顿时变得一片空白。
以后几天尽管在协助料理后事，但仿佛先生仍在身边，直到3月17日，告别仪式结束，先生的遗体在哀乐声中被缓缓抬出，才真正感到与先生从此阴阳两隔，再也看不到先生慈祥的面容，听不到谆谆教诲，心情十分惆怅。
思绪慢慢静下来，追随先生40多年间，跟先生学做学问、学做人的点点滴滴浮现在眼前。
精 益 求 精
还是80年代我在比利时学习期间，一次先生到访时，应邀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做关于中国黄土的学术报告。刘先生是国际公认的黄土研究专家，对中国黄土的一切了如指掌。我心里想，先生就中国黄土给老外做报告，还不跟给小学生上课似的，按刘先生事先准备好的文字材料，做几张薄膜，很快就能准备就绪。但事实与我的想象却大相径庭，准备工作持续了好多个小时。在先生的指点下，准备好报告用的薄膜，夜已经深了，考虑先生长途旅行加上彻夜准备报告的图文材料，已经非常劳累，准备送先生回宾馆休息。但先生似乎意犹未尽，用商量的口气说，我们演练一次吧。既然先生这么说了，便只好打起精神来听先生讲，同时替先生在投影仪上一张一张替换着放薄膜，边讲边改，几遍下来，先生已经讲得十分纯熟，我的配合也很顺当。心里想，这下该结束回去休息啦！但先生却仍不知疲倦，还要再演示一遍，并让我看着手表，精确记时。其实这次演示超时不到半分钟，但先生还是不满意，又认真审读和修改讲稿，直到最后一次演练，讲完后时间还剩约半分钟时，先生才满意地合上文件夹。在送先生回宾馆的路上，先生感谢我们陪他那么久。他说，别人请你做报告是对你的尊重，那么，你也得尊重别人，除了拿出最精彩的内容，介绍给大家，特别要控制好时间，绝不能超时。
1995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十四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大会，只有一个大会报告，就是请先生讲中国黄土与全球环境变化。有了在比利时的“经验”，深知这次报告的“分量”，早在从国内出发之前，就精心准备好讲稿和报告用的薄膜，也演练了很多次，先生对报告的内容，时间控制都已经十分纯熟，成竹在胸。踏上去柏林之路，我心里十分放松，认为这次大概就比较轻松了。但是到柏林之后，先生仍多次阅读文字材料，还试讲了好几次，效果都很好。但就在大会开幕的当天清晨，先生还是早早起床，让我们放薄膜，记时间，临战前又演练了一遍，并请出与他同一办公室的INQUA前主席，加拿大科学家Nat Rutter“旁听”，准备工作可以说做到了万无一失。果然，那次大会报告，不但内容精彩，时间控制也十分精确。报告结束，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届大会唯一的大会报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先生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每次随先生外出开会，无论国际的还是国内的会议，也不论会议规模的大小，只要有先生的学术报告，没有一次不是花大力气精心准备的。先生作为一个大学问家，又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尚且如此精心准备，我等无名之辈，外出参加会议，又怎敢再掉以轻心。在日常工作，为先生办什么事，也总是兢兢业业。
博 采 众 长
先生的弟子众多，虽然基本上都是以中国黄土为研究对象，但是其中几乎没有两个学生搞的是重复的工作。与现在大多数导师，让研究生“克隆”自己曾做出过一点成果的领域不同，先生培养研究生却从来不让他的学生模仿他做过的工作，而是去开拓新的领域。按先生自己的话说是“让年轻人放手干”。但先生的这个“放手干”，绝不是放任自流。每一个新研究生到所，先生会通过见面谈话，摸清研究生基础知识的储备情况以及个人兴趣和能力，然后根据国际上学术发展的动向，提出一个新的领域，才让年轻人放手去干。正因为如此，先生领导的黄土研究总不断有新成果出现。在上世纪60年代系统整理了此前的黄土研究成果，发表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和《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以后，在先生的指导下，年青人就在黏土矿物，稀土元素，古地磁和环境磁学，硅酸体，氧、碳同位素、石英表面结构，宇宙成因核素等新的领域开展了探索，这些成果有先生汇总在一起，进一步提高，就写成了《黄土与环境》。不能说在每个领域都做出世界一流的研究结果，但这些成果还是吸引了国际同行的目光。先生是“大家”，但不可能是“万能”专家，他之所以能培养出开拓型的研究生，其中关键的诀窍，就在于“博采众长”，不仅采国内专家之长，还取国际上著名专家之长。
先生本人就是古脊椎动物研究的专家，但他早期的研究生学习化石鉴定，先生没有让他们只听自己的讲解，而是安排他们到古脊椎所，去听杨（钟健）老、裴（文中）老的课。
每开拓一个黄土研究的新领域，先生的研究生，总是被派到一流的专家所在单位与专家自己的研究生一起学习。搞古地磁和环境磁学，他请朱岗昆先生；搞地方性疾病，他请章申先生；搞黏土矿物和稀土元素，他请顾雄飞先生；搞氧、碳同位素，他请郑淑蕙先生；……。这样，既培养了他的研究生扎实的基本功，由于近距离接触一流专家，在研究工作中就能很快“入流”，可谓是“近朱者赤”；另外一方面，还充分利用了专家所在单位开展研究工作必需的设备条件，而这些设备恰恰就是本单位所欠缺的。先生的这一套，决非我辈“导师”凭借自己对新东西的一知半解，让招收的一大批研究生，让他们自己去摸索着“依葫芦画瓢”、“广种薄收”，所能望其项背的。
先生不但对自己的研究生是这样，对研究团队的成员也一样，只要有机会，也总是希望自己手下的工作人员去接触国内的专家，去学习，去练兵。相信这方面的例子在本书中就可以找到很多。
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先生也适时将这一方法推延到国外，让他的学生和团队成员去造访各领域国际上最杰出的专家，近距离学习。有去Ann Wintle教授那里学热释光的；有去Nike Shackleton那里去学同位素；有去Andrei Bronger，Nicolas Fedoroff和Leon Former那里去学古土壤的；有去Donald Walker，Jan Lundqvist和廖淦标那里去学孢粉的；有去Denis-Didier Rousseau那里去学蜗牛；有去Friedrich Heler，Subir Benerjee和John Shaw那里去学古地磁、环境磁学的，有去Berger那里学米兰科维奇天文理论的，有去Troy Péwe那里学冻土的，有去Allan C. Ashworth那里学昆虫的，……。先生的这种培养模式，决非仅仅是为了自己研究团队“小集体”的利益，外单位的学者和学生由先生推荐，出国深造的也很多，充分体现了先生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博大胸怀。先生对任何单位，任何专业的人员要求推荐出国的，可以说有求必应。利用他国外的社会关系，尽可能让他们到国外去学习新理论和新方法。先生推荐出去学习的人员回国后，很多人成为相关领域的带头人，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
行 必 果
先生在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以后几年，结合大量室内分析的结果，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中国的黄土堆积》和《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等三本专著，成为中国黄土在国际第四纪学术界产生影响的基础。
1961年，他带着中国黄土记录的材料，去波兰参加第六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大会时所做的报告，使国际学术界为之“震惊”。英国黄土研究史专家Ian Smalley后来在记述当时的情景时用了这样的词语：“刘的报告介绍了中国黄土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它第一次证实了中国黄土的地层的奇迹。有一张幻灯片显示，山西午城一个120米厚的黄土剖面有17层古土壤，表明第四纪至少有17次气候变化旋回。要知道那时侯，国际第四纪学术界都信奉Penck和Brückner阿尔卑斯的4次气候变化（贡兹，明德，里斯和武木冰期）的模式，而中国的记录给出了第四纪气候变化更为复杂的图景，中国第四纪黄土研究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应该说，当年一起搞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研究的学者中不乏“大家”，但回头看历史，真正从黄河中游考察为起点，从理论上系统总结，并获得被国际学术界看重的成果的还就是先生一“家”。究其原因，就是先生在学术研究中一贯坚持“行必果”的执着追求精神，绝不半途而废的结果。
我参与的一件事情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先生的这种执着。1997年，在先生领导的，有十几个单位，80多研究人员参加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重大项目：“我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区15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及发展趋势”顺利通过专家鉴定，获得成功，并申报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和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对大多数人来说，应该认为这个项目已经功德圆满了，但先生却一直惦记着如何将成果进一步深化，撰写出一本专著。为此，先生约很多人谈话商量写作提纲，在我的记忆中这一步就延续了好几年。提纲完成以后，先生亲笔给有关人员写了信，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老人家多么希望也能像80年代完成《黄土与环境》时一样，主要的参与人员一起动笔，写出初稿，然后组织少数人进一步加工成完整书稿，交付出版。但是众多的原因使得先生的这一愿望一直无法实现，眼看着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先生十分着急，但并没有气馁，最后到2004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请出卢演俦同志，要卢和我，协助他实现这一愿望。在先生这种执着追求的精神的感召下，我们两个才勉为其难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先生的关注和亲自参与，我们三个人终于在2006年整理完成了书稿，以《黄土与干旱环境》为名将完成的电子文本和全部计算机图件交给了出版社。在文稿完成以后，看得出先生的喜悦心情。后来先生又亲自审读了初、二联校后的书稿，并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在重病中亲笔为这本书写了“跋：让历史的光辉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现代地质科学时期后的中国黄土研究”，表明先生对这本书寄托了很多希望。2007年5月，先生还催促卢和我专门赶赴出版社所在地，希望书能早日出版，我们也热盼书能作为给先生90华诞的礼物，给重病中的先生以欣喜。可惜的是，错综复杂的原因，我们竟无力让先生生前能亲眼看到这本他寄予厚望的新书！
谦 和 的 VIP
先生的成就和学术地位，使得他到处都受到尊敬，得到优厚的待遇，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到哪里都是VIP。但先生的为人，却从没有VIP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而处处使人感到先生的谦和。
说先生是VIP，我亲历的一件事足以体现出先生崇高的地位。那是1986年，先生应邀访问比利时，按计划结束在比的短暂访问后，去意大利参加INQUA黄土委员会的一个学术会。但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延误，先生从国内出发前，只办好了比利时签证，没有来得及办理赴意大利的签证。那时还没有“申根”签证这一说，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虽然早已互免签证，但去意大利是必须另办签证的。当时我正在比利时学习，而且作为黄土委员会的委员也准备应邀参加意大利的学术会，那是我头一会参加国外正式的学术会议，非常想有先生在，可以为我“壮胆”和“救急”。鉴于我们在国外办理异国签证的经验，我早在两个多月前，就开始行动，即使材料都送进使馆，光等待就要至少两个星期。我真担心先生不能与我们一起去意大利了。到了布鲁塞尔得知这一情况后，比方就赶紧联系先生赴意签证的事宜。那天与比利时朋友一起陪先生去意大利驻布鲁塞尔的大使馆时，我也没抱多少希望。但十分令我意外的是，先生的整个签证手续只延续了两个多小时就办下来了。原来使馆收到先生的申请材料后，立即由大使亲自出面，发传真报到意大利外交部，意外交部收到驻比使馆的报告后，便在第一时间回复，同意给先生签证。这样，才在两个小时左右时间内就办妥了。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故事，但说实在的，当天陪先生回宾馆时，我心里想到的就是先生这位VIP真“牛”。不但在国内“牛”，而且在国外也“牛”。
能为这么有名气的VIP办事，大家都很认真。但办事多了，难免有差错。即使如此，先生也从没有对办事的人发过火。这样的差错，我就亲身经历过一次。记得是199？年，先生要去印度参加PAGES的一个会。可能办过的人都清楚，去印度办起手续来特费劲。那次也不例外，印度签证迟迟没有下来，为避免退票的那一笔手续费，先生不同意先出预定的机票。直到出发那天上午才得到使馆通知，说签证好了。因为时间紧迫，我们几个就分工，有人与院里签证处的同志一起去取护照，我赶到西单的民航大楼办机票，路上还担心机票弄不到，耽误先生出行。幸好是民航大楼办理VIP机票部门的同志帮助，机票也有了着落，搭民航把脉机当天傍晚飞香港，然后转法航的航班去印度，转机时间虽然短一点，但还足够。办完一切手续，大家都很高兴，下午就送先生去机场上了飞机。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二天上午就接到电话让去机场接先生。我们都很纳闷，先生怎么就回来了？后来先生告诉我们，原来是法航捣鬼，为保证飞机的上座率，买出了超定员的机票。先生到达香港转机时间较晚，赶到法航的检票柜台，被告知机位已满。他们慌称是先生的后程机票没有事先确认，先生当然明白当天出的票是无需确认的，但事已至此，再有理也没办法了。因先生原先只在香港过境，没有办理在港停留的手续，而当天晚上返回北京的飞机又没有了。先生只能在香港机场坐等一夜，搭第二天早晨返回北京的班机。因香港机场的空调特别强，先生又没有带上厚一点的衣服，冻了一晚上，还将先生弄感冒了。替先生办事，办成这样我很内疚，在北京机场接到先生，便立即诚恳道歉，但先生只是笑笑，还安慰我说这不是我的错。先生宽以待人的品格，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40多年来跟随先生，时时处处学到了很多做学问和做人的基本道理，真的很庆幸遇到了先生这样的好人，一辈子能为先生做点事，我无怨无悔。在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写下上面的文字，表达对先生的知遇之恩。
没有人陪伴您，先生，您一路走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