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炳 贵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
先生走了。对我来说，先生走得很突然，因为总觉得有好多话要对先生说，关于研究的一些进展，关于一些事情的看法等等。在先生住院的那段日子里，多少次从先生的办公室经过，脑海里想象着和先生在办公室闲聊般的交谈，就像从前一样。然而，这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幻想，幻想的破灭总是很难让人释怀。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愿意去追忆和先生在一起的片断，只是不愿它真的成为往事。
有人说，和刘先生在一起要带着一个录音机，因为先生冷不丁地会道出精辟之辞，此言极是，但我觉得心灵就是最好的存储媒介。闲暇时，先生喜欢给我们讲一些他经历过的事。先生曾不止一次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事情的大意是这样的：有一年，先生到国外访问，有位教授找他帮忙，原来这位教授有一位来自大陆的博士研究生，这老兄一直“赖着”不毕业，每次催他，他总是说，他的研究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只需要再作一些实验就可以把工作做的更好。就这样，一拖再拖，一直毕业不了。所以，这位教授请求先生帮忙劝劝他的学生，他认为先生是中国人，由中国人来给他的中国学生做思想工作可能会更有效一些。于是，先生找到那位老兄，一阵寒暄后，先生告诉他，研究工作需要分阶段完成的，工作进行了一个阶段，要暂时划个句号，坐下来好好的整理，总结出阶段性成果，同时也可以为下一阶段的工作理清条理。如此这般劝说后，这位老兄似乎有所感悟，不久，先生讲学结束，回国后再也没有遇见过那位仁兄，据说，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离开了那个大学。其实，先生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也处于那位仁兄一样的境况，只是自己浑然不知罢了。多数时候，我常把这些故事当成茶余饭后的佐料，一笑了之，孰不知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很久以后，我回想先生讲的一些“故事”，慢慢地品出这些故事的绕梁余音，方才体会到先生的良苦用心。先生就是这样，他很少严厉批评我，但总是以这种方式开导我，只因天生愚钝，加之懒散成性，至今距离先生的期望甚远，想来倍感愧疚。
先生有个习惯，坚持浏览国内外主要的期刊和报纸，遇到一些重要的文章和有参考价值的报道，他会认真地摘出，然后介绍给研究室里的相关人员。印象最深的一次是2005年的春节，那是我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由于刚“转行”开始石笋古气候研究，我春节早早就来上班。那天，记得是大年初五，先生敲开我的办公室，互相问候之后，先生说：“我来办公室看看大家，你在正好，我有点东西正要给你，你等我一下。”先生转身出门，不一会儿，先生回到我的办公室，手上多了一沓材料，有报纸的报道，是关于某某地方发现洞穴的消息，先生用铅笔规规矩矩地将报道圈出，旁边写着“蔡秉贵参考”（先生习惯把我的名字中的“炳”写成“秉”），有期刊文章，是一些关于石笋研究的文章。“你看看这些，可能对你有用。”之后，先生又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工作进展情况。“多读文献，国内的还有国外的，另外，争取多和国际同行交流”，先生最后叮嘱。将先生送出办公室，望着他那日显单薄的背影消失在楼道的拐角，我久久伫立。
和先生一起去外地参加会议，多是“美差”，因为先生是“名人”，出行自然有人安排，但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陪同先生去成都开会，会议由当地政府承办，来开会都是科学界的大家和政府官员，接待工作带着隆重的官方色彩，往返会场与招待所，所经之路均实行交通管制，由于代表众多，加之重要代表每人一台车，车队浩荡，出行时恰逢上下班高峰，过往车辆行人犹如奔涌激流嘎然而止，汇于两旁巷道，场面颇为壮观。会后的旅游考察，自然也是专车跟随，这天上午我们参观了著名的三星堆遗址，回到住处已是午饭时分，专车司机热情询问午后行程安排，先生百般致谢，说：“下午我们就在宾馆休息，明天我们就在附近走走，车子就不用了，谢谢你！”。午餐是自助餐，先生嘱咐我多吃点，“休息一会儿，下午我们去武侯祠和杜甫草堂”。先生作息向来规律，午后2点，我到先生房间，先生已经沏了两杯茶，招呼我进屋后，说：“你喝口水，完了我们就走”。从招待所出来，我正准备招手示意一辆出租车停下，先生止住我说，“对面就是公交车站，我们坐公交车去吧！”成都的公交车和北京一样拥挤，但不像在北京，会有人给老年人让座，上车后我好不容易挤出一个空间让先生立足。初秋的成都，午后的阳光透着秋老虎的气息，烤的车厢直冒热气。车子在摇摇晃晃中走走停停，一路上倒也顺畅，大约半个时辰，我们到武侯祠。之后，我们又乘车去杜甫草堂，那天先生兴致很高，流连于杜甫草堂的雕像、诗词和对联之间，直到闭馆时间，我们方才步出草堂。此时，天色昏暗，先生已生倦意，却仍然让我去瞧瞧哪一路车可以到招待所。其实，一天走下来，我已然累极，于是，我提醒先生，坐公交回去可能赶不上就餐时间，先生方才说，“对对，我们打个车回去”。后来，在一次闲聊中和先生提及学术会议的组织工作，先生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不好”。
先生做事向来有条不紊，即便偶遇燃眉之事，也是淡定从容，只有一次，我看见先生焦急之情跃然脸上，为得却是我的私事。那是2003年的冬天，妻子在医院诞下一对男孩，由于早产2个月，小孩一落地就被紧急送至重症监护病房（ICU）抢救，而我不得不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和生与死的考验。先生是在当天上午来办公室找我时得知此事的，在楼道里碰见先生时，我刚从医院签完“生死状”回来，先生则行色匆匆地从四楼下来，他正着急地联络研究室的老师，商量如何帮我度过难关。先生双眉紧锁，可能是着急的缘故，脸色有点红，他简单地问了我医院那边的情况，然后安慰我说：“现在医学发达，你不要着急，一定会有办法的，其他的我们一起想办法”。那一刻，先生在我的心中不再仅仅是良师。承载着大家的恩泽，孩子平安地出院，之后的数年里，先生和师母一家一直关心着他们的成长，而今，先生已经归去，但愿天堂那边的他能看到他们天真的笑容。
和先生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一生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