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与刘东生先生半世纪情谊
周 昆 叔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旅途传噩耗 眼泪夺框流
2008年3月6日，我们一行带着环境考古考察的喜悦，风尘仆仆，由洛阳返回郑州，途中手机传来刘东生先生逝世的噩耗，顿时天昏地转，半时无语。半世纪的情谊，未及晤面，您却驾鹤西征，奋斗之历，感激之情向何诉说。无限思念之情，眼泪夺框而出。下榻宾馆，首先打电话向刘先生家表示慰问，刘莉接电话，本想宽慰，但彼此都哽咽难语。随后只好情表笔端，写挽联一首：
悠悠岁月为第四纪学奔走呼号，
伟伟功勋立人类历史惠及千秋。
刘先生为科学鞠躬尽瘁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刘先生为中国、世界第四纪科学所做的宝贵贡献永载史册。
科学引路 师范永存
1956年9月，我毕业于西北大学生物系，与同窗陈硕民女士一起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我们以为是到南京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工作，直到临行前方知是到北京沙滩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报到。接待我们的是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的副主任刘东生先生。不到40岁的刘先生，中等个头，说话简练。从刘先生办公室出来，才解了一些时日来心头之谜，原来叫我们学生物的人从事地质科学研究，还多少能与我们所学高等植物沾上边，就是让我们做孢子花粉分析。这对我们是一头雾水，连这名词都生疏，但这就是我科学研究生涯之始。
刘先生布兵作阵，早已运筹帷幄，手书一函，让我们带着他写的信到北京动物园旁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拜我国孢粉形志学的奠基人王伏雄先生为师，学习孢粉形态学。学习期间回所向刘先生汇报学习心得，刘先生在鼓励的同时提出，今后说植物名称要用拉丁文。刘先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之初，是在南京中央研究院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指导下从事古生物学研究，刘先生是我国古鱼类研究先贤，也是从事安阳殷墟古动物研究之首，他不仅是一位成就卓巨的地质学家，而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古生物学家。古生物学是一门慎思之学；是一门要一丝不苟，运用逻辑思维，努力探索之学；是一门国际学术之学。正因为刘先生有受过严格古生物学训练的坚实功底，所以刘先生指导我，谆谆教导，严格要求。他一生做事慎密，从不马虎，思虽远，更重细节。他要求我们说科学的话，办科学的事，把手教我如何做文献卡片，如何查文献资料，如何跟踪当代学问大家。当见到我用湿布擦装显微镜木箱时，他顿时脸一沉，不语离去，意在批评我不懂规矩。
1957年底从师王伏雄先生学毕归来，刘先生让我们做山西离石陈家崖老黄土古土壤的孢粉分析。我们从中发现了不多的花粉和植物残体。刘先生鼓励我们及时总结成文，写成《山西离石王家沟陈家崖老黄土埋藏土壤中的孢粉及植物残体》一文，发表在“中国第四纪研究”第三卷，第一、二期合刊上，这是我国早期应用孢子花粉分析研究黄土问题的成果。刘先生把同样的标本带到原苏联，请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第四纪著名孢粉学家格里楚克博士分析，其结果与我们类似。
1959年所里决定派陈硕民女士到苏联向世界全新世研究权威涅依什塔特教授学习，她到魏公村外语学院进修俄语。我接受了刘先生做山西午城柳树沟孢粉分析的任务，这次发现孢粉稍多，其结果收集在刘先生与张（宗祜）先生合写的《中国的黄土》论文中，这是刘先生代表中国第四纪地质科学家首次到波兰参加国际第四纪地质学大会的论文，受到大会欢迎。这也是一篇研究我国黄土有奠基意义的著名论文。
1980年后受刘先生派遣参加洛川黄土考察，对这里几个黄土剖面和从黄龙山到黑木沟地表土采样进行孢粉分析，研究结果以《孢粉化石与古植被》载入刘先生主笔的《黄土与环境》一书，这就是刘先生获环境科学泰勒大奖的著作，黄土与深海沉积、冰芯并列为世界三大环境科学研究“天书”之一。我们在刘先生指导下的黄土孢粉分析说明，黄土古植被是以蒿、禾草、藜草本植物为主的森林草原，黄土是一种干旱和较干旱环境下的沉积物。黄土中含木本花粉较少，但午城黄土含得稍多，且偶含亚热带乔木成分。孢粉分析说明黄土的沉积环境有愈来愈干旱的趋势，所以黄土高原黄土堆积的速率越来越快。
刘先生是一位执著于黄土的学者，当然他希望我们孢粉分析能为推进黄土科学研究出力。但是他也清楚黄土中的孢粉可能受保存条件等的限制，不太适合做为初入门孢粉分析工作者的研究对象。他知道孢粉分析起源于西北欧，是从研究沼泽泥炭起家的。所以他让我们做黄土孢粉研究的同时也做古沼泽与现代沼泽的研究，这样既有利于锻炼我们，也有利于我国第四纪孢粉分析的发展。20世纪以前地质学界对全新世地层知之甚少，原因是该期时间短，仅仅1万年，这对地质史来说，真是一瞬间，不够重视，也受研究手段限制，难于下手，直到孢粉分析方法的诞生，全新世研究才有转机。全新世是人类氏族社会形成期，研究它很重要。沼泽中的泥炭是微酸性的有机沉积物，适合孢粉保存，孢粉丰富，是运用孢粉分析方法了解全新世环境变化的知识宝库。刘先生洞察科学发展的趋势，于是在1958年就让我进行北京埋藏泥炭的调查与孢粉分析工作。这对我说是十分陌生的工作。埋藏泥炭是消亡了的古沼泽，地表无痕迹可寻，只好先从访问开始，后来逐渐知道它是多埋藏在山前冲洪积扇的前缘，是由于承压水出露积水而成沼泽，还有的是分布废弃的河道中。当我们对古沼泽埋藏规律有所了解的基础上，选择了颐和园东北肖家河村清河旁和三河县
淀两个古沼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要完成这项工作，首先要在踏勘的基础进行详勘，这样就要运用钻机钻探。其次就是要在摸清泥炭矿体分布特点的基础上挖探坑，进行矿床描述和取样。第三步才是转入室内分析研究。室内分析有三方面的工作必需进行，一是孢粉分析，二是泥炭煤岩学研究，三是种子果实鉴定。这三项工作对我这初入门的人是个下马威，困难重重。认识孢粉就是一道拦路虎，至于对组成泥炭的植物残体，以及其所含果实种子鉴定更是难于着手。因为植物残体研究是以现代沼泽植物解剖学研究为基础，我无从下手，只好不远万里从友邦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借阅。调查中在泥炭上覆的黑色淤泥里采集到几件镞等文物，在考古研究所专家帮助下，知道它们是汉至宋辽时期的遗物，它帮我知道了沼泽消亡的年代。几经反覆，才写成《对北京市附近两个埋藏泥炭沼的调查及其孢粉分析》的论文，发表在1965年“中国第四纪研究”第四卷第一期上。人说十年磨一剑，我们虽不是十年，八年后的北京埋藏泥炭研究论文才得以发表，这篇论文虽谈不上是什么“剑”，但为我国全新世做了开始的工作，并且得到侯仁之、何炳棣等科学家的引用与赞许。我永志不忘的是刘先生让我通过这项工作，锻炼了本事，从此跨进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大门。
1962年刘先生要我以涅依什塔特的专著《苏联全新世森林历史与古地理》一书为范本展开对东北沼泽的调查。从北京古沼泽研究转到东北现代沼泽研究，这是刘先生指导我工作，步步为营，为展开中国全新世古环境研究布下的巧着，妙棋。沼泽研究是专门的学问，那时我国还无人问津，刘先生要我写开题报告。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通读了苏联专家写的《泥炭矿床与勘探》一书，从题目选定，到工作目的，野外工作和室内工作方法，以及经济预算和成果的提交，写了一本详细开题报告交给刘先生，刘先生点头称许。在出差前要过一道难关，就是必须制造一部能在沼泽上钻探取样的泥炭手钻，这手钻的钻体既要能关闭下钻，又要在到达目的层位能打开，钻取泥炭样品后，再行关闭提钻，以保证取出不受污染的样品。这种钻只在外文书中见有钻体横剖面示意图，其他只能靠自己去揣摩。我在学习机械学的基础上，绘出了17张泥炭钻的制造图纸，在多方帮助下，在我国首次制成泥炭钻，并在野外成功运用。当我在吉林敦化黄泥河写信向刘先生报告我们野外顺利工作，刘先生立即回信，夸我们准备工作充分才有所获。可惜由于政治运动影响，未能达成刘先生愿望，只写了《吉林省敦化地区沼泽的调查及其花粉分析》、《中国北方全新统花粉分析与古环境》两篇文章发表。
敏 于 思， 成 于 行
50年代，国家百废待兴，人们为国家振兴，都怀了一股使不尽的劲向前闯。那时为了科学跃进，研究所一度采取打垒台的办法，各学科带头人到全所大会上做报告，谈创新学科的设想。记得有一次刘先生代表我们第四纪研究室讲演，他从对黄河中游黄土调查谈到我国第四纪科学的发展。讨论中有一位刘先生师辈的老先生对刘先生黄土研究的看法提出异议，几经辩论，难达成共识，刘先生说：看来我们只好请先生一同到野外去看了！刘先生在学术讨论中既倾听意见，又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并在努力工作中加以证实。
第四纪地质学是20世纪新形成的学问，是我国空白学科，但我国研究条件好，第四纪地层较全，沉积物内容丰富，古文化发达更是世界少有。就黄土来讲，它分布广、时间长、内涵丰富都是世界少有或独有。第四纪地质学是大有作为的科学研究领域。要想突破，就要知识面广，真有要十八般武艺才行。地学，古生物学、生物学、人类学、化学、物理学、数学，甚至天文、气候、考古、史学都要用。所以，刘先生一开始就注重队伍建设，首先建成了孢粉分析实验室和颗粒分析实验室，随后建立了地球化学和14C测年等实验室。我们孢粉分析实验室，最初用的日人侵华留下的一台单筒显微镜和随后从瑞士购来一台单简便携式显微镜，都是刘先生设法争取来的。
刘先生把办好“中国第四纪研究”刊物作为宣传与团结第四纪地质学界的重要阵地，办这个刊物无专职编辑人员，每期组稿、编辑都是由刘先生主持。那时来稿都是手抄、手绘图，多数难达到出版要求，刘先生总是分配我们来清抄，或清绘，我从中受到锻炼。80年代初刘先生为加强与第四纪地质界的联系，指示我协助他编辑“第四纪通信”。有时由他联系，要我前往看望第四纪地质学界老先生，并顺便采访，如我曾到袁复礼先生家去看望，并作了报导。袁老见到刘先生派我去看他，十分高兴。袁先生是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界的老前辈，教书育人，提携后进，令人敬佩，年近90岁高龄，行动不便，但思路清晰，记忆力强，谈起他早年工作，对西昌附近的一些村庄都能一一道来。刘先生特别注意敬老爱幼，赈灾捐款，救助同事，率先垂范，所以他有很强的亲和力。
刘先生不耻下问，晚辈向他汇报，他总是认真听取，并随时做笔记。他平常总是很忙，有时只好安排午间汇报。因为年事已高，难免疲倦打盹，但手仍握笔不放。见状，我就停止汇报，片刻后，他就会要我继续讲。
我80年代后期工作重点转向搞环境考古，刘先生十分赞赏，欣然同意去检查指导我在徐水、洛阳地区的工作。他对我说：你要知道你做的工作是裴（文中）先生早就想做的工作，他未做成，你做成了！见到刘先生这样肯定我的工作，信心倍增。裴先生是中国环境考古先驱，受当时条件限制难展开环境考古是很自然的。
当“中国第四纪研究”于1989年改为“第四纪研究”定期期刊后，刘先生就指示我为首刊号写稿。我撰写了《北京环境考古》一文，编辑部宋云华先生请问刘先生周昆叔的稿件由谁来审，刘先生答复：“我来审”。刘先生写的审稿意见是：“这是我国第四纪地质学与考古学结合的第一篇文章”。
1990年我在西安举办首届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请刘先生为会议题词，刘先生写道：“开展环境考古研究为促进我国第四纪研究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而贡献力量”。
1993年在广州召开全国第四纪学术会议期间，他要刘嘉麒秘书长征询我的意见，是否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成立“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刘先生这种高瞻远瞩的决策，我们环境考古学界同仁当然感激不尽。随后在刘先生的指导下得以成立我国的环境考古学术组织。刘先生决定成立环境考古学术团体，对推动我国环境考古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每次环境考古举行活动，恭请他老人家，他每请必到。2002年，还应邀在济南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环境考古学术大会”上做了长篇讲演，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后来经我整理刊登在《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上，刊前我征询他是否可以加上《古往今来话创新》的标题，他表示同意。为迎接这次会议，我把历年的论文选出一部分以《花粉分析与环境考古》为题刊出，刊前敬请他老人家题词，他欣然写了“精益求精”几个大字，并郑重加盖私章，这成为我的座右铭，也成为济南会议贯彻的精神。
当他于1991年拿到我赠送他《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时，他深情地对我说：出一套环境考古研究就好！刘先生，我们会牢记您的嘱咐，一定会将《环境考古研究》出成一套丛书的。
自1989年我从事黄河中下游环境考古之后，15年未曾在所里做过学术报告，在肖举乐主任的大力支持和组织下，于2005年1月18日在所里做了题为《中华民族文化核心嵩山文化圈》的学术报告。报告前我曾向刘先生做了汇报，他询问了报告题目，随后说要来听报告。我想刘先生很忙，不应该惊动他老人家。我在报告中发现刘先生坐在门口，既高兴又不安，立即请他到前面就坐，但他坚持坐在原位。刘先生是在开其他会议中，特意离会前来听我的报告，令我十分感动。报告结束后，刘先生起立郑重做点评。他说：“欢迎大家来，请大家来讲，这样才能活跃学术思想。非常感谢周昆叔同志主持的这个讨论会。我对周昆叔同志很佩服，他不是科班出身，他是学生物的，他自学成才，搞地质、孢粉，后来又搞考古。希望大家有自成一家之言。搞科学研究没有新的说法，不能创新。很遗憾，过去地质学有断块、镶嵌、地洼等学说，多活跃呀！我不能冒然说嵩山文化圈怎么样，能成一家之言，是可取的。现在地质学改为地球系统。周昆叔讲的山、水、土、生、气、位就有地球系统的味道，很重要。我们对地球系统研究，需学科间渗透。考古做过去地球环境工作，更能发挥作用。多学科渗透重要，是创新。”刘东生先生的讲话是借题发挥，要求大家注意创新，他的讲话对发展我国环境考古等科学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刘东生先生一贯善于捕捉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生长点，引导大家创新。因此，他和他领导下的研究群体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我有幸能在刘先生手下工作，是他出题，是他引导，是他严格要求，是他解难，耳濡目染，我和我们的工作作风才逐渐养成，才有所获。我能提出和坚持环境考古，是刘先生让我搞了全新世古环境研究，我才有了与考古学结合的能力。刘先生晚年亲自参与和指导我国环境考古，是他一生中对我国科学的重要贡献之一。
刘东生先生是我国全新世与环境考古科学的主要倡导者，是中国第四纪科学的统帅，他也是对世界第四纪科学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先贤。
刘先生有学而不厌的精神，才有不断创新的力量。
刘先生坚持不懈的科学研究，是他热爱科学，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的体现。
刘先生的学术敏感性，活跃的学术思维，是我们要努力继承的。
刘先生光辉业绩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刘先生爱人、惜物、爱国、敬业的精神是引导我们前进的榜样。
刘先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哲学思维，敏于思，成于行的科学精神是引导我们继续前进的重要方法和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