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刘东生先生仙逝一周年

 

夏 训 诚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乌鲁木齐830011)

 

当刘东生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我惊呆了。就在不久前，他抱病参加罗布泊成果验收时，还对我说，一旦离开病床，他还想到新疆考察，探索沙尘暴的运行与黄土高原的关系。我想起了他在罗布泊考察时，对随队考察的记者说的一句话：“我从黄土高原上走出来，我还得回到黄土高原上去。”一年来，我还坚持认为，刘先生没有离开我们，他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到黄土高原去了。一年来，他对新疆的关切，他对罗布泊的情结，他对事业的执著，他对工作的认真，他的平易近人，他的不耻下问，等等，都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

我与刘先生的最初接触，是1977年至1978年的天山托木尔峰的登山科学考察，他担任考察队的队长，我也有幸成为以刘先生为首的考察成果编审小组的成员，聆听了他的许多指导。他当时已60岁高龄，仍然坚持到野外考察现场，而不是当一个遥控的队长，使这项在我国高山地区第一次进行的南、北两个坡面的全剖面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考察按照他的意见，特别重视人与生物圈的关系，对阐明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作用，以及合理开发、利用、保护高山地区自然资源，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对我国开展山地生态系统研究，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还不是刘先生第一次来新疆。早在1965年，他就到新疆青河县考察一块大陨石，这块大陨石重3吨，被证明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陨铁和世界第三大陨铁，对了解地球外层空间，研究地球的形成、地球的年龄和演化，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成为新疆地质学研究的一个标志性实物被永久保存在新疆博物馆。

刘先生到新疆考察已超过10次，每次都带着问题来，满载收获去。例如，在托木尔峰地区，他在海拔3000米至4000米的冰川前，发现了黄土层，而在这以前，在青藏高原没有发现黄土层，欧洲、美洲在这个高度上都没有发现。刘先生非常兴奋，他认为这里黄土的原始物质是冰川从山上带下来的，与冰川活动有联系，对黄土的起源又有了新的认识。2000年，他以83岁高龄参加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一次有关新疆的咨询活动，考察历时两周，行程近万公里，多数时间是在汽车上颠簸。他一直坚持跑完全程，每个考察点，甚至中途停车休息时，他都要下车去实地考察，随行的研究生都感觉很疲惫，他却一直精神旺盛，感动了参与考察的专家和陪同的自治区相关领导。

特别使我感动的是2004年罗布泊科学考察的情景。刘先生一直有很深的罗布泊情结。还在上中学时，刘先生就知道了罗布泊，当时就想前往罗布泊，但条件不许可。在大学毕业时，他的老师要到新疆地质调查，不巧的是他又病了，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的几十年中，天山的最高峰托木尔峰、中国的最低点艾丁湖、新疆最热的地方吐鲁番和最冷的地方富蕴等许多地方，刘先生都去做了考察，唯独一次次错过了罗布泊。他认为罗布泊和楼兰的地质地貌是新疆特有的，从事地学研究不可不去，他也常常给我打招呼，一旦有机会不要忘了他。

在我进行考察组队时，第一个就想到了刘先生，但同时又摇了摇头。毕竟他已是87岁高龄，这个年龄进入罗布泊的学者从来没有过，特别是罗布泊的环境非常艰苦。但是，想着刘先生一直的嘱托，我最后忍不住给他打了电话，出人意料，他一听说，就坚决表示一定要参加，我也就答应了。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我同时向中国科学院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领导做了汇报。因为刘先生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属于国宝级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和自治区领导都十分谨慎，详细听了我的汇报和相关保障方案，经过认真研究，批准刘先生参加罗布泊考察。当时，我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顶级科学家能参加我主持的考察，紧张的是担心出现一些闪失。

但是，考察历程打消了我的顾虑。

2004年9月1日，刘先生和夫人一道飞临乌鲁木齐，他们并未在乌市停留，而是在机场稍事休息就转机前往库尔勒。他事前就拒绝了配医生随同考察的安排，说有老伴在一起就可以了。当时，我和南京大学王富葆教授的夫人都作为专业人员参加考察。我们三对70岁以上的夫妇参加一项考察，在我国科学考察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成为一段佳话。不过与刘先生夫妇相比，我们是相对年轻了，所以，我一再给我爱人交代，让她一路协助刘夫人照顾好刘先生。但是，考察全程刘先生都没有接受我的安排。

在考察队从库尔勒市出发时，刘先生这个被大家戏称的“超级老头”却表现出了一个“顽童”似的热情，他欢声嚷道：“终于要进罗布泊了，我们出发吧！”他的喜悦感动了大家，忘却了将面临的是一段艰苦的旅程。

考察途中，许多人都抓紧时间闭目休息，而刘先生却一路目不转睛地进行地质素描绘图。路途中，他还一再下车进行实地考察和绘图，他说：“到这里来一趟不容易呀，我还是把它画下来，留作纪念好。”在罗布泊北部的“龙城”雅丹，他不顾阻挡，要亲自登临雅丹考察，他手持伴随了他一生的地质锤，敲一些土块进行观察取样，又照例取出笔记本画素描，还将地理方位详细记录下来。每天出门考察或到达宿营地，刘先生总是收拾好行李自己拎着走，他用的还是伴随他几十年的地质背包，完全是一付地质队员模样，并且一直不停地说：“我自己能行，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这次罗布泊考察历时10天，其中在罗布泊地区长达5天，刘东生先生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在谈到这次考察的收获时，他对随行的记者说：“太不虚此行了。我不仅看到了楼兰的古代文化，还看到了罗布泊独特的地质地貌，还有钾盐开发，这对我们搞地质的来讲，能看到通过科技把资源变成商品，是最为欣慰的。”他在罗布泊看日出时，想起上个世纪30年代法国地质学家德日进在贺兰山看日落时的感叹，说西方文化代替了东方文化，而刘先生看罗布泊日出则是相反感受：东方文化像日出一样升起来了。对祖国文化的深厚感情，是支持刘先生在科技领域勤耕不缀的无尽动力，对我们，特别是青年科技人员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在参加完罗布泊考察后，刘东生先生对罗布泊科学研究继续给予了积极的支持。2005年，在他支持下，中国最高的科学论坛——香山会议专门为罗布泊举办了一期，他和我一道担任了会议执行主席，并坚持会议始终。2007年，在他病重住院时，还坚持到新疆驻京办事处参加了罗布泊科考成果的验收，指出在罗布泊研究中，中国科学院已取得了首要的地位。他还期望有朝一日重返罗布泊，目睹罗布泊地区的巨变。

在我与刘先生相处过程中，始终感受到他平易近人的品质。他是国宝级科学家，却从来将自己当作一个科技队伍的普通一兵，对大家一视同仁。每到一地，他对当地领导、工作人员、工人等态度同样谦恭，没有高贵与卑贱之别。每次离开一个地方，他都和大家一一作别，回到北京，他还一一亲笔写信表示感谢。我一生接触的领导、专家非常之多，但像刘先生这样的专家还是不多的。正如随队考察的《新疆都市消费晨报》青年女记者钱毓所写的：“刘老身上有一种超越于外在的无形的特质，那是由科学家的内在品质和精神铸成的东西。它是永恒的！”

刘东生先生长期惦念新疆，为新疆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新疆也缅怀他，他的精神永远鼓励着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将新疆建设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