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兰 英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2008年3月5日刘东生院士仙逝的噩耗使我们都沉浸在悲痛中。不知不觉已过去半年多了，老先生的音容和教导不时浮现心中。他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尊敬的老先生。

平 易 近 人 的 老 先 生

我是在“文革”期间在我大姐家里第一次见到刘先生的。那时刘先生还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工作，地化所第四纪研究室的许多同志参与了地方病（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的水土病因调查，刘先生也经常与年轻人一起出差黑龙江、陕西等地进行野外调查。1970年春节前后的一天，刘先生、陈明杨等来到北京青龙桥我大姐家里，找演俦讨论地方病调查工作。我大姐家只有几间平房和很小院子，加上“文革”初已被抄家，两个女儿又去延安地区下乡插队，过着很清贫的日子。我大姐是一个家庭妇女，遇到不熟悉的人就比较拘束。刘先生一进门就热情地向我大姐和孩子们打招呼，很快大家就熟人似的说起话来。快到中午时分，我大姐买了一斤猪肉，加上白菜包饺子，大家一起吃。刘先生一点也不嫌弃，一边吃饺子，一边对我大姐说：“真好吃！我就不客气了。”我大姐很开心。刘先生走后，我大姐说“这位老爷子，大教授，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很随和。”从此以后刘先生还经常向我问起我大姐家的情况和大姐孩子们的事。与刘先生共事三十多年，他随和、平易近人的优良品行深深地影响着我和他周围的同事们。

难 忘 的 精 诚 帮 助

1972年初我从西安调到贵阳地化所，在刘敏厚指导下做沉积物碎屑矿物鉴定，参与刘敏厚、李华梅等的华北平原第四纪地层研究，到1979年之前与刘先生接触不多。1978年秋演俦考取了国家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的研究生（导师丁国瑜研究员），从此我们家又一次两地分居，演俦在北京一边读书，一边还要照顾两个刚上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1978年底，刘先生刚从贵阳调回北京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就与吴子荣等同志立即着手重建第四纪地质研究室、恢复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筹备第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等等工作。一方面鉴于我家两地分居的困难，另一方面考虑恢复第四纪委员会等工作需要具体做事的人，1979年春，刘先生和老吴就把我从地化所借调到地质所，在刘先生领导下从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等工作，直到1984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只是偶尔回贵阳工作。这样，刘先生和老吴等就帮我渡过了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1984年底在丁先生的帮助下国家地震局给了我调回北京市的户口指标，但无法安排工作，又是刘先生和老吴帮助我解决了工作问题。1985年初，我正式调回北京，极大地解决了我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直到如今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我和全家都非常感谢刘先生、老吴等的精诚关怀和帮助。

第三届全国第四纪研究学术大会

恢复中国第四纪委员会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筹备第三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当时第四纪研究委员会还未改选，原主任和副主任李四光和杨钟健院士都已仙逝，为了开好大会，刘先生以秘书长身份，多次召集老常委王乃樑、孙殿卿、李连捷、周明镇、徐煜坚等开会，商讨大会内容、形式、规模、地点、时间及野外旅行路线等等。刘先生认真听取各位常委的意见和建议，并且及时部署我们分头去做各项筹备工作。刘先生要求我们不仅要把大会办好，而且野外地质旅行也要搞好。为此，刘先生和徐煜坚先生亲自率领我们到河北阳原，对各个泥河湾地层剖面进行实地踏勘。为了体现这次大会是我国经过十年文革动乱之后走向改革开放新的气象，刘先生等决定邀请国际上一些著名的第四纪科学研究专家，如澳大利亚的J. Bowler、比利时的R. Paepe等五位国外专家，出席大会。大会终于在1979年10月 日在北京大学礼堂举行了开幕式，并请J. Bowler等作了专题大会报告，随后国内学术交流会议在模式口北京军区招待所举行三天。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国内不同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的三百多人和五位国外专家，提交了二百多篇有质量的论文。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的学术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又生动、活泼，给与会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有幸参与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在这过程中，刘先生对参加筹备的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不能忽视每一个细节，要办好每一件事。刘先生丰富的学识、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组织能力，都深深地影响着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学术会议筹备工作方面。

1980年以后，我除了协助刘先生、老吴具体编辑和出版《中国第四纪研究》不定期刊物外，还在刘先生的指导下，先后参与了筹备第四、五和六届全国第四纪研究学术大会、全国黄土研究学术交流会、1985年西安举行的国际黄土研究学术讨论会和1991年在北京召开的十三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学术大会。其中筹备十三届INQUA大会过程中刘先生与我们艰苦奋斗的一些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第十三届INQUA大会

1987年7月底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的第十二届INQUA大会上，刘先生被选为INQUA副主席，大会通过投票决定第十三届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8月中刘先生回到地质所，马上就把袁宝印和我找到他办公室，安排我们参加筹备工作。他庄重地对我们说，INQUA大会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我们没有筹办这样大会的经验，但我们一定要办好十三届INQUA大会。这样我就立即参与了第十三届INQUA大会的筹备工作，当时我们办会的条件很差，连筹办人员办公的房子都是向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临时借用的，没有计算机，更没有互联网和电子信箱，会议的各项通知、与国际组织和科学家的联系文件，都是手写或英文打字机打。发一份国外传真要花一百多元，寄一封国外信件要花十几元。大会筹备过程共发出六、七千份有关注册、住宿、野外地质旅行的通知。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回函，也要用手工一份一份登记。可以想象，工作量和需要的费用有多么巨大。直到1989年冬。大会筹备组才购买了一台286计算机，由崔久旭使用，还是自己编制软件建立的大会数据库。

大约在1989年底或1990年春正式成立了第十三届INQUA大会组织委员会，刘先生任主席，科学院地学部主任孙枢任秘书长，刘嘉麒任副秘书长，负责具体的筹备工作。我被分配任副司库，协助管财务，大会的财务工作由地质所负责，有关钱、财、物的事都要由我们管。我没有管钱的经验，而且这次大会要花费几百万元这么一大笔钱，感到很为难。因为，一方面我们要协助刘先生等筹款，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精打细算少花钱多办事。在这过程中刘先生总是不断鼓励我大胆地干，同时也不时地帮助我们，给我们出主意，提醒我们把每件事办好。例如，为了在北京找到条件好而价格又不高的大会会址，刘先生就叫我们到北京市各个能容纳一、二千人的会议室进行实地考察。我们先后去过人民大会堂、科协会堂、北大电教大楼、北辰国际会议中心等地，参观各个会场的设施、设备以及服务状况，听取他们的报价和可能的优惠。然后，我们一一做出预算及说明，供组委会讨论决定。这样的预算工作和修改预算不下五、六次。经过反复讨论，最后选择在亚运村北辰国际会议中心作为第十三届INQUA大会会址。

筹备过程一波三折，遇到过许多困难。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给筹备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六·四”事件后，不少西方人士表示要抵制北京的INQUA大会。面对这样的严峻形势，刘先生沉着镇定，一方面亲自给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成员国的负责人和他的好友写信说明情况，并且动员在国外的和回国的留学生以及与国外学者有联系的我国第四纪研究人员做国外有关人士的工作，邀请他们准时出席北京会议；另一方面指示筹备组再发一轮通知，延迟报名截至日期等措施。他还利用到美国参加国际地质大会的机会，向各国科学家介绍大会的筹备情况。同时，为让更多的第三世界的学者参加大会，刘先生要求我们在大会之前开办第三世界学员学习斑，向驻北京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申请所需经费。

在刘先生亲自指导和统筹安排下，经过多方努力，第十三届INQUA大会终于如期于1991年8月在北京亚运村北辰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宴会，出席大会的国内外学者超过一千三百人。大会组委会与北大地理系合作，在大会前成功地举办了第三世界学员学习班，所有学习班的学员也都出席了第十三届INQUA大会。大会开得很成功，会前和会后地质旅行也很精彩，受到国内外学者高度赞扬。在这次大会上刘先生当选为INQUA主席，这是刘先生应获得的荣誉，大家都为之高兴和感到骄傲。

1992年以后我不再从事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工作，回到室里参加课题研究，与刘先生接触就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但是，直到2006年冬刘先生住院之前，还经常见到老先生来所里孜孜不倦地工作。每次相遇时，他老人家总是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且亲切地询问我近来的工作情况和我家里各人的情况，特别是我女儿和女婿一家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情况，使我感到格外亲切和温暖。过去二十多年，刘先生不仅在工作上给了我许多指导和帮助，而且对我全家都很关心。我们永远缅怀刘先生的教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