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挺 梅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100029）

 

       先生驾鹤西归离开我们已快有一年了，回想往事仍历历在目，先生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能忘怀。与先生初次见面是在1954年9月中旬，地点在河南省会兴镇（今三门峡市）火车站的站台上。那年，我刚从东北地质学院工程水文地质系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报到后的第二天，所里负责人事的彭会同志找我谈话，主要内容是分配具体工作，叫我给先生当助手，并说先生已经出差在河南三门峡地区工作，要我尽快赶去汇合。一个星期后，我就身着一套新买的劳动布工作服，怀着既兴奋又害怕的心情，一个人独自动身往河南会兴镇去了。这毕竟是人生中重要的一步，第一次走向社会，在火车上心里确实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更不知道如何与科学家共事。从彭会同志处得知和先生一起工作的还有三位青年人，他们是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黄万波，北京地质学院的苏联专家帕夫林诺夫（）的两位研究生刘敏厚和刘鑫，以及一位北京地质学院的杜恒俭老师。当时我想象中来接站的一定是一位年青人，记得火车准点到达会兴镇，当我从车厢里出来走到站台上时，忽见一位中年人向我走来，面带微笑问我：“是王挺梅同志吗？”还没等我回答，他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刘东生，欢迎你来三门峡工作。”来接站的竟会是先生本人，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我激动万分，没想到先生会亲自来接站，并且是那样和蔼可亲。同时我也感到十分迷茫，与先生从未谋面，先生怎么一下就认出我来呢？猜想我是一个人并穿着工作服的关系吧。第二天，先生约我谈话，告诉我，这次野外考察的任务是三门峡水库库区第四纪地质调查。因任务繁重，考察区的面积很大，时间又紧，考察要分成两个小组来进行。先生和杜恒俭老师各负责一个小组，由于刘敏厚和刘鑫都要自行收集研究生的论文资料，先生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能参加杜老师领导的小组工作。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年青学生，先生还能征求我的意见，我立即表态一切全凭先生安排。就这样，我与杜老师一起进行了库区的第四纪地质调查，一直到野外工作结束。这次野外工作，虽然与先生见面十分短暂，但先生温文尔雅，尊重人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在会兴镇车站站台上初遇的那一幕，仍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在当时，我国尚未见第四纪地质图，唯一能借鉴的就是苏联编制第四纪地质图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学习苏联的经验，先生规定每日上午上班后8~9点是学习俄文的时间，先生亲自带头学习，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在野外调查结束后回到所里，在先生的指导下，我们一边查阅文献，制定图例，一边结合我们的野外实际资料，最终完成了库区十万分之一的第四纪地质图。这可能是我国第一张由中国人编制的第四纪地质图。在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的亲密接触，使我感到先生敢为人之先，埋头苦干的精神，也感受到先生平易近人，循循善诱热心扶植年青学人的优良作风，使得像我这样刚出校门的学生，建立了承担从未从事过的工作的勇气，解除了与科学家相处的畏惧心理，初步学会了怎样做先生的助手。

1955年，地质所宣布成立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孙殿卿先生是主任，先生任副主任，我则被任命为研究室的业务秘书，我与先生的接触就更多，关系也更为密切了，事实上成为先生的第一助手。据回忆，当时孙先生虽然是室主任，但因为协助李四光先生工作的需要，几乎从来就没有过问过研究室的事务，先生却真正担当了研究室的领导责任。如果这一时期，我为研究室的工作做出了一点成绩的话，先生的信任和亲自手把手地教，为我胜任工作奠定了基础。

由于第四纪地质学当时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刚刚起步，急需培养人才，创建实验室等，一切全要先生操劳。为了提高年青科研人员的外语和业务水平，除了定时的俄语学习外，先生采用了请进来，走出去培养骨干的方法。请进来是指邀请国内一些著名科学家来研究室讲学，如李连捷，袁复礼，陈宗基，朱显谟等科学家都来过研究室讲学。走出去是指派工作人员到北京地质学院旁听苏联专家的课程，如我就去旁听过帕夫林诺夫的第四纪地质学的讲课。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很快使得青年科技骨干的基础和专业知识得到很大的提高。正因为先生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使得我们这一批年青科技人员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逐步走向成熟。

在注重基础理论学习的同时，先生更看重野外实际工作的磨练，让年青人在实践中成长。1955~ 1957年，研究室不少年轻研究人员参加了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的考察工作，大规模开展了黄河中游地区的第四纪地质普查。由于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中的关键问题之一，我们承担的重点工作是黄河一级支流流域的第四纪地质制图和规划区小流域五万分之一的填图。1955年首次赴晋西地区的考察，就由先生亲自带队，带领我和其他三位年青人员完成的。先生用一个规划中要重点治理的小流域（山西离石王家沟）为典型，通过填图，培训了队伍。回想起当年的工作，先生带领我们，既热心指导，也严格要求。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先生手把手教完之后，大胆放手，让我们“人自为战”，自己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先生的放手绝不是放任自流，每当工作告一段落，先生必定到关键地点现场查看验收，对做得好的，先生给予热情鼓励，对不够完美的，先生给予具体指导，最后验收。记得在王家沟一次验收时，看我将一个黄土滑坡体也填成黄土分布区，当即指出这一错误，，他带我们在沟沿上观看对面的地貌形态，就能清晰地见到滑床，并告诉我们填图时，应该将滑坡体填为重力堆积，不应该填为原生黄土。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们的业务能力提高很快，在后来开展面上工作时，除了他自己带一个小分队在河曲县调查以外，也让我带一个小分队在兴县开展调查。先生的安排虽然让我失去了一次近距离跟随先生学习的机会，，但先生放手让我独立工作，也给了我锻炼独立工作能力的极好机会。如果说我们在日后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先生当年的培养和信任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基础。我们真的十分感谢先生的提携。

先生不但重视业务能力的培养，一丝不苟，在工作态度上也严格要求。记得有一次在野外调查时，发现一位年青人将地质锤不是拿在手上，而是放在背包里。先生看到了很不满意，当即批评说：“地质锤好比战士手中的钢枪，只有紧握手中枪，才能随时进行战斗，如果手中没枪，怎么能打仗呢！”先生的这番话，使我们所有的年青人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先生不光是对我们年青人要求严格，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1958年，有一次有位年青人将先生的文件放错了位置，因急需这个文件，他又找不到有点着急，误认为是某同志放错了地方，先生就批评了那位同志几句。事后，受到批评的同志感到委屈，来我办公室申诉。经过了解，原来放错文件的是另外一位同志，我向他解释了几句，事情也就过去了。接着我向先生汇报此事，想不到第二天，正当我与那位被批评的同志在谈工作时，先生闻讯来了。一进来就向那位同志说：“我批评错了，向你道歉。”说完还深深鞠了一躬。先生的这一举动大大出于我们的预料，但先生这种知错即改的态度却深深教育了我们后人，这一幕我一直没有忘记，它也督促我每当错怪他人时，晓得要向人道歉。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在1958年4月在三门峡召开第四纪地质学术会，此前，先生让我起草准备一篇论文以两人的名义参加会议。由于先生没有给出论文的主题，我就根据野外实测资料，完成了一篇题为“老黄土下部与三门系时代问题的讨论”一文，论文中心内容是老黄土下部的时代应为老第四纪，也就是与上三门系时代相当。这在当时，是国内第一次提出这种见解。论文完成后，送先生审阅，先生觉得这一见解很新，可能先生认为它是我的看法，就没有同意我们联署，而鼓励我一个人的名义提交给会议，最后发表在会议的论文集中。

从以上几件琐事中不难看出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严于律己，热心育人，一身严谨好学的大科学家，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