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刘东生先生

 

王 克 鲁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100029)

 

刘东生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工作作风，组织才能以及为人等方面，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仅以我多年与先生接触中的几件小事，记述先生在我脑海中的形象。

出众的组织才能

首先从几本黄土专著说起。50年代初期，由于受以往文献的影响，很多学者只将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视为是黄土，马兰黄土以下夹多层红条的松散沉积则认为不是黄土。

1955~1958年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四纪地质研究室，承担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任务。57~59年三年间，第四纪研究室的人员先后考察了山西、陕西、甘肃和宁夏等地黄土区。可是由于考察队是个多学科的组织，受路线互相兼顾的影响，每个专业组要想深入研究自己的课题是不可能的。58年考察开始之前，刘先生经过酝酿，决定采用地质剖面法深入研究黄河中游地区的黄土。他在地形图上画出纵横方向十条路线，然后，他让我们沿着十条大路线画出地形剖面图，各路线考察组就顺着这些路线开展工作。

考察路线定下来了，但是需要大量的人力，当时研究室只有六、七个人能出野外，显然无法完成此项任务。为此，刘先生到处奔走，最终得到北京大学和北京地质学院的大力支持，争取到几位老师和一些实习的学生，一起组成了考察队伍。

队伍解决以后，面临的新问题是各条路线之间如何能协调一致，统一工作方法变成了关键。为解决这一问题，刘先生选择了有工作基础的山西静乐地区作为练兵地点，总共花费了十多天的时间，通过练兵，明确了工作内容，统一了工作方法，保证了考察资料的质量，也为后来系统总结这些资料创造了条件。

那时考察，经费困难，缺少汽车，雇佣大牲口也难，除个别考察组外，完全靠步行。每天都要转移，有的路线由于要穿越荒无人烟的林区，偶尔还会在野外露宿。既要防狼、豹的袭击，还要忍饥挨冻，困难可想而知。虽然历尽了千辛万苦，但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还是如期顺利完成了预定任务。

想不到，这十条大剖面对搞清黄河中游地区的黄土分布，地层，厚度，与下伏古地形的关系等起了巨大的作用，为以后《黄河中游黄土》等几本专著的撰写奠定了基础。最终根据各条路线报告，在刘先生的指导下，由吴子荣负责整理，经过修改和补充完成了《黄河中游黄土》一书，并出版

1959年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刘先生又着手编制中国黄土分布图。此时，北京大学地理系的曹家欣带领钱宗麟老师，苏宗正，刘延栋作为实习生也参与了这项工作，刘先生亲自指导，确定了该图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审定了工作计划后，指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在前两年考察成果的基础上，钱宗麟、文启忠两人考察了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的黄土，我和刘延栋、苏宗正等人考察了山东的黄土。与此同时，广泛收集了其他地区的有关资料，刘先生亲自查阅了新疆地区的英文和德文文献。最后将所有资料汇总在1：200万的底图上，刘先生亲自参与，反复讨论修改，最终缩成1：400万比例尺正式交付出版，这是国内第一张黄土分布图。

为配合中国黄土分布图，组织编写了图的说明书，即《中国的黄土堆积》一书。该书撰写由我负责，刘先生认真修改了我草拟的写作提纲，确定了每个章节的内容后便着手编写，为赶进度，当时所领导特批我们可以不到北郊所里上班，在家专心写作。当时，刘先生住北新桥，我住东四十二条，相距不远，刘先生的家就成为我们的临时办公点，除第四章第二节外的所有章节由我起草，刘先生逐一修改审定。每个章节修改少则二、三遍，多则五、六遍，工作量很大。加上涉及的内容很多，编图也十分费力、费时，我们俩为按照预定时间完成任务，差不多天天加班，有时甚至工作到深夜。刘先生不仅要照顾这本书，还要兼顾《黄河中游黄土》的编写和研究室的工作，参加所里的重要会议，所以十分繁忙。但刘先生很会安排，总是将各项工作组织得有条有理。能在刘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实为幸事，通过这段工作，使我综合能力和写作技巧上都有很大的提高。《中国的黄土堆积》和《中国黄土分布图》于1965年出版。

刘先生的组织能力还清楚体现在他的用人。他非常注意培养新生力量，每当有年青学生分配进所，首先他给年青人以信任，交给任务，大胆使用，注意在实践中培养年青人的能力。在野外考察时，经过一定时间的培训，统一工作方法后，他鼓励年青人单独负责一条路线。督促他们要多观测，多记录，注意地层的接触关系和空间变化，填好草图，记录下存在的问题。在各条路线交汇处，他组织各组汇报工作，拼接图件，如发现矛盾时，讨论如何互相协调。他认真检查每人的野外记录，解决存在疑难问题。通过这些办法，年青人的野外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能按预期完成计划。从野外回来，他将所有人都分配进一个实验室。工作开始前，他要求每个人都认真阅读文献，掌握各自的实验方法，在具体工作时，他不会自己定出一套办法，让年青人模仿，而是让年青人自己拿出工作计划大纲，要求越详细越好，最后经过他审定后执行。野外和室内工作都完成之后，他总是注意理论上的总结提高。在编写报告或者专著时，他总是让大家一丝不苟，反复推敲，先讨论提纲，之后他也总是让年青人先动笔，最后，由他带领几个人修改定稿。年青人通过比较定稿与自己原稿的差别，就很容易搞清楚修改的道理。《黄土的物质成分与结构》一书的从野外调查，室内实验室的分析测试到专著的写作，基本路子仍如上述，在所有相关人员提供草稿后，由我和卢演俦两人负责编串（后来因我另有任务，卢演俦一直工作到成稿），刘先生亲笔撰写了有关地层的章节外。以上几本黄土专著出版以后，引起国内外很大关注。

刘先生就是这样，在每一本专著的编写过程中，给研究室里的年青人提供了锻炼机会，很多部分的初稿还是由来所不久的新人起草。刘先生也是利用一切的机会，使年青人在野外、室内工作，以至论文的撰写各个方面得到锻炼，使他们很快就有了独立工作的能力，他采用在实践中锤练的办法，扶持青年人走上科研之路。这也许就是刘先生能建立起一支打硬仗的队伍，攀登上国际第四纪研究高峰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纪是一个涉及很多不同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领域，为协调各个不同学科的研究工作，1957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侯德封，杨钟健任副主任，刘先生任秘书长，委员会还创办了不定期的刊物《中国第四纪研究》。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又落到了科研任务繁重、人手不足的第四纪地质室的头上。刘先生不得不培养他手下的年青人成为多面手，那几年，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组织过不少学术活动，在北京和西安召开过全国学术大会和专题讨论会。在刊物的编辑和会议的组织上，刘先生又教会了我们如何与各单位的专家学者打交道；如何组织会议的事务性工作，如食宿、交通的安排；如何编制会议日程与组织大会、小组会的学术交流，如何随机应变，组织和协调一些临时性的活动等等。例如1964年在陕西召开的新生代地层现场会之际，因那年雨水较多，西安南郊曾发生了几次影响到当地居民生产和生活的大滑坡。在当地政府的倡议下，大会期间专门组织了滑坡的考察，组织专家举行了当地滑坡发展趋势和防治措施的专题讨论会。

刘先生组织会议和其他活动，要求组织者做到细之又细。例如，他要求我们将个性脾气合得来的老先生安排在一个房间住，将那些入睡困难与爱打呼噜的人分到不同的房间。所以，每次刘先生组织的活动都得到一致的好评。

在遇到紧急事务时，刘先生也总是从容不迫。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全国学术大会即将闭幕前夕，替侯德封先生准备大会总结发言稿的过程。准备时间也就一个晚上，当时大家都很着急，但刘先生不慌不忙，晚饭后，他把所有专题小组的记录人员召集到一起开会，让每个小组都拿出一份书面总结材料。刘先生就是根据各小组的总结，连夜汇总、串联、润色，没有花费多少时间，就准备好了的发言稿。侯先生也很满意，大会总结得到与会者好评。

与刘先生一起工作的日子是十分紧张的，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十分留恋。正是在刘先生的带领下，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学生，很快被带入了科学研究的殿堂，为我国的第四纪科学研究事业贡献了一分力量，同时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了交际，组织能力，受益终身。

出类拔萃的舵手

       在进行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的时候，由于不少单位只是将它当成是一项临时性的任务，所以考察结束后，提交了考察报告也就了事。但刘先生却与众不同，他将完成生产任务只看作考察工作的一个方面，而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的黄土研究，特别是第四纪基础理论性的研究看得更为重要。正是基于这种思考，他在完成生产任务之后，从1958年起，开始了黄土高原区东西和南北向十条大断面的调查，他的意图十分清楚，那就是要从黄河中游黄土的分布，地层，物质成分，岩性特征等方面，更深入探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规律，黄土成因，以及黄土所反映的第四纪时期变化特点。为此，他又设计了一系列的室内研究计划，将野外观测到的现象，用室内分析的结果来获得科学的解释。但是即使在这时，他也没有忘记黄土研究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就这样，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充满信心地走他的中国黄土研究之路。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中断了刘先生的黄土研究之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除了进“牛棚”，就只能搞一些有明确应用目的的工作，如地方病的地学病因的调查，但他要走的黄土之路却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利用在黄土区开展地方性疾病的地学病因调查的同时，在不断规划着他下一步的黄土研究之路。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知识功底和外文优势又帮助了他。刘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基础知识扎实，英文功底很好，而且他又有很好的学习习惯。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定的环境中，他还是十分注意国外学术发展的动向，在图书馆门庭冷落的时候，他却一直关注着国外主要学术期刊，特别是国外关于全球变化的研究，他从中找到了黄土研究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机遇给有准备的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不失时机带领他的弟子和旧部，在黄土研究中探索开展新的领域，把黄土的基础理论研究同环境变化结合起来，以古地磁研究作为起点，他甚至亲身到瑞士的古地磁实验室去测定黄土样品。他将原先对黄土中生物遗存和物理，化学性质的研究应到到作为环境变化的替代性指标，与国际发展相适应，将黄土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80年代初领导编写的《黄土与环境》就是这种研究工作的代表。《黄土与环境》中的一些结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应该说，当今中国黄土的研究已经走在国际前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刘先生因势利导，又在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两个方面呕心列血为黄土研究培养了不少人才，给年青人创造更多施展才能的机会。

刘先生走过的黄土研究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前，第四纪研究室在地质所是个小室，经过几次分所搬迁，实力更显薄弱。待刘先生从贵阳回到北京的时候，原先的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已经不复存在，坚持搞第四纪的也就三、四个人，从设备条件说，连一根像样的“枪”也没有。我们几个早年跟随刘先生搞黄土的，也在几经分所后到了国家地震局的地质研究所，主要从事地震地质工作。面对这种情况，刘先生并没有气馁，他一方面聚集各地的旧部继续开展研究（这方面不能不佩服刘先生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在北京，他注重年青人才的培养；在西安，适时建立了黄土和第四纪地质研究室新机构，重整旗鼓，终于实现了新的辉煌。有关这方面的细节本书中其他文章中会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在赘述了。

回顾刘先生的黄土研究之路，人们不能不叹服刘先生的执着追求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也不能不佩服他在各项研究中突出的组织才能和驾驭全局的能力。他是中国第四纪研究中英明的舵手。假如能看到他所领导的中国第四纪研究工作，犹如旭日东升，在不断蓬勃发展的话，我想先生也应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