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俊 达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化所，广州510640）

 

我和刘先生的友谊是从我们同住一个集体宿舍开始的。

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刘先生和其他的老科学家一起，从“牛棚”被放了出来，当时就安排在我们的集体宿舍里。集体宿舍在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七单元二楼，内外两间，住着我们四个年轻人。听说刘先生要和我们来住，我们都非常高兴。我们腾出里间给刘先生住，我们四个年轻人挤在外间住。好在那个时代，我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什么家当也没有，家具也都是公家的。一个房间住四个人是很平常的事情，还觉得挺宽敞。

我第一次见到刘先生是我们在贵阳春雷广场劳动的那一天。那天，刘先生从北京被押解来贵阳，从火车站被直接押到了劳动工地进行批判。从那天开始，我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室主任刘东生先生。后来，刘先生一直和我们所里的其他老科学家，老领导关在一起，被批判，组织学习，写检讨书等，大家把关押批判对象的地方叫做“牛棚”。

其实，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年轻人对老一辈的科学家都是很尊敬的，很佩服的。只有少数的别有用心的人，才蓄意地要伤害他们。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环境下，我们也只是有口无心地跟着喊喊“打倒XXX”的口号，心里却寄予那些老科学家很大的同情。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所以，当刘先生住进我们集体宿舍的时候，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很尊敬他。我们睡在外间，像卫兵一样保护着他。

刘先生为人非常谦和，平易近人。我们尊敬他，他爱护我们，在生活上互相照顾，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年轻人喜欢运动，每天下午四点半以后，我们都要到操场打球。当我们满身大汗地回到宿舍的时候，刘先生早已经把我们的饭和菜从食堂打了回来，摆放在桌子上了。天天如此，就像大人照顾着小孩一样，为我们服务。他对我们的关心也很仔细。因为他睡觉打呼噜，害怕影响我们的休息。因此，他总是在里屋看书，让我们先入睡，然后他才上床睡觉。因为，我们年轻人，只要一睡着，多大的响声也不会吵醒我们的。就这样，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相处的日子里，我们不断地相互增进了解，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我们都陆续有了家，离开了那个和谐的小集体。但是，我们的友谊一直没有间断。那个时候，贵阳和全国一样，物质供应非常匮乏，大家都没有什么好吃的。刘先生只身于贵阳，天天吃食堂，营养自然要差点。好在我们有经常出差的机会，可以从北京，从上海等大城市里，或者从老家带些食品回来。我们也常常做些菜，送给刘先生。同样的，刘先生也一样关心着我们，不但关心我们这一代，而且还关心我们的孩子。他出差回来，总要给我的女儿带一些好吃的。我记得有一次刘先生从北京给我女儿带来一盒巧克力，包装非常精美。我和我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美好的东西，都舍不得吃，看着，爱不释手。

刘先生不但在生活上关心和照顾着我们，在后来的科研上也同样地关心我们成长，培养我们的科研能力，尽量给我们年轻人创造深造和培养的机会，先后送我们很多年轻人出国学习深造。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很多，枚不胜举。刘先生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循循善诱和诲人不倦的精神，刘先生在科学上的重大贡献，都永远铭刻在我心里。我相信，刘先生的很多弟子的感受会比我更深刻，更具体。

“四人帮”垮台以后，刘先生调离了贵阳，到北京工作。但是，他一直关心着我们，指导着我们的科研工作。我们有机会去北京，也总要去看他，关心他、问候他。我们的友谊一直保存到现在。在他离开我们一周年之际，我们深深地回忆他给我们的友谊和教诲，缅怀他为祖国的地质科学献身的光辉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