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云 华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贵阳550002）
1988年春，刘东生先生与时任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所长的欧阳自远商定，借调我到北京承担第四纪研究刊物的编辑工作；2004年以后，又继续协助刘先生从事其他编辑任务，从而有幸在刘先生的直接指导下整整工作了20年。
值此刘先生逝世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自己深深的崇敬、感激之情和不尽的哀思。
为办好《第四纪研究》呕心沥血
1989年，在主编刘东生院士的主持和直接指导下，国内有影响的第四纪学术刊物，更名为《第四纪研究》，由不定期改为定期出版，初为季刊，由于越办越红火，并多次获奖，遂改为双月刊。十几年来，《第四纪研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1）专题组稿 刘先生十分重视每期的组稿工作，往往亲自确定主题，并亲笔写信向这一领域的著名专家约稿。读者们普遍反映，《第四纪研究》不仅学术水平高，而且每期都有一个重点，便于使研究者对这一问题有比较集中的了解。
（2）增加“后记” “后记”大多由刘先生亲自撰写，概括介绍各篇论文的精髓，指出该专题领域的发展趋势。读者们一致肯定：“‘后记’的形式非常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使主题更加突出，给人以启迪。
（3）特邀编审制度 为了保证专号的学术水平，从1993年第2期起，刘先生提出一些专号请国内外知名专家任特邀编审。实践证明，特邀编审制度对于提高刊物的水平有很大好处。
刘先生为办好《第四纪研究》花费了太多的心血，可以说做到了呕心沥血。有一次，刘先生在北大医院住院检查身体，我们去看望他，当时他身体很弱，竟还跟我就稿子问题谈了将近一个小时，这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动。他常常在出国或出差的前后几天，专程来编辑部过问工作情况。刘先生工作非常忙，为了写约稿函、“后记” ，经常开夜车。记得有一期的稿子刚收齐，而刘先生要去夏威夷，临行前头绪万千，他却在去医院看病时抓紧候诊的时间，写完了“后记”的最后一部分，赶在走前把完整的“后记”交给了我，在场的同志都为他“言必信，行必果”的高尚品德感动得久久说不出话来。
十几年来，刘先生不仅使我懂得了如何办好《第四纪研究》这个学术刊物，也使我看到了一位老科学家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我为办好这个刊物而竭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重视传承科学文化、科学传统
重视传承科学文化、科学传统，这是刘先生的办刊方针之一。《第四纪研究》重视人物纪念，例如李四光、杨钟健、侯德封、袁复礼等先生百年诞辰时，都分别出了专号发表纪念文章；对于不到百年诞辰的专家学者，则刊登“生平简介”或短文。有很多文章和短文是刘先生亲自撰写的。这些文章、“生平简介”和短文介绍了这些专家学者一生的工作成就和贡献，弘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和道德风范，对于传播和继承科学文化、科学传统，教育广大读者有很大的作用。
《翁文灏古人类学与历史文化文集》是刘先生重视传承科学文化、科学传统的又一实例。刘先生不仅提出了《文集》的构思，而且在他的关怀和具体策划下进行了资料收集、组稿和编辑工作。他还亲自校对了翁文灏、丁文江与瑞典地质学家J. G. 安特生来往书信（1923~1944）的译文，并撰写了“代序1”和“代序2”。正如刘先生在《文集》出版工作第四次会议上所说：“两个月来阅读翁文灏先生的书籍和资料，深深被他高尚的品德、爱国的坚贞、博学和多才，以及勇于创新和敢于实践的精神所感动。写的‘序’虽然多次修改，仍难以表达对翁先生的崇敬和缅怀之情。” 刘先生为一本书撰写两个“序”，而且每个“序”各修改了10次之多，据我所知，这是前所未有的。由此可见，他对传承科学文化、科学传统重视的程度。
铭记师恩 尊敬他人
2002年4月，刘先生获“泰勒环境成就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科学家。他回忆说：“在获奖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李四光、杨钟健、侯德封等老一辈地质学家对自己的耳提面命，没有他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自己也许不会在地质学的大道上走这么远。”杨钟健和侯德封，这两位中国地质科学的大师是刘先生最敬重的两位导师，他们对刘先生一生的科学事业都有着深刻的影响。1980年侯德封院士住院，刘先生在医院看望、守护，直至恩师病逝。李四光院士审阅会议论文那种治学严谨、细致认真、反复推敲的高度负责态度，使刘先生深受教育。因此，他一直把自己认作是李四光院士的学生，永远怀念他的教诲。
王恒升院士的女儿王莹棣说:“刘先生获‘泰勒环境成就奖’不久，特意来家里给父亲报喜。……他把证书展开，捧给父亲看，鞠躬感谢业师的培育之恩。……”王恒升院士是刘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在获奖的大喜日子里，刘先生竟还记挂着60多年前的老师，并亲自前来报喜，其铭记师恩的高尚品德令人敬佩，从中亦可见师生情谊至诚至深。在《揭开黄土的奥秘——刘东生》一书中，有一张照片是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的中国科学院增选学部委员（院士）会议上刘先生与他的老师王恒升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刘先生提供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中的一张。细微之处见真情，从这件小事上也可以看出刘先生不忘师恩的美德。
刘先生身上还具备另一种美德——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在我的记忆里，他不止一次地提起过一些人的名字，如绘图的鲁巨川，采集化石的王存义等等。他们都是研究所的二线工作人员。刘先生希望人们在纪念地质栋梁的同时，不要忽视了幕后工作者的贡献。
每当我在刘先生指导下完成某一项工作的时候，他常常会说一声“谢谢”，而且在文章或报告的结尾还要写上感谢的话语（当然，我不会把这些话语输录进文章或报告中，因为这是我应该做的）。
刘先生始终认为自己的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力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很高的个人荣誉，但这次大奖应归功于进行中国黄土研究的所有科学工作者。” 在“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论坛”现场，他说：“这次我获奖是我个人也是全国地学工作者的最大光荣。”当时，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的手都拍痛了，我为刘先生这种淡泊名利、尊重别人劳动的高尚品德所深深感动。
身 教 胜 于 言 教
“你没有过入党要求吗？”有一次刘先生问我。我告诉他我的情况：大学一年级时就向系党支部提出了入党要求，系党支部也曾把我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可是因为家庭原因，直到大学毕业时我的入党问题也没能解决；参加工作以后就没有再提此事。听了以后，他说：“现在不讲这些了，既然有入党要求，就应该向室党支部提出来。” 不久，刘先生给地化所写信要来我的档案材料。1994年，刘先生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另一位是刘嘉麒研究员，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介绍我入了党，使我实现了终生的宿愿——做一名共产党员。
刘先生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光明磊落，克己奉公，注重实践，勇于创新，淡泊名利，治学严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直到87岁（2004年9月）还深入“死亡之谷”罗布泊考察，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重病中，有时刘先生还从301医院打电话来，询问工作进展情况，……。我从刘先生身上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身教胜于言教，20年来，刘先生不仅教导我如何做好工作，更教导我应该如何做人。
记得有一次，我接到儿子顾复从贵阳地化所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刘先生给他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还鼓励他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他激动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辜负他老人家对我的期望。”——这是刘先生对顾复的关心，也是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可见，刘先生对于身边工作人员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
1998年6月，地质所党委在实验楼会议室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会后，刘先生找到了我，握住我的手说；“祝贺你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要继续努力啊！”看得出他很激动，也很欣慰。我暗下决心，要永远牢记刘先生的教诲——继续努力。
刘先生离开我们走了。前几天，在整理资料时，看到刘先生的手稿、亲笔题词、约稿信等，他的音容笑貌不禁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9月17日，两年前的这一天，刘先生曾对我说：“明天我要去体检，国庆节前还要做一个多媒体，还得麻烦你和张崧。” 两年来，我们一直等着刘先生体检、住院康复回来；两年过去了，没想到那竟是刘先生最后一次和我们一起工作。
刘先生，我们多么希望再在您的指导下工作，再聆听您的教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