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 河 春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贵阳550002）

 

1965年8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报到后，不清楚分在哪个研究室工作，临时在图书馆做了两个礼拜的义务劳动，就踏上去河南禹县的路，参加为期一年的四清运动，与研究室“219”项目的同志分配在同一个生产大队，我问他们“219”项目是研究什么的，他们也不说，非常神秘。临近结束时，我才知道我将要去的是“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四清工作队撤出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返回北京，回到地质所后，见到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搞得人人都紧张起来。

第一次认识刘先生是在第四纪研究室举行的对刘先生的“批判”会上。当时北京地质所第四纪室已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北京，一部分去新成立的贵阳地球化学所，我的名字也在去贵阳之列。那时，去贵阳的先遣部队已经走了，还有部分人整装待发，少数人因种种原因不想去贵阳，我就是属于最后一种类型的人。因此，因为是属于贵阳的人，“留守”参加北京第四纪室人员的会议，身份就显特殊，只能是旁听者。

张贴在地质所大楼从四楼下三楼楼梯转弯处墙面的有关刘先生的一张大字报，很是耸人听闻，它震动了地质所和地化所，也改变了对刘先生的命运，“批判”也由此升级成“批斗”。我们这些“留守”在北京的贵阳地化所的人，就被委派就近在京津和东部沿海地区，负责调查所有列入被审查人员名单上的人的历史。因为第四纪室本该去贵阳地化所但尚留在北京的人不多，就把我与另外一人（当然他是负责人）派出去做刘先生的“外调”。那应当是1967年的5月份，我门两人从北京出发，拿到刘先生写的他在南开中学，西南联大，以及南京工作时的同学和同事的名单和他们所在的可能地点，先到天津，济南，青岛，上海，最后到南京，整整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当时给我的强烈的第一印象是，刘先生惊人的记忆力，时间过了那么久，还清楚地记着他的同学和同事的名字和工作单位。由于刘先生所提供的名单比较详细准确，我们的调查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每到一个地方，我们能很快找到他们，进行调查。给我深刻印象的是所有被调查的人，多数的说法是刘先生学习非常用功，虽然在那种环境下，他们没有直接说出刘先生为人正直，但从他们的谈话当中，这是给我们两个人最直接的感触。跑了这么一大圈，根本也没有调查出刘先生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只能就这么交差。

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刘先生已经被贵阳地化所派来的人，“押送”去了贵阳。1968年10月，我和另外两人也踏上去贵阳的路程。在贵阳，似乎更加感觉到一种近乎恐怖的氛围，红卫兵正在到处抄家，所幸运的是我们新到，没有让我参加。

1969年的春节前后，清理阶级队伍进入高潮，为查证北京那张大字报所列的“罪行”，所里又派我和黄荣贵到重庆等地调查，主要的调查对象是刘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在重庆到贵阳的列车上过的春节。当然，调查结果与上次一样，什么问题都没有调查出来，证明北京那张耸人听闻的大字报纯属虚构。这时所有清理对象已关进“牛棚”，刘先生当然也不能幸免。那时开“批斗”会，清理对象少不了还要坐“喷气式飞机”，甚至还要被打。那个年代谁敢违抗那些“政治任务”，也开过几次刘先生的“批斗”会。回想起来，当时地化所第四纪室虽然有一个名气很大的“红铁锤”战斗队，但与北京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的年轻红卫兵的凶残不大一样，第四纪室的那些老同志就要温文尔雅多了。也许对刘先生的多年情谊，也许抹不开面子，每次“批斗”会只是让与刘先生共处不长的年轻人上场嚷嚷几句，应付一下场面而已。

进入70年代，其实大家对“运动”实在也厌倦了，很多人都借口“抓革命，促生产”，参加科研业务工作，到野外调查去了，第四纪室的“运动”也越来越冷冷清清。后来，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刘先生也彻底获得解放，并复出了。当时很多年轻人背地里议论，并暗暗担心刘先生复出后是否会“打击报复”，事后的实践证明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显示出了科技大师崇高的道德风尚。

刘先生复出后主要从事科研业务工作，他与年轻人一起参加克山病的病因调查研究。克山病病区冬天的气温都在零下30℃以下，完全是一个白茫茫的冰冻的世界。当时条件是非常艰苦，住的是简陋的平房，在炕上睡觉，因温度太低，睡觉时即使盖上大皮帽，还难熬寒夜。下乡调查住的是骡马店，十几个人挤睡在一个大炕上，各种人都有。屋里的卫生条件如此的差，现代人是想象不出的。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刘先生同年轻人一起参加工作。我与刘先生没有一同下乡参加过调查，记得是1971年的春季，天还是非常冷，我们在哈尔滨卫生厅招待所里进行总结工作时，住在同一房间，房间很大，有6~7人住在一起。除了刘先生外，其余的都是地化所年轻人。当时年轻人之间开玩笑，进门出门，“滚进来，滚出去”等话常挂在嘴边。有一次，有人敲门，不知那位年轻人以为是地化所自己人，就高喊“滚进来”。谁知来者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学生，没想到是客人，年轻人显得十分尴尬，竟楞在那里，没有及时给来的客人道歉。这是，刘先生抢在年轻人之前，上前向客人表示歉意，显示出良好的道德风范。刘先生那样的真诚，感动了客人，“事故”和“尴尬”就这样轻易被化解了。

　　刘先生作为一代科学大师，不仅给后人留下科学知识的伟大宝库，还留下崇高的道德风范。在刘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仅以与刘先生相处中折射出崇高品德和精神风范的区区小事，表示对刘先生的怀念之情。

尊敬的刘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