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演 俦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北京100029）
刘东生院士仙逝已半年多了，而老先生的英容相貌，尤其老先生的教诲和关怀，却萦绕心头。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我曾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刘先生领导和指导的第四纪地质和环境地质研究集体的工作，不仅得到了刘先生科学智慧的恩泽，而且也深受刘先生人生阅历，做人和做事方式的启迪。这里略举一些事例。
深邃的科学智慧和开阔的科学视野
就我自已四十多年来在刘先生指导下工作或与刘先生共事的感受而言，刘先生传承了中国历代伟大学者“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周易》）的人生哲理。刘先生一生给后辈留下了极其丰厚和宝贵的遗产。这分遗产包括刘先生的坚忍不拔、刻苦钻研和助人为乐的精神，细致缜密的科学作风，深邃的科学智慧，开阔的科学视野，以及精湛的科研组织和协调能力。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工作时，心里很不是滋味，觉得与我所学专业不对口，就找研究室党支部书记于仙春，想问个明白。于大姐（当时和后来我们室的同事都这样亲切地称呼她）对我说：“你不要嘀咕，不会埋没你的，室领导（刘先生和丁国瑜先生）会有全盘考虑。你先去了解了解我们室是干什么的。”随着对第四纪科学研究的逐步了解和后来工作的实践，我慢慢地对黄土和第四纪气候 - 环境研究有了兴趣，并且从当时第四纪研究室的人员组成和研究内容，逐渐体会和理解了刘先生等对我国第四纪科学发展的深远的、针对性的科学布局。
文革前我们第四纪地质研究室不仅有第四纪地质与地貌专业和其他不同的地质专业人员，还有分析化学、土壤化学、地球化学、放射化学、核物理、电子学、高空物理、植物学、孢子花粉学、微生物学、哺乳动物古生物学等等的专业人员，由十几个专业人员组成的研究集体，已拥有和初步拥有14C测年、孢子花粉鉴定、微生物分析、元素化学分析、粒度组成分析、碎屑矿物鉴定、沉积物微结构微形态鉴定、沉积物色调测试和黏土矿物分析等等分析测试实验室，从事红（南方红土）、黄（北方黄土，包括沙漠和戈壁）、黑（东北全新世黑土）和新（新构造）及其相关学科研究，以及青藏高第四纪地质考察，目标是揭示近一、二百万年来，乃至晚新生代中国地质环境演化，尤其与人类演化相关的气候（环境）或构造 - 气候（环境）演变过程和机制。
这样的多学科交叉和融合（当时称“学科杂交”）以及殊途同归的科学组织和科学研究布局，深刻折射出了刘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深邃的科学智慧和开阔的科学视野，对我国第四纪地质和环境地质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已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我国的第四纪地质和环境地质研究在经历了文革的十年动乱之后，仍然能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迅速追赶上当时国际上已蓬勃发展的“全球变化”研究的前沿，并且在研究黄土及其记录的过去二百多万年气候环境演变等方面取得了可以立足世界的成果。这显然与刘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在我国第四纪或晚新生代地质环境研究的起步阶段就有着深远的考虑，着眼于世界第四纪科学研究的前沿，进行重点突出的全方位研究布局密切相关。
这里特别值得我深思的是刘先生早在1960年代中期，尤其1970年代初期对深海沉积物有孔虫介壳氧同位素组成气候变化记录的关注。1966年春夏在撰写和修改《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专著时，刘先生就对我多次提到Emiliani等50年代开始的由加勒比海深海沉积浮游有孔虫介壳氧同位素组成所揭示的气候旋回。1972年春到1976年底虽然处于文革动乱年代，刘先生还多次与我讨论深海氧同位素气候记录，包括Emiliani、Shackleton和Opdyke、Hays等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米兰科维奇的第四纪气候变迁天文假说，即现在大家都熟知的地球轨道偏心率、赤黄交角和二分点三个几何参数变化与冰期 - 间冰期旋回关系的假说，并提醒我应当引起充分重视，注意这些方面的进展。这就不难理解，1980年代初及以后我国学者之所以能够将黄土 - 古土壤的环境记录与深海氧同位素气候记录联系起来，建立起长时间尺度的海 - 陆气候变化对比，在许多方面都植根于刘先生的深邃的科学智慧和灵敏而深刻的科学洞察力。
难忘的教诲和指导
在与刘先生共事在45年里，得到刘先生的殷切教诲和悉心指导的事例很多，其中1964年夏秋至1965年冬我学做黄土粒度组成分析研究过程中，刘先生对的指导和教诲格外难忘。
1964年夏秋，第四纪地质研究室一批同事被抽去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因打篮球时不慎被撞伤了膝盖韧带，未被抽调下乡。刘先生安排我做黄土的粒度分析，与胡碧茹一起完成郭金銮、朱海之和文启忠1962年从洛川剖面采集的一批黄土和古土壤样品的粒度组成分析。虽然在我大学的“土质学”课程中学过松散沉积物的级配（即粒度分布）内容，但从沉积学角度来做粒度分析，却缺乏基本知识。刘先生了解这一情况，马上给我拿来Robert L .Miller的“Statistics Analysis in Geology Sciences”以及W. H. Twenhofel的“Principle of Sedimentation”两本很重要英文著作，希望我认真阅读和参考。这两本书含有大量关于沉积物或沉积岩石颗粒组成的环境意义、实验分析和统计分析方法以及相关的参考文献。刘先生还亲自带我到所图书馆，从书架上取下“Index in Geology”，教我如何利用文献工具书和如何查找所需要的文献。当时我不懂英语，也对颗粒分析实验技术了解甚少，但刘先生的教诲和殷切希望鼓舞着我边自学英语，边读英文文献、边做颗粒分析实验。
此后一段时间里，刘先生经常利用晚饭后空闲的时间，到颗粒分析实验室指导和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也抓住机会向刘先生请教，把文献中看到颗粒分析实验方法、粒级划分、分析数据资料统计分析等等，以及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向他汇报。听我汇报后，刘先生总是鼓励我：“你就大胆地试做，通过试验来解决。”鉴于当时刘先生对我这个愣头小子很和蔼，有时我也不客气地请他给我讲解我看不懂和不理解的英文文献段落。他就认真阅读那段文字，然后说出他的理解，并问我：“你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并补充说“至于准确翻译，你再查阅有关的名词、术语吧！”——粒度分布特征数的讨论”和“粒度组成的统计分析介绍”初稿。这个初稿经过与刘先生反复讨论和刘先生多次修改后分别成为1966年出版的“黄土的物质成分和结构”专著的第三章和附录。在审阅和讨论我写的初稿时，刘先生对黄土中“粒度层”、“粒度韵律”及其气候环境意义，进行了字斟句酌的修改和润色。这是我科研生涯的处女作，它的出炉熔进了刘先生大量心血和教诲。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我和胡碧茹用移液管法完成了洛川剖面马兰黄土、第五层埋藏古土壤、上粉砂层和兰州盆地西固黄河一级阶地次生黄土剖面百余个样品的颗粒分析，并且用手摇计算器对各个样品的分析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完成了百余个样品分析数据的统计分析，并草拟了“黄土的粒度韵律
在1964年秋冬到1965年底的一年半里，与刘先生接触的机会多了，有时也一起抽烟和聊天。刘先生就给我讲一些地质学家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刘先生对我说故事主要有：
一是与我国地质学，特别是与第四纪地质学和考古学发展密切相关西方地质学家，如葛利普、德日进、安特生、巴尔博、斯文·赫定等等，在中国的工作和贡献的一些事例。我听得津津有味，觉得特别新鲜，十分有兴趣。因为在大学里我所听到的和读到的几乎都是俄国的或前苏联的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的工作和贡献，很少听到有关西方地质、地理学者的事迹。同时从刘先生讲的事例中，我初步了解了一些第四纪地质和地貌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如地文期或地文旋回、泥河湾地层和动物群、周口店地层和动物群、萨拉乌斯地层和动物群、黄土和红色土、仰韶文化和古楼兰文化，等等，都是我没有学过和所欠缺的基础知识。
二是一些地质学家成功的事例和失败的教训，其中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谈到谷德振先生为了搞好治淮关键工程——佛子岭水库大坝和梅山水库大坝的选址、勘探和设计，成年累月在野外进行深入细致调查观测，即使1957年“反右”这样的政治运动时，他也坚持在野外工作，为治淮工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刘先生也给我讲一些地质学者因研究工作不慎重、不深入而犯下严重错误的故事。例如，有人错把古植物化石当作古脊椎动物化石来鉴定，还有人错把乌龟壳当作古人类头盖骨来鉴定，闹成笑话，造成极不良的影响，等等。每当讲完一个这类故事，刘先生总会语重心长地加上一句：“做科学研究的一大忌讳是粗心大意，眼高手低，志大才疏。”警示我这样的青年学子应当奠定扎实的基础，踏踏实实做学问。
在这一段难忘的时期，表面上看起来，刘先生只是与我聊天，实际上是通过鲜活的事例对我这样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学子进行科学研究和人生哲理的启蒙教育，在启发我应当如何做人和如何做学问。这也从一个侧面使我体会到刘先生对他手下青年学子的深情关怀和热切的期望。
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刘先生不仅在科研业务上给了我许多指导和帮助，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无微不至的关怀。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我七岁的女儿在北京她大姨家，住防震棚。孩子的安全成了我和兰英以及孩子大姨一家的心病。正好八月中刘先生从北京来贵阳，就帮助我们把我的女儿带来贵阳。在三天三夜的旅程中，刘先生精心照顾我的女儿，给她讲故事、与她做游戏、到餐车里给她买最好吃的饭菜。直至如今我女儿都经常回忆当年刘爷爷在火车上给她讲的故事和在餐车上吃过的“木须肉”的鲜美。1984年丁先生为解决我家两地分居问题，通过国家地震局搞到魏兰英进京的户口指标，但地震局没有接收单位，兰英回京的事情仍没有着落，丁先生、我（当时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从事释光测年研究）和兰英都十分焦急。刘先生知道这情况后，就与吴子荣同志商量，通过中国科学院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来安排兰英的工作。这样，1984年底就解决了我一家再次在京团聚和孩子们上学的困难。80年代初，我国学子兴起一股出国留学热潮。我也有点动心，尤其是1981年安芷生多次从澳大利亚来信，介绍他的所见所闻，并希望我争取出国访问或留学，就更企盼有机会到西方国家去工作和学习一段时间。刘先生理解我们青年人想出国工作或留学的心情，1982年春夏刘先生在美国访问期间曾两次给我发来传真（在当时我国通信还极其落后，收发传真都很困难），告诉我，他已经与他在俄勒冈大学（Oregon State University）的同师学弟Robert S. Yeats教授商量妥当，希望我马上与Yeats教授联系，争取到他那儿从事新构造和活动构造合作研究和深造。然而限于当时我所处的环境，未能到美国Yeats教授那儿深造，感到十分遗憾，但这件事足见刘先生时时刻刻都在关怀着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的成长。
刘先生帮助我们的类似事例还有很多，我和我的家人都始终铭记心中。
在我的家乡，每逢有人外出远行，老人们都有一句祝福语：“贵人相逢，贵人相助！”自从1963年到了第四纪地质研究室，遇到了刘先生、丁先生（研究室副主任，1978年以后是我的导师）和于仙春同志，我就真的遇到了“贵人”。当然，我所遇到的“贵人”也应包括在他们领导、指导、组织和熏陶下的研究群体的成员，特别是陈明扬、安芷生、王克鲁、高维明、朱海之、胡碧茹、黄述银（黄亦斌）、郭金銮（郭旭东）、陈承惠、陈庆沐、贾蓉芬、韩家懋等等的帮助和合作。在刘先生和丁先生的指导、教诲、帮助和关怀下，我和这个研究群体的许多同事，几十年来虽然都经历过不少坎坷，但是，我们一直实实在在地工作，多少都做了点有益于地质科学发展和有益于社会进步的事，没有虚度光阴。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我从参加工作开始就得到刘先生和丁先生的指导，并相随工作几十年，真是非常值得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