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传 夔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100044）

 

我第一次见到刘东生先生是他的背影。那是在1956年我刚到古脊椎所（室）不久的一个初冬傍晚，刘先生与胡大姐骑着自行车由地安门二道桥回北新桥宿舍的路上。伉俪夫妇边蹬边聊，来得个开心、潇洒。以后，刘先生经常利用午休时间从沙滩地质所来古脊椎室找周明镇先生聊天，我偶尔有幸聆听，但没有插嘴的资格。

真正受到刘先生的教导是在1965年，分配翟人杰和我跟刘先生一起研究陕西蓝田三趾马动物群时。当时，我对比了Hipparion的12个种，而蓝田材料无法归入其中任何一种，十分挠头，只好请教于刘先生。他看过化石和参考书后，对我说；“咱们来‘new’它一下吧”。于是渭河三趾马（Hipparion weihoense）和贾氏三趾马（Hipparion chiai）两个新种就这样订了下来。直到今天这两种三趾马仍是灞河组的代表性化石，有着重要的地层学上的意义。

1991年8月第十三届国际第四纪联合会（INQUA）大会在北京召开，古脊椎所在刘先生的统一指导下，很好地配合地质所做了大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先是刘先生与我商量，把古脊椎所的所徽去掉马门溪龙，单留“中国猿人”的侧面像作为本届INQUA的会徽，以后又协助大会接待了美国、韩国等代表团。8月9日在闭幕大会上，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出席。他向刘先生表示，想把周口店猿人遗址划归北京市所有。刘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此事干系重大，来者不善，立即让我去向院领导汇报。可见当时的刘先生是站在科学家的高度，不希望把一个有70年辉煌历史的学术机构轻易交给地方做旅游开发的。当然，2002年按院科发资（2002）316号文件，由院–市共建，“由古脊椎所负责周口店遗址的科研工作，拥有发掘权、标本权和研究权，而市政府则对遗址的保护、建设、管理及科普工作负责”，那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1992年5月初，在我国与韩国建交前夕，我随刘东生、吴汝康、吴新智诸先生去韩国参加中韩第四纪学术讨论会，并做一周的短暂访问。在首尔檀国大学和韩国动力资源研究所，刘先生所做的有关“黄土–环境”课题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和赞许，他那些历史性的幻灯片更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和讨论。当时的韩国报纸对中国科学家的到来也有不少详细报道和评议，称赞为尚未建交，已开中韩科学交流之先河。会后，我们考察了金刚江及南汉江流域地质，并参观了韩国著名的石壮里、全谷里等遗址。参观中，刘先生用他的行动又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当时他已是75岁的高龄了，但每到一处总是下到剖面深处仔细观察，并用蝇头小字蹲在地上做着详细的记录。而我们这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有时却站在一旁并不经心。事后我们谈起，感慨万分，刘先生的学风真与我们师父的截然不同。严师出高徒，我已暮年晚矣，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能继承刘先生好的学风，把研究工作做的更扎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