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兴 国
（长安大学，西安710054）
刘东生先生非常重视实验室的建设，他为第四纪研究建立实验室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做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14C测年技术的出现堪称“放射性碳素的革命”。为了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倡导下，首先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抽调了仇士华、蔡莲珍二位先生到考古所筹建14C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1957～1959年工作纲要》中提出了利用碳十四及其它同位素方法测定绝对年龄的计划。刘东生先生作为中国科学院著名的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第四纪研究室主任，以其渊博的知识，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于1959年10月登门拜访了夏鼐所长，并商定了两所合作筹建14C实验室的事宜，促进了我国14C事业的发展。
开拓创新，培养新人
1957年8月我由西北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地质所。到所两三天后，我们几十个新分配到科学院的大学生就被集体送至海淀区玉泉山下万泉农业社劳动。几个月后又到东郊北京玻璃厂工地劳动。通过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生活，在精神面貌方面有了很大变化，这对我磨炼意志，树立工农感情诸多方面获益颇多。八个多月的劳动锻炼后，我被分到第四纪研究室，有幸在学长周昆叔、陈硕民的帮助下学习孢粉、收集泥炭沼泽植物残体资料。不久刘先生又派我到著名地植物学家候学煜先生门下学习，先后参加了植物所，南京植物园组织的浙江天目山–昴山植被调查。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实习，我初步踏进了科研殿堂之门。
1959年底，有一天刘先生找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谈话，他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意见？今后发展方向上有何考虑？我表示服从组织上安排，刘先生听了很高兴。他又说：你化学方面有些基础，打算让你搞14C你觉得怎么样？这是一项开拓性工作，难度较大，任务艰巨，但很光荣。听后我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感激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感到这是一门新技术，自己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担心自己挑不起如此重担。14C测年属于低本底，弱放射性探测技术，当时在物理学领域也属“尖端技术”。它是美国放射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利贝（W. F. Libby）教授提出来并发展起来的。它要求有核物理、电子学、放射化学和高真空技术等方面专业知识。而当时的我，对什么是质子、中子、电子、μ介子；α，β，γ射线等等基本概念都不太清楚。刘先生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亲自带我到考古所向仇士华，蔡莲珍二位先生拜师学艺，并讨论和制定了两所合作协议书，这一合作一直延续了六、七年。
1960年1月，地质所14C实验室开始在沙滩地下室（原食堂保管室）筹建，除一张三屉桌外一无所有。当时我国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加之国外封锁，核子仪器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筹建初期，主要仪器如大型正比计数器，宇宙射线计数管（地球所支援半成品），5000伏高压稳定电源，脉冲发生器，脉冲放大器，前置放大器；真空系统和大型屏蔽室等，都由仇士华、蔡莲珍先生自己动手设计，制作和调试。当时虽然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我们配合默契，干劲十足。实践出真知，通过工作，我在基础理论和实验技术上都有了较快提高。为了尽快适应工作的要求，我不敢有半点懈怠；为节省时间，我从端王府宿舍搬到实验室住，下定决心，排出万难，以百倍努力工作和学习。后来，室里又抽调了陈明扬同志到实验室工作，他负责部分仪器设计和物理调试，我分工化学方面的工作。为了加快实验室建设进度，刘先生通过所里请来了林卓然先生和王统濬同志协助调试仪器。另外刘先生还亲自写信给竺可桢副院长申请仪器设备。62年后，在所、室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实验室先后增添了张景文，崔德惠，黄宝林，张仲禄，苏光中和沈承德等同志，力量得到空前加强。在刘先生亲自指导下，全组同志没有辜负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期望，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排除了各种困难，经过五年多的日夜奋战，终于与考古所合作在1965年完成了大型正比计数器——气体计数法14C测年装置。通过了“盲样”考试，测得了一批地质、考古样品的14C年代数据。
实验室的工作，后来虽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一度停顿。但到文化大革命之后，第四纪年代学的工作又有了大发展。1982年，根据工作需要并在刘先生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下成立了14C年代学组，成员有考古所，古脊椎所、地化所、北京大学、国家地震局地质所、中国科学院盐湖所和海洋所等单位9人组成。仇士华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兼秘书。
14C年代学组是一个团结、奋进，有团队精神的集体。自成立二十多年来，先后举办培训班一期，座谈会多次，召开全国性14C学术会议七次，出版专著一部，论文集刊三册。大家团结、互助、通过交流引领国内同行共同进步。推动了我国14C事业的发展。1994年11月在四川巫山召开了第六次全国14C学术会议，刘先生代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致词，祝贺大会成功召开，并向有关人员颁发了奖状。会上刘先生高兴地指出：从80年代起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中建立了14C年代学组以来，先后召了五次学术会议，在全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协作下，树立了我们中国14C学术研究的优良学风。它的成绩不仅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各个专业委员会中是首屈一指，就是在全国的地学界中也是佼佼者。这是对全国14C学术界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小技巧，大用处
在实验室建设过程中，刘先生经常到我们中间指导工作。有一次看见我们在给反应器拧螺丝有些“蛮干”；当时用顺时针方向一个一个拧得很死，既费劲儿又保证不了密封性能。刘先生就介绍了地球物理所秦馨菱先生的“对角线”上螺丝的方法，采用后效果很好。还有一次，发现我们用铅丝捆扎真空橡皮管，把铅丝在橡皮管上绕几圈后就用钳子夹着两端拧死。这样不仅易断，而且还漏气。刘先生建议用架子工绑钢筋的办法试一试。把铅丝折合成两半，留出一段拧成一个小圆圈，另一端用钳子夹紧，结果铅丝不断，也不漏气，拧上两三圈就行了。刘先生平时总是细心观察，虚心请教。他提出的这些小方法精巧而且实用。他认真求实的工作态度应是我们在科研工作中学习的榜样，刘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们终生难忘。
揭中国猛犸象之谜
猛犸象是晚更新世晚期的典型的耐寒动物。大约在距今35000～10000年前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和北美地区。这一时期全球气候曾多次发生变化。我国东北各地也大量出现猛犸象。1980年夏我已调古脊椎所工作，当刘先生得知我要到东北采集猛犸象化石时，专门找我谈话，他提醒我，14C工作不能为测年而测年。猛犸象化石采集要抓住它的时空分布，绝灭原因及和人类活动的关系来开展研究。刘先生的一番话，醍醐灌顶，对我的工作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发现猛犸象化石产地约有157处，主要分布在北纬40°以北地区。马丁（P. S. Martin）教授曾指出：“大陆和海岛所有大型动物的绝灭的全球性模型，表明为紧跟着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足迹”。中国境内的猛犸象绝灭，也是一个证据。黑龙江省饶河县小南山下距地表5米处，不到1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5～6具个体的猛犸象门齿和臼齿，并伴有旧石器和骨器；吉林省榆树县周家油坊遗址在400×400平方米范围内有7个个体的猛犸象化石，有旧石器和用象牙制作的“铲器”。在许多地方多次发现猛犸象化石或完整的骨架并伴有大量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材料。这些猛犸象化石像“垃圾”一样堆放在一起，这绝非偶然现象。另外从中国古籍中也有古代人类捕杀猛犸象和吃猛犸象肉的记载，猛犸象在中国东北境内也曾作为古代人类的狩猎对象，它的向北迁移和绝灭都与人类活动有着密切关系。根据现有资料，表明中国境内猛犸象的生存时代约在距今35000～12000年前，尚未发现小于10000年的数据。1984年刘先生和我合作以“Mammoths in China” 为题，将上述研究材料和结果发表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的《Quaternary Extinctions》一书中，引起国外学者们的重视。芝加哥大学出版的《Frozen Fauna of the Mammoth Steppe》一书也引用了有关内容和资料。
崇高事业，心留后人
2005年1月18日下午，在一次座谈会后，刘先生把我留下叫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老黎，你现在干什么哩？你能不能帮助所里把14C实验室尽快搞起来……。”明确表示希望我复出，协助工作的愿望。当时，因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没能立即答应。后来，我虽答应了此事，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刘先生对此表示十分遗憾。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刘先生与我的最后一次谈话。从这件事情使我想到，刘老是多么殷切希望我们能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啊！他曾说：如果我们能够得到系统的、精确的年代学的数据，把对境的定性描述，进而成为定量的数据的解译，则不仅有其科学上的意义，而且对我国21世纪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前不久公布的21世纪议程白皮书中，列出了我国人口，资源，环境未来持续发展蓝图。许多课题中的如干旱地区的未来演变问题，海面升降问题，森林草场的演化利用问题，土地荒漠化问题等，都需要了解其演化的历史。刘先生对精确定年的重视，说明他对我国科学未来发展的关注和英明的预见，也道出了他对14C工作今后取得突破的期望。88岁高龄的刘老，不顾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仍然坚持上班和工作，时时刻刻关心着科学事业的发展。他锲而不舍和提携后学的崇高精神，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刘先生一生对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治学严谨，孜孜以求；对人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深受大家尊敬和爱戴。这里记录与刘先生一起工作和接触中的区区小事，以示对刘先生的尊敬和怀念。
刘先生是我最为尊敬的师长，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永远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