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刘东生先生二三事

 

周 新 华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29）

 

刘东生先生离开我们已快一年了，可他那音容笑貌却还回旋在我的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众所周知因专业缘故，我并非刘先生的学生，更不是他的弟子。但幸运的是自参加工作以来，虽历经变迁，却总能和刘先生在一个单位，一个研究所内工作。因刘先生对年轻人一向关心，且平易近人，又对新兴学科、事物一贯热情支持，故就有不少近距离接触机会，而能破格以“同事”相处。

在历史颠倒的文革年代，我们都在贵阳地球化学所。当时刘先生自己已处于被“半监管”的境地。但当我们几个年轻人找他了解研究所过去的一些事时，他却极为客观地将事情原貌娓娓道来。现在回想起来，实际上刘先生是给我们上了被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段传奇”的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课。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开始了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而刘先生就是先驱者。他先后参与组织并亲自参加了希夏邦马峰及珠玛朗马峰等地区的科学考察及相关项目研究。为此，我们同位素地质研究室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硬件条件及文革恶劣科研环境下，承担了珠峰顶峰岩石样品定年任务，并为此开展了建立新方法技术的研究。在刘先生支持鼓励下，上述科研任务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此同时，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几个年轻人也组织了克山病研究队，前往黑龙江地区调查考察，之后逐渐形成了今天的环境地球化学研究方向。而矿床地球化学及稀有元素地球化学等研究室则坚持开展了攀枝花、金川和白云鄂博等重大矿床成因、物质成分和综合利用研究。至七十年代初，所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急待发表。在这一形势下，我们几个年轻人酝酿着出版一种学术期刊。在刘先生大力支持、参与及指导下，1972年我国第一份地球化学专业期刊《地球化学》终于在贵阳问世，首期就发表了珠峰地区同位素年代学研究等成果。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珠峰地区同位素年代学论文的标题还是由刘先生亲自修改定稿的。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文革大气候及国内学术界“万马齐喑”状态下，能做到这样真是不容易呀。

随着在文革后期政策的调整，刘先生在七十年代就参加了中国科技界访美代表团，访美期间在加州斯克里普海洋所结识了美籍华人学者周载华，并获赠了一本关于地球年代及演化的最新学术著作。回所后，刘先生马上将此书送给了我们同位素室，这是文革以来我们能接触到的第一本西方原版学术著作，我们得以开阔视野了解学科前沿。迅即刘先生又帮助我们与周载华先生建立了学术联系。改革开放后不久，同位素室就与美国斯克里普海洋所开展了腾冲火山岩地幔地球化学的合作研究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了相关成果。“饮水不忘掘井人”，每每看到今天国内地球化学界如此繁荣的中外学术交流，就会想到刘先生当年的努力及其历史功绩。

文革结束后，广大科研人员以极大热情投入工作之中，以追回失去的时间。我原先的爱人陈文寄在国家地震局从事年轻地质体系年代学研究，建立相应方法技术和实验室。刘先生虽并不在同一系统工作，却对此始终极为关心、鼓励并大力扶植，专门协助成立了专业委员会，多次出席有关学术会议及商讨研究项目。最让我难忘及出人意料的是1999年末，我爱人因病不幸去世。万没想到在北京隆冬早晨零下的天气里，年届八十二岁的刘先生竟然赶到八宝山现场，为一名外系统的普通科研人员来送别。沉浸在丧偶极度悲伤中的我，此时彻底地被刘先生到来的行动所折服和感动而无言以对，只是喃喃地重复说着：“刘先生，你怎么来了？”。一位朴实无华的学术大师，以他的高尚人品在给我们上人生的大课呀！

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科学院系统各研究所都在大力恢复和发展相关专业学科和相应实验室，刘先生对此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并始终加以关注。他先后多次找我，谈及这一话题，要我协助所里抓好实验室建设工作。当所里引进固体源表面电离同位素质谱计（TIMS）时机成熟时，尽管当时这一仪器与第四纪地质工作关系不甚密切，刘先生还是大力支持，最终完成引进及实验室建设，使之成为我国固体同位素分析的重要基地。进入九十年代当国际上新一代大型离子探针 (SIMS) 问世并对地球科学及相关学科产生重大影响时，我专门向刘先生汇报了此事，当即得到了他的强烈响应。他在多种场合向各级领导，院士群体，有关部门宣传此事的意义，大力促成此事。虽因种种历史原因，这一项目拖延了十多年，最后就在刘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我国第一台多功能大型离子探针正在祁家豁子安装，调试，并开始传输出第一批高质量数据。我想这已足以告慰刘先生的在天之灵！类似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可以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刘先生还在关注着研究所、学科的发展，关注着地学科研队伍的建设和成长。

“在一个缺乏学者的年代，一位真正的学者静静地走了”。斯人已去，精神永在。借用一位旅美学子的话，结束本文并再次送别刘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