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培 善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上世纪50年代，地质研究所还在城里沙滩时，刘先生经常去何作霖老师办公室，从那时起，刘先生就成了我的老师和朋友。60年代初期，地质所搬到北郊祁家豁子，我俩常有往来，特别是他丰富的地质学知识和谦虚和蔼的言谈举止，赢得了我的尊敬。

1966年地质所分所，刘先生和他的研究室去了贵阳。不久，文革风起，天下大乱，旷日持久，科研不再。记不起是67年还是68年的一天，我刚走出我在五楼的办公室，忽然在走廊与刘先生邂逅相遇，看到刘先生面容憔悴，我马上意识到先生的可能遭遇，尊敬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便立刻把先生请到了我在503 的办公室，满怀旧情地为他沏了一杯香茶，与先生轻声叙旧。茶毕之后，我送走了刘先生，并祝他多加保重。在那空气中弥漫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年代里，我坚信我俩的友谊是纯正而宝贵的。

十年动乱之后，迎来了改革开放，刘先生的科研团队回到北京重建，第四纪地质学得以恢复并得到充分发展。据知，刘先生除创建了贵阳地化所的第四纪研究室外，后来还在西安创建了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虽然文化大革命拉大了我国的科技与世界的差距，但改革开放又给科研带来了春天，同时也使中国的第四纪研究苏醒并得到巨大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初，根据规定我办理了退休手续。这期间，我写了点诗词和回忆性的文章，其中《张培善诗词选》和《回忆地质所老一代已故科学家》两文底稿请刘先生审阅，先生连续给我回了两封信，信文如下：

 

（其一）

培善同志并惠丽同志：

您们好。退休后能及时回顾一下往年之事，也是人生一大乐趣。祝您多写点诗词及回忆录。这些史实今日之年青人不一定都知道。追忆往事，这些位和我们朝夕相处的先辈多已去世，不胜想念之至！

您文中提到黄远振先生，不知是何人？在哪里工作，作什么的，搞哪方面研究？愿得其详。盼便中示知。谢谢！    此致

敬礼

                                         刘东生敬上

           03/10/28

 

（其二）

培善同志：

您好。得11月1日来信，甚为高兴。您所提“黄远振”即黄元镇，是郝贻纯老师的丈夫。我们也是联大时的同学。我和他不太熟，但也认识。黄、郝都是地下党员。当年在校 (1938~1942) 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解放后，（黄）在水利部工作。您们曾经有此好邻居是大好事。可惜贻纯同志已不在了。据说黄身体还很好。2002年，西南联大为纪念1942年毕业班，庆祝毕业60周年聚会时，我们曾共同在清华大学欢度了一天。

天气转冷，望多多保重。赵景德先生处，如写信时，请代为问好。    此致

敬礼

并问惠丽同志好。

                                         刘东生敬上

      11/26

 

       读完刘先生的亲笔信，先生和蔼面容和学者风范跃然纸上，先生谈吐铿锵有力，分析问题言中要害，从先生那里我学到很多做人，待人之道，处世之方。良师益友名副其实。先生德高望重，是我的老师，而信的落款还写出敬上，先生如此谦虚，使我有愧不安。

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我俩的交往，涉及两个方面话题较多：其一是有关西南联大，其二是与赵景德先生的往来。西南联大，位于抗战时期的昆明，那里是最高学府和民主的摇篮。西南联大培养出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国家的栋梁人才。刘先生常常谈及那里的生活片断，当时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因陋就简，十分艰苦，但生活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有一次谈及住楼上楼下的事情，他说，楼板之间的缝隙不严密，楼上扫地，楼下掉灰尘。艰苦情况，可见一斑。

赵景德先生是美籍华裔地质学家，刘先生的西南联大同学和亲密朋友。应刘先生邀请，新世纪以来，赵先生曾两次访问地质所，一次是2001年，另一次是2005年。赵先生对地质所怀有旧情，老朋友多，常常交流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情况。前一次丁仲礼所长宴请，后一次为朱日祥所长接待。赵先生和我则是白云鄂博野外地质研究的同行朋友。上世纪90年代初，他是冶金部天津地质研究院与美国地质调查所合作研究白云鄂博矿床小组的成员。赵先生在美多年，他在月岩矿物、显微矿物和陨石坑冲击变质矿物研究中，都有较深造诣。

赵先生与地质所的感情可追溯到上世纪40年代，故去的侯德封所长，当年派他赴美留学，故去的谷德振先生是他的同班好友，故去的涂光炽先生也是他西南联大的同学。赵先生最近两次访问，都是刘先生安排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与刘先生有亲密接触，刘先生的待人接物和处世之道，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宝贵的言传身教，书本上难以学到。

矿物是地质作用下各种过程的真实记录，是地质学研究的基本细胞。刘先生深知矿物研究之重要，我俩经常谈及矿物学中的问题，古人以文会友，矿物学则是我俩之间友谊的纽带。他曾对我说，科学院地学部有人想学点结晶矿物学知识，问我愿不愿去讲解。记得有一次刘先生在做风成黄土的学术报告时，我告诉他前两天的大风沉积物，经我们测定主要是石英、长石类矿物，刘先生听后非常高兴。

地质学起源于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而第四纪地质学则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关系更为密切，气候的改变，沧海桑田的变迁，直接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黄河和黄河流域的黄土，则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生息息，它孕育和培养了中华文明。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和黄土的研究，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科学发展，这正是刘先生的科研团队的主攻课题。不久前刘先生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乃是对这一课题研究成果的最高评价和奖赏，是我国地学界的最高荣誉，刘先生是地学界同仁学习的榜样。此外，刘先生还主持召开过较大规模的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学术大会，以此表明，我国的第四纪地质学研究，已跃居世界先进水平。

年初，东生老师驾鹤西去，哀伤之余，谨献拙诗以志念：

 

（七律之一）

东生老师西驾鹤，    噩耗传来恸难遏；

天昏地暗君子逝，    同仁好友伤心绝。

自古人生始有终，    情感难抑吟悲歌；

黄河涛涛东流去，    景行行止弟子学。

 

（七律之二）

中华民族渊流长，    三皇五帝启篇章；

黄河黄土育中华，    历代文明创辉煌。

沟壑纵横沧桑变，    科学探索阐其详；

东生老师开先路，    后生攀登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