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礼 生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13）

 

刘东生先生在第四纪地质学的基础研究方面所作出的非凡贡献，不仅在我国的地学界早已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的地学界也是人所熟知，真是蜚声国内外。但先生在第四纪地质学的应用方面，特别是在建筑工程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却一直鲜为人知。我在1955年冬，有幸与先生接触，并在一个大的黄土课题下工作。由于先生和我不在一个部门，不能成为先生直接的授业弟子，但有了课题工作上的联系，我就有了较多的机会向先生学习，除在治学、为人和工作方面受到他的教诲、熏陶，受益匪浅外，也深为先生对我国建筑工程事业的关怀、支持所激励。现值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为了怀念这位第四纪研究的巨匠，谨就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和自己的认识，谈谈先生对我国建筑工程事业的贡献、关怀和推动作用。

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家建设的重点在我国的西北，因此，黄土地区就成为我国科技界的主要研究对象，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建筑组制定了黄土方面的科研攻关项目。1955年冬，由铁道部铁道科学研究院具体组织召开了项目落实的协作会议，参加的有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水利部西北水利科学研究所、建筑工程部建筑技术研究所等部门和单位。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代表，我是随黄强先生作为建筑工程部建筑技术研究所的代表参加。先生在会上作了有关我国黄土地质方面研究现状的报告，引起了许多工程界代表们的注意和兴趣，我是学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专业的，刚分配到建筑部门工作，对先生的报告倍感亲切，收获很大。在此之前，我国黄土的研究，除地质、地理、土壤等学科的零星调查研究外，在工程方面特别在建筑工程方面几乎是空白的，建筑部门连名词也搞不清楚，从原苏联传过来的建筑规范，称之为大孔土。先生把我国过去已有的零星地质资料系统化，从黄土的分布、地层、岩性等方面的初步成果，及时地介绍给工程界的代表，是很有意义的。它符合地质是基础、地质须先行的工程活动的认识规律，对黄土研究中有关工程项目的研究计划的制订，起到很好的宏观的引导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会后，铁道部门选择兰州地区、太原地区和三门峡地区作为对比研究的地区，建筑部门选择兰州、西安、太原等城市做大型浸水载荷试验，以及其他部门和单位分地区进行研究的若干原因之一。

协调会后，各部门都按照国家的需要和本部门的实际，有计划地进行安排，扩展了更多单位和人员，全国形成了一股研究黄土热，新资料和新观点不断涌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

先生始终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抓住基础研究的前沿不放，他所领导的研究集体，首先结合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的工作，对黄土地区进行全面系统的第四纪地质调查。不久就推出了《黄河中游第四纪地质调查报告》和若干短篇论文，从宏观上及时地供建筑工程部门参考使用。在第四纪地质调查中，于1957年，我与长春地质学院的曹冠球同志、哈尔滨中国科学院土木建筑研究所的曲佩玉同志三人，得到先生的大力支持，参加到他所领导的由王挺梅、朱海之、田国光、高福清、鲍芸瑛等同志组成的调查组中，随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在汾河流域进行第四纪地质调查，边学边干，我们这些外来人，都觉得通过这次调查，不论在理论知识上或实际操作上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收益显著，对我们回单位后，开展本部的业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建筑部门研究黄土的重点是黄土的湿陷和强度，但研究黄土的这些建筑性质，须在研究地质背景和一般物理、水理性质的基础上，才能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因此，除我们重点在兰州、西安、太原等城市进行大型浸水载荷试验和在广大黄土地区进行建筑工程地质调查外，尽量利用一切与建筑有关的地质资料。先生对地质的应用特别关注，满腔热情，他的资料和观点总是毫无保留地提供。经过11年的努力，于1966年我们完成了《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作为国家标准公布执行，这是我国第一本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地基规范，它标志着我国黄土湿陷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

先生等在出版了《黄河中游第四纪地质调查报告》和若干短篇论文后，以详细的样品分析和仔细的研究，陆续发表了《黄河中游黄土》（1964）、《中国的黄土堆积》（1965）和《黄土物质成分和结构》（1966）三本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我国黄土基础研究的又取得重要进展。

1966年是先生等黄土研究和我们黄土湿陷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更是我国社会生活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许多研究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有的甚至于停顿。但有幸的是，我们还能继续参加建筑部门的课题工作。与过去不同的是，这次研究的是黄土的地下建筑，而不是黄土的地面建筑，黄土的湿陷对地面建筑的影响很大，作用的层位主要是全新世和上更新世地层，而黄土的强度是影响地下建筑的主要特性，作用的层位主要是中、下更新世地层，因此，先生等的三本著作，对黄土地下建筑的研究和建设，起到了基础性的指导作用。

我们在1966年至1970年间，分别在甘、陕、晋三省进行了四个工程的大型原位的黄土地下建筑的试验和若干工程黄土洞室、以及众多的民间窑洞的调研，于1972年4月在西安召开了“黄土地下建筑经验交流会议”，会后继续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先生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所，对我们的工作很关心，通过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行文到国家建委表示对这项研究的关注和支持，并寄来《国际第四纪地质研究进展》一文，当于1975年12月在西安召开“黄土地下建筑科研成果评议和总结会”时，先生派了他的助手魏兰英同志出席了会议，以表示实际的支持，当于1977年12月在兰州召开“黄土地下建筑科研成果总结评议会”时，也就是这个历时11年的课题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先生在百忙中亲自出席，使与会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受到极大鼓舞，在会上先生除了对成果作出求实的评价和展望外，还深入浅出地普及了地质知识和思维方法，深受建筑工程人员的欢迎。这项课题以完成《黄土地地下建筑技术条例》及其研究报告和实验资料，并以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而告终。

先生除在黄土方面对建筑工程事业的支持外，其他第四纪地质方面也是全力支持。早在1958年，我在先生的老北大红楼的工作室中，看到了一张小比例尺（八百万分之一）的中国第四纪地质图，我就要了一张，这张图就成为我从1960年起研究中国区域建筑地基的第一份基础资料。从而为我国早期天然地基设计规范的编制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我国村镇建筑自然区划架构勾出轮廓线。

在学术活动方面。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很多，每次学术活动会议都通知建筑部门，1979年，我被中国科学院聘为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委员，是当时几个青年委员之一，以后我的学术活动更有起色，多次出席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如随先生出席1982年8月1日至9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大会，及会后随先生与英、美、法、德等14个国家29名代表一起赴原苏联中亚地区的塔什干、撒马尔罕和杜尚别，作了9天野外的黄土地质旅行，耳闻目染，终身难忘。1991年8月2日至9日由先生主导了在我国召开的《国际第十三届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学术大会》，我出席并主编一本名为《中国黄土岩土工程性质》（英文版）的论文集献给大会。及其他一些国际活动。国内的第四纪学术会议更是参与频频。这些学术活动无疑促进了国内外地质事业与建筑事业的交流和发展。

先生在多次学术会议和交谈中都提到应用第四纪地质的重要性。每次见到我时，都询问第四纪在建设中应用的情况，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鼓励和赞许我在地质与建筑之间工作和创新，回想起来我这些年所走的正是先生指出的路。

先生在近高龄时，仍不断地完善自己，追求更高的境界，在推动国内第四纪研究的科学发展和实际应用并获得成效的同时，还带领一批学者向国际第四纪研究的前沿进军，研究全球变化，先生多次在国际地学大会上作主题学术报告，特别于1996年8月在我国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的主题学术报告，更引人注目，这是中国地质界的荣誉，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先生在国内外获得多项科学奖，直至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已功载史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2004年6月 7日，我出席“黄汲清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听到先生在大会上的发言，会下有暂短的接触和问候。与先生多次见面交流的声容仍历历在目，在此，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对先生的非凡成就和高尚品格，表示衷心的敬仰，先生的光辉人生，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