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扬

（国家体育总局，北京100763）

 

刘东生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高瞻远瞩，学风严谨，大家风范，以及对人亲切和蔼、关怀备至，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刘东生先生十分重视野外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在我国的科学探险事业中贡献突出。早在上世纪60年代，当中国登山队在我国西藏、新疆一带攀登世界高峰时，年逾50岁的刘先生率领综合科学考察队，在这些科研空白地区，对地质、地理、气象、动物、植物、冰川、高山生理、大气环境等学科进行大规模考察。这些地区海拔5000米左右，地形险峻人迹罕至，氧气稀薄气候恶劣。刘先生不顾艰难险阻投身其中，在希夏邦马峰（1964）、珠穆朗玛峰（1966、1975）、托木尔峰（1977~1978）、南迦巴瓦峰（1982~1984）等等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科研硕果累累，揭开了青藏高原现代科学考察新的一页。由于他在科学探险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丰富经验、以及他的人品，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成立时被推举为首任主席。 

刘先生十分重视普及科学探险与创新。在中国科学探险协会2006年年会上。刘先生指出“以探险精神研究科学最能创新”，他进一步阐述:“为什么要讲科学探险和科学创新呢？因为我发现喜欢探险的人也总喜欢创新，反之亦然，科学工作者并不例外。”他说2005年我国敢于全程电视转播珠穆朗玛峰的科学测量、宇宙飞船神州六号的成功发射及安全返回等这些重大科学探险活动实况，它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的科学技术能力和信心。他说“在完成时获得科学上创新的喜悦，增强我们的信心和自豪感。这种战胜困难和危险取得成功的信心和自豪感的增强，才是我们科学探险活动的真正意义之所在”。科学探险和那些没有充分准备、没有成功把握的冒险不同，刘先生特别指出“科学探险就是有把握地，也就是有信心地完成没有把握的事情”。

刘先生十分推崇登山队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以及为完成任务奋不顾身的顽强作风。1960年中国登山队在攀登珠穆朗玛峰时，选择了前人多次攀登均未能登顶的东北山脊路线。当突击组到达海拔8600米人称第二台阶处，被4米高的无法攀爬的陡崖挡住了唯一上山之路（推测早年英国登山队员可能就是在此失败的），在此次登顶成败攸关的关键时刻，突击组员教练员刘连满在多次攀爬陡岩失败后，开创了人类在海拔8600米极度缺氧气地区搭人梯的方法，用自己的双肩，先后将两位组员送上了第二台阶。由于极度体力透支，他只好留在8700米处，而失去了近在咫尺的登顶机会。当时他的处境十分危险急需要使用氧气维持，然而他想的却不是自己赶紧吸氧，而是写了一张字条“遗嘱”，将自己瓶中仅有的一点氧气留给队友，为他们成功登顶后安全下山创造条件。他的这种为了完成任务，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几代人，刘先生对此非常崇敬和高度评价。在多次的登山科考活动中，刘东生先生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为人谦虚、平易近人、乐观向上的作风，身为长者、学者他丝毫没有架子等等良好的思想作风，也深刻影响了登山队的教练员、运动员。刘连满对刘先生的为人十分敬重，他们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忘年交。刘连满每次从哈尔滨来北京，都想要去看望刘先生，但是刘先生每次都以自己有车为由，偕夫人去看望刘连满。

刘先生与我父亲（袁复礼）既是师生又是同行（第四纪地质）、同事，他们有着很深的情谊。那年父亲生病住院，我在医院陪护，他对我说：“若看到刘先生，请他来一趟”。很巧几天后我见到了刘先生并转达了父亲的意愿，百忙中的刘先生很快就去探望了他。1993年是父亲百周年诞辰，刘先生与中国地质大学的一些老师及地质界的人士共同发起纪念袁复礼诞辰100周年活动，刘先生担任了纪念活动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并做了大量组织工作。作为《第四纪研究》主编，刘先生将1993年第4期辟为“袁复礼教授100周年纪念专号”并亲自撰写纪念文章。专号中刊登了父亲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父亲的手稿。2007年当他在病中得知父亲去世20周年时，立即向《第四纪研究》主编提出，要发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从中可看出刘先生对前人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以及他那博大的胸怀和大家风范。   

2007年是我父亲参加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80周年和他去世20周年，为此我们兄弟姐妹商量为父亲出一本书。当我向刘先生说起此事，他立即支持并强调一定要将父亲未发表过的文章刊出。我们按照先生的意见办了。《西北科学考察的先行者——地学家袁复礼的足迹》一书于2007年5月出版，遗憾的是成稿时刘先生已在病中，因此书稿未能得到先生更多的指教。

回忆往事，纪念刘先生，我感到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发扬他那种一辈子献身科学研究，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要学习和发扬他那种在野外工作中不怕艰难险阻，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要学习和发扬他那种在科学研究中大家风范和团队精神；要学习和发扬他那种为人正直、实事求是、待人宽厚和助人为乐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