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100710）

 

2008年3月6日晚上打开电子邮箱查看邮件，发现在一个邮件的主题里一行“沉痛悼念刘东生先生”的字样赫然在目。敬爱的刘东生先生走了，悲痛之情顿时涌上心头。

刘东生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大科学家，被誉为“一代宗师，地学泰斗”。我与刘先生不在一个单位，一般没有事情，从不敢去打扰先生。因此与刘先生直接见面的次数不多。平常到是有机会从先生的弟子刘嘉麒院士、丁仲礼院士、吕厚远博士那里听到不少有关先生的事情，闻之常常有高山仰止、肃然起敬的感觉。我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从报纸、杂志和电视上看到的先生的丰功伟绩、高尚品格可能许多人都知道，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想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回忆几件与先生相关的往事，这几件往事纪录了我和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科技中心在刘先生的激励和指导下成长的过程。

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和刘东生先生有间接接触是在1994年。那时我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先生要我去河南渑池班村遗址，协助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祁国琴研究员整理出土的动物骨骼。那次我在班村遗址呆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在清洗一个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灰坑里出土的动物骨骼时，发现这些骨骼几乎全部是猪骨，且有不少破碎的骨骼可以拼对起来。我整整对了几天，最后一共拼对出7头年龄不同、但是全身骨骼基本完整的猪。当时我兴致勃勃地把这些猪骨架分别一头一头地成立在标本架上，就回北京了。几天后俞先生陪着刘东生先生到班村工地检查工作，俞先生回到北京后就打电话告诉我，他和刘先生看到我陈列在那里的7头猪的全部骨骼，刘先生表扬了我的工作。他们都认为，一堆破碎的动物骨骼和7头完整的猪骨架，在考古学研究上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第一次和刘先生的间接接触就是听到他的褒奖，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后来，我从刘先生那里得知，先生自西南联大毕业后，曾到河南安阳殷墟工作。当时杨钟键先生曾经让刘先生整理过殷墟出土的动物骨骼。为了做好鉴定工作，刘先生专门到当地的肉铺里买了猪的各个部位的骨骼作为比对标本，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自从知道刘先生的这段经历后，每每想到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自开创之初就与刘东生先生的参与直接相关，常常让我感到高兴和自豪，同时也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把刘先生参与开创的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事业做大做好。

我还记得2002年第三届中国环境考古学术大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时，刘先生亲临大会，并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严文明先生分别做大会讲演。刘先生在讲演中首先提出科学的创新大致包括三种。第一是新的发现，使我们认识自然。第二是新的理论，使我们理解自然。第三是新的整合，通过归纳和比较来研究自然。环境和考古这两大学科在整合中要进行归纳和比较，在整合中可以提出有原创性的新发现和新理论。刘先生认为中国与中亚、欧洲都在季风影响下形成的黄土地带，这可能是过去人类从非洲到亚洲或从亚洲到非洲的一个早期通道，中国也可能与非洲一样同为人类的重要起源地。接下来讲演的严文明先生在评价刘先生的讲演时用了“振聋发聩”四个字。刘先生的讲演给我们从事环境考古研究的人员开启了如何做好环境考古研究的新思路。那次大会在闭幕式上还举行了颁奖仪式，我和我的课题组撰写的《胶东半岛贝丘遗址环境考古》那本书荣获大会评选的优秀科研成果奖，刘先生亲自把奖杯和证书颁发给我。感谢《中国文物报》刊登了一张刘先生当时给我颁奖的照片。现在，每当我看到这张自己站在刘先生身边的照片时，总是要激励自己，一定要刻苦钻研，绝不辜负刘先生的殷切期望。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2005年适逢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中心成立10周年，我们计划把我们中心从事考古勘探、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研究、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物质结构和成分分析、计算机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考古绘图、文物修复和保护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人员撰写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出一本《科技考古》文集。编委会特别邀请1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11位考古学专家参加笔谈，为我们考古科技中心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当时我在给刘先生打电话时，心中多少有些惶恐之感，担心刘先生年事已高，且工作太忙，无暇顾及我们的事情。没想到先生一听到我们的请求就欣然应诺，且时间不长就嘱我去取文稿。我从先生手中接过他写的文章时，发现竟然是先生的亲笔手稿，工工整整地写在两页稿纸上。记得2003年先生被授予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中国集邮总公司专门为他出过名为“与黄土对话”的纪念册，我曾经请刘先生在那个纪念册上亲笔签名，作为纪念珍藏。没想到这次居然能够得到先生将近一千字的手迹，真是喜出望外。而更重要的是先生在给我们写的文章中强调“对于人类起源、发展的新认识有赖于多学科的合作，地质学与考古学合作的新时期已经来临，地质工作者要努力学习考古学。”刘先生在这里精辟地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要做好两个学科的真正合作，两个学科的研究人员都有必要认真学习对方的学科，努力实现各自知识结构的更新，这是培养新的学术生长点的重要基础。几年来，我们考古科技中心的研究人员一直在刘东生先生这番语重心长的教导指引下前行，为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刘东生先生的学术思想影响和人格魅力感染下成长起来的学子有许多许多，我作为其中的一员，深深感到刘先生身体力行，认认真真地开展科学研究，扎扎实实地在学术上建立丰功伟绩，呕心沥血地做好科学事业的组织工作，竭尽全力地辅导后学，虚怀若谷地待人接物，真心实意地为人处事，昂首挺胸地在国际学术大舞台为国争光等等，真正是把古人所谓的“道德文章”做到了极致。

刘东生先生永远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楷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