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苏 民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南京210008）
刘东生先生是我国地球科学界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用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第四纪科学的发展，并将黄土第四纪环境的研究推上国际学术舞台，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被誉为过去全球变化理论的三大支柱之一。刘东生先生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源于他对事业的执着、治学的严谨、渊博的学识、工作的勤奋踏实、科学上的高度敏感性，使他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最前沿，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刘东生先生离开我们快一年了，至今他音容笑貌时常浮现。1981年我被派出到瑞士苏黎世理工大学地质研究所，师从许靖华教授，进修湖泊沉积学，届时我有幸和刘东生先生同在一个办公室，度过了难忘的一段时光，亲眼目睹刘先生的工作、学习的风貌与精神，亲耳聆听刘先生的见解和教诲，让我终生受益，推我进步。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于超导磁力仪的应用，在深海钻探计划中磁性地层学得到快速的发展，为板块学说的创立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当时，刘东生先生已是黄土研究的大家，急需解决黄土的年代学问题，国内那时还没有超导磁力仪，在许靖华教授的建议和帮助下，决定利用苏黎世理工大学地球物理系的超导磁力仪实现这一目标。为了获得准确的黄土年代学结果，刘先生决定，研究的地点选在洛川的黑木沟，并实施全取芯钻孔取样。钻孔深136m，共采250块样品，平均分辨率是60cm/块，钻孔取样工作刘先生安排他的学生安芷生等人完成。对这项工作刘先生非常重视，亲自携带样品飞往瑞士。
当时在欧洲拥有超导设备的单位也仅为几所知名的大学，实验室的分析任务很重，24小时运转，刘先生在瑞士只有三个月时间，希望回国前能拿到测试结果。黄土样品测试的任务由赫勒(Friedrich Heller) 博士和他的助手沃尔夫 (Wolf)负责，中国地质矿产部的进修学者葛同明同志也参与了部分样品测试工作。由于时间紧工作量较大，样品测量基本上都安排在夜间。对此刘先生毫无怨言，虽然他不能亲自上机操作，每当测试时间，他必定守候在现场。实验室在郊区，夜晚气温较低，累了就穿着军用棉大衣，在实验室走道的长椅上躺一会。那时刘先生已经64岁高龄，他的工作精神让年轻人非常感动。
古地磁测试的结果终于在刘先生回国前出来了，他和赫勒博士进行了详细讨论，非常兴奋，因为奥都维事件以上的磁性剖面非常漂亮，但是M/G界线位于黄土与红土的过渡段，有点模糊，尚需补充样品，以便获得准确的层位。同时，对文章的撰写与赫勒博士进行了讨论与分工。刘先生回国后又先后两次邮寄样品，由我转交给赫勒博士。最后中国黄土的年代学的序列很快在Nature杂志刊出，这是中国黄土研究里程碑的成果，它赋予规则的黄土–古土壤地层序列以精确的年代，从此黄土研究开始建立不同时间尺度多代用指标古气候古环境序列，与深海、冰芯展开了全方位的比较，黄土研究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成为过去全球变化研究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刘东生先生是这一研究热潮的奠基人和带头人。
刘先生在瑞士期间的另一个关注的焦点是第四纪冰川学，众所周知，四大冰期的理论曾是第四纪地层划分的基础，而阿尔卑斯山是经典冰川学说的重要发源地。刘先生联系了瑞士著名的冰川学家施拉斯特 (Christein Schlücher) 教授（曾任INQUA的秘书长）、登山委员会会员等学者，先后对阿尔卑斯山的现代冰川和古冰川地貌与冰碛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由于这里是海洋性冰川，冰川活动性较强，许多观察点都在原始森林之中，现场观测的条件相当艰苦。随后，刘先生又深入德国考察了北欧大陆冰盖及其遗留的地貌和冰碛的特点。每次刘先生考察回来，虽然略显疲劳，但总是告诉我，为了搞清不同冰川地貌与沉积关系，如何在深山老林中追索；又说，这次较系统地考察了山地冰川和大陆冰流之间的空间格局与关系，这对我们研究青藏高原的冰川有很大的帮助。联系到刘先生晚年数次发表有关青藏高原冰川研究的认识与观点，绝非偶然，其目的是为了从多学科途径将我国的第四纪冰川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随着深海钻探计划的巨大成功，第四纪冰川学的研究焦点向极地冰芯转移，当时格陵兰世纪营地冰芯已有初步分析的结果。刘先生以他高度科学敏感性与洞察力，预感到这一研究方向的科学价值。我有幸与刘先生一起去瑞士伯纳尔尼大学拜访了著名冰芯研究专家奥什加 (Oeschger) 教授，并参观了位于地下18层的冰芯实验室和放射性核素实验室，奥什加教授介绍了冰芯研究情况，并与刘先生交换了意见。当时我对冰芯一无所知，在返回苏黎世的路上，刘先生耐心地给我讲解冰芯研究的意义，以及冰芯环境序列建立的作用。我想，全面开展黄土环境序列的建立，并与冰芯、深海对比的计划，这时在刘先生胸中已经形成，充分显示了战略科学家高瞻远瞩，把握未来的高超能力。
教人育才一直是刘东生先生考虑的大问题。刘东生先生的知识渊博，几乎每天都有约访电话，他不在办公室的时候，由我记录转告，他在与相关研究单位交流会谈的时候，他充分展示了学术外交的才能，努力推荐一批中国学者，创造去瑞士学习、交流、深造的机会，为开创中瑞在地球科学方面的全面合作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例如，刘先生举荐孙枢教授去瑞士，考察阿尔卑斯的地质构造和沉积，随后孙枢与李继亮教授与瑞士的许靖华教授开展了较长期的“中国大地构造与沉积学”合作研究；万国江教授当时被推荐到苏黎世理工大学水资源与水环境研究所进修，师从斯杜姆 (Strüm) 教授，专门研究湖泊水–沉积物界面的地球化学过程，万教授回国后在渤海湾地区的污染环境和建立环境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沈承德教授前往伯尔尼大学放射性核素实验室进修和合作研究，成为我国最早从事该方面研究的学者之一；李华梅和王俊达教授也先后赴瑞士古地磁实验室工作和学习，各自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出色的成果。
刘先生身在瑞士，对国内一些重要国际合作项目依然十分关注。当时中澳在古植被、古气候、古环境方面已开展相当规模的合作研究，刘先生是中方的带头人，和澳方负责人沃克 (Ronold Walker) 教授保持经常联系。当他从信中得知，沃克教授对孙湘君教授等人在东北地区的花粉工作表示满意，而对云南的选点有所担心时，刘先生专门和我讨论了云南湖泊的情况，分别给各人写信，并提出积极的建议。同时也组织了一批科学家赴澳大利亚相关单位工作和学习，并进一步酝酿与筹划了随后实施的中瑞澳的青海湖国际合作研究。
刘先生在瑞士的三个月是紧张、繁忙、充实、高效的组合体，一定程度上是刘先生毕生奋斗的缩影，刘先生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他的工作精神将激励我们不断进取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