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云 唐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0049）
2008年3月6日下午，我在619路公交车上接到中国地质图书馆张尔平先生的电话，她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深深敬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第四纪与黄土科学研究领域的权威泰斗——刘东生先生于当天11时52分与世长辞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顿时悲从中来，心情十分沉重。一幕幕往事浮上心间，回忆的镜头推到了半个世纪以前……。
我是1957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在校读书期间，就听说过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有一位研究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的权威叫刘东生，后来见过他在报上发表文章，头衔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第十研究室主任”。1963年8月中旬，副系主任王恩涌先生向我们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时，我与同年级地貌专业的同学赵希涛坐在一起，他告诉我，他投考了刘东生先生的研究生，我告诉他，我投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先生的研究生。王恩涌先生公布的结果，希涛一举高中，我却落第了，被分配到了四川成都地质部西南地质科学研究所。在向希涛热烈祝贺的同时，我只有懊悔自己选错了专业，投错了人，以至于最好的成绩都泡了汤。
1973年，我到贵州省贵阳市出席“第三届西南区地层古生物工作会议”，当时在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的刘东生先生也参加了我们的大会，他在会间和我们畅谈他的工作，特别提到他当年去英国进行过环境地质考察，这在那时还是很新鲜的概念。我们年轻的地质工作者从刘先生那里受到很多教诲，真是大开眼界，获益匪浅。这也是我对东生先生心仪十多年后的初次见面。
1978年，我投考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尹赞勋先生的研究生，并取得了初试第一名的好成绩。最后，因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严济慈在招生工作会上表示，研究生院成立师资班，为自己培养一批教师，地质所招办高姿态支援研究生院，所以我被该院师资班录取。我的代培导师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崔克信先生。刘东生先生1979年由贵阳调回北京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81年崔、刘二先生乔迁新居，都搬到海淀黄庄812楼，崔先生住十四层、刘先生住二层。我在崔先生家中又见到刘先生，大家谈得很高兴。我毕业以后留研究生院任教。刘先生也常来我们研究生院给研究生讲课，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了。
刘东生先生在本院开设了一门学位课——“近代第四纪地质学与环境学”，主要讲述第四纪时期的各种地质作用和环境演变，以及开展这些研究的途径和方法。刘东生先生在我们研究生院讲的课多次并评为“优秀课程”。他也被评为“优秀导师”，并被聘为“终身教授”。
1986年，中国科协“三大”作出重要决议；编辑出版丛书《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钱三强副主席任总编委会主任委员，以下分为“理学编”、“工程技术编”、“农学编”、“医学编”，设立第二级编委会，“编”以下按专业分为“卷”（原计划30卷，现已经增加到32卷），设立第三级编委会。刘东生担任了总编委会委员、“理学编”编委会副主任、“地学卷”编委会主编。他除了在上两级编委会积极出谋划策、掌握大政方针而外，更具体地抓紧了地学卷的编写工作。
他所领导的地学卷编委会成员最初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副主编）、涂光炽、顾功叙、谢义炳、陈述彭、刘光鼎及三位中年科技人员：杨新孝、罗秀文和我，其中，我是最年轻的。后来、顾、谢、杨、涂四人相继去世，而后又增补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学锦、翟裕生、李廷栋、孙枢、陈运泰。东生先生多次主持召开了编委会议，详细讨论了编写体例、入传人的入选标准及先后缓急、内容详略取舍等。
他很重视地学卷“前言”的撰写，把执笔的任务分配给了我，并在每次编委会议开完时，都不忘叮嘱一句：“云唐，根据刚才的讨论，再修改一遍吧！”为了不辜负他的信任，我每次都尽快修改完即呈送给他。他也严格把关，细细地加工。如此往复10多次，终于使“前言”为大家所满意，顺利地通过。
他对每一篇传记的“导言”都亲自参加讨论，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因为这是对一位科学家评价的核心啊！
由于东生先生的英明领导，“理学编·地学卷”在10多年间共出了三册，123万字，在册数上仅次于“理学编·化学卷”（出了四册），而与“理学编·物理卷”及“农学编·园艺卷”并列第二。
2004年2月，东生先生荣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我的同窗挚友、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办公室负责人张维研究员告诉我，科技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公室要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得主出版传记，他推荐我来为东生先生执笔撰写传记。我很愉快地答应了。我深深认识到这一任务是极其光荣的，先生光辉的奋斗历程，无疑是我国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尤其是中青年地学工作者一部内容丰富的事业教科书、生活教科书。我想，先生身边有他的几代学生、多少亲密助手，可谓能人如云，可是领导为何偏偏物色我来担此重任呢？这也许是因为我长期追随先生编纂《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丛书的缘故吧！我深怕自己才疏学浅，难以表达先生之伟业丰功于万一。所以，我想一定要紧跟先生的领导，要系统全面地、深入细致地采访先生，也要依靠先生的助手、学生们的帮助，力争好好完成这一任务。
东生先生工作十分繁忙，还抽空在清晨或晚上对着录音机讲述，有时甚至忙到子夜零点至一两点，真令人感动。我把先生的磁带拿回来打开录音机，整理成口述稿，与先生核对。先生核对完旧磁带，又交给我新磁带，如此反复进行，一共整理了44盘磁带。先生在最后一盘磁带的未尾，还十分客气、十分过奖地说：“非常感谢云唐，极其耐心，把我讲的整理成了文字，有了很好的基础，再经过加工，可以拿得出去，……。”我按先生指示，再参考很多文献资料或采访相关人员，才正写成初稿。在写作过程中，我的同窗挚友、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刘嘉麒院士，我过去的学生、现在的领导和挚友、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日祥院士、前任所长丁仲礼院士（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都给予我很多关怀、指点和帮助。初稿完成后，东生先生及其夫人胡长康教授，还有宋云华编审、韩家懋研究员又加以通读、审校、修改，才基本成形。2006年9月，书稿送新华出版社进行编辑加工过程中，宋云华编审、郭正堂研究员、高登义研究员等还帮助我反复查对、核实基本资料，精益求精地争取达到最高质量。所有这些先生们、朋友们，还有很多没来得及一一提名的人们，都令我深深地感激。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先生的大传：《揭开黄土的奥秘——刘东生》终于出版，2008年1月8日举行了首发式。先生在医院看到了这本书，想必也是很高兴的。可惜两个月后，先生竟与我们永别了。
这本书出版后，很多单位争相购卖，订购数少则几十，多则上百，第一批印刷的3000册已经脱销，现在正积极准备重印。人们从书中读到先生传奇般的经历、感人肺腑的事迹，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立志要学习先生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大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以告慰先生在天之英灵。
东生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亲切教导总是萦绕在我们脑海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