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辉

（中国科学院，北京100864）

 

转瞬间刘东生先生离开我们已近一周年。每每想起来，悲伤之情油然而生。最初我在得知这一噩耗时简直不敢相信，打电话给胡长康老师得到证实后，先是惊愕，后是失声痛哭。在以后数日我始终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直到在八宝山与他最后的见面——他平静地安卧在鲜花丛中，就这样走了。是的，那个永远微笑着的刘东生先生确实真的离开了我们。

说来我和刘东生先生并不像他的一些弟子、同行专家那样朝夕相处，有着十分密切的往来，只是由于刘先生和他的第四纪研究集体，使我與他們始终保持着“近缘关系”，以致他的弟子们称我为“第四纪室编外室员”。长期以来我珍惜这一“嘻称”，也由此而自豪和高兴。想来这不外两个原因：一是能够为刘东生先生和他的第四纪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一份荣幸；二是中国第四纪研究集体是值得国人骄傲的科学团队，能为之分担一分努力、分享一份快乐，更是幸运。

和刘东生先生的最早接触是在1980年我国首次召开“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当时我作为科学院机关五局（地学局）的普通工作人员，受时任综合处处长张莉萍大姐派遣，参加会议的会务安排并跟随中外百十位专家赴西藏进行地质旅行。这次会议无论从学术到会后地质旅行，受到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当80位外国专家从聂拉木出境进入巴基斯坦，在飞机上他们联名致信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学者在青藏高原研究工作中的成绩而惊叹，更对“出色的组织工作”大加赞扬。作为文革后的首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她为国家争得了殊荣，为我国科技工作者增添了信心和科学探索的勇气。通过参加这次活动，我也感受到了“刘东生”这个名字的重要份量。是他丰厚、清晰的汇报，得到邓小平同志的赞许，使小平同志原本只安排半小时时间的接见与会代表的活动，破例延长到一个半小时；是他的博学与亲善，使得无论会场内外，还是旅途之中始终是被人们“包围”的对象。他不仅在大会的安排，活动的设计、组织、指挥中运筹帷幄，又在许多细微之处体现了细腻与认真。在地质旅行队伍行进到日喀则遇到山路塌方无法向前时，是他和孙鸿烈当即决断向邓小平紧急报告。结果，驻藏部队出动抢修公路，使车队顺利通过，小平同志派来接送外国专家的飞机降落在日喀则机场，使得地质旅行圆满完成。也正是这一消息，极大的振奋了中外学者，中外专家心情无比的喜悦，也充满了对邓小平的热爱。而同时，当他与大家在高原草甸席地而坐野餐时，也是他注意到有外国学者在捡拾这支队伍丢下的垃圾。那时他收敛了微笑，不停的劝告周围的人们爱护西藏高原的美丽环境，不要乱丢东西。

刘东生的名字使中国学者引以为荣，他的人格魅力和学术造诣赢得了世界的尊重。1991年选举国际第四纪科学委员会主席的过程，使我进一步感受到这一点。那一年，我以院资环局办公室主任的身份担任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学术大会筹委会副秘书长。在刘东生先生的直接指挥下，各方面分工清楚，责任分明，工作计划周密。这是INQUA第一次在中国，乃至亚洲举办，在本次会议的议程之一是选举产生新一届（第十三届）INQUA执委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司库）。我注意到很多国家的代表虽然对刘东生先生的敬仰之情有加，但要竞选国际学术组织的主席就另当别论了。就在选举进行到关键时刻，一位极具竞争力的澳大利亚学者宣布退出竞选，使整个选举出现一边倒的倾向，刘东生先生以绝对多数当选。这位退出的竞选学者事后很有风度地说，他认为刘应该是当然的主席，没有必要因为他而分散了选票。刘东生先生的学术成就影响了世界，他高尚的人品谦和的举止也赢得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敬重。

我深切的怀念刘东生先生，因为我认为中国有了他和他带领的梯队而使第四纪地质科学研究达到了巅峰；因为中国有了刘东生先生一辈人的努力，为中国地球科学队伍建树了真正学者的榜样；当然，我也不会忘记他和胡老师在百忙之中还会手捧鲜花来到我因手术住院的病榻前的情景。

永远微笑的刘东生先生是一位永远值得怀念的人！敬爱的刘东生先生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