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福 臣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北京100085）

 

2004年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邀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同仁及有关局（室）领导召开“我与科学基金”专题座谈会，庆祝刘东生院士荣获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刘先生在主体发言的开篇说：“从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起，我与我的研究团队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我始终记得在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委会上，马福臣同志替我们重大项目答辩时提出的‘要拿金牌’的要求，现在可以说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刘先生的话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深为老一辈科学家为国家、为民族、为科学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和责任意识所感召，深为老一辈科学家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人格魅力所折服。我不得不自问，作为一名科学基金管理人员能为科学家做点什么、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

刘东生院士所讲的“重大项目答辩”系指1992年度的“八五”重大项目立项论证答辩。当时，委内规定重大项目选题由科学家提出建议，科学部组织专家论证并提出推荐立项项目，科学部管理人员就推荐项目向全委会做立项论证报告并进行答辩，由全委会委员投票通过立项。记得在那次会上，地球科学部推荐了三个项目：刘东生院士建议的“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十五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趋势”、张国伟、张本仁（均已当选为院士）、袁学诚教授联合建议的“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演化及其成矿背景”、刘光鼎院士建议的“陆相薄互层油储地球物理理论和方法研究”。前两项由地质学科受理，后一项由地球物理学科受理。我时任地质学科主任，科学部决定由我负责前两项的立项论证答辩，地球物理学科主任朱志文同志负责第三项的立项论证答辩。如何用简明易懂的语言阐述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问题，使全委会委员听明白并获得认同，是我们讨论最多的问题。根据地质、地球物理学科同志的意见，为引起委员们的关注，项目论证前我加了一句引言：“1996年将在北京召开第30届世界地质大会，这是地质界的奥林匹克，我介绍的两个项目是要去拿金牌的。”当时，刘先生是全委会委员，真没想到这句话给他带来如此大的压力。

我的专业背景是构造地质与大地构造学科，“秦岭造山带岩石圈结构、演化及其成矿背景”属大陆动力学研究范畴，关键是地质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如何紧密结合，这恰好是我长期思索的问题。我基本掌握秦岭地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研究资料，地质学科的应思淮、田兴有、刘长春研究员均在秦岭地区做过岩石学、沉积学、古生物与地层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多次参加地矿部“六五”、“七五”秦岭大巴山重点研究区的成果交流与学术研讨会；收到“八五”基金重大项目建议后，与张国伟、张本仁、袁学诚教授等多次进行了讨论，可以说对全委会立项答辩基本心中有数。

“我国干旱半干旱区十五万年来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与发展趋势”属全球变化领域中的过去全球变化研究范畴，以第四纪地质与古环境学科为主，具有大跨度学科交叉的持点。对第四纪地质与古环境我不能说不了解，但其研究的时间尺度往往在大地构造研究中被忽略不计，更何况“十五万年”的时间尺度，所以严格讲我是一个“外行”。所幸的是，平时与刘东生先生及其合作者汪品先、安芷生院士、文启忠、孙湘启、刘嘉麒（己增选为院士）、袁宝印研究员交往较多，从与他（她）们的交谈中学习并了解到国际“过去全球变化”研究的动态与发展趋势、我国黄土与古土壤研究的进展及其可能对全球变化研究做出的贡献，使我对古环境研究有了概念性的理解。

为提出“八五”基金重大项目建议，刘先生曾召开数次研讨会，与会的科学家来自中国科学院地质所、地球化学所、植物所、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海洋所、沙漠所、盐湖所，同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国家气候中心，地震局地质所等合作单位，并邀请我们地质学科的四位同仁参加。刘先生的多次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全球变化研究己成为地球科学的重要方向之一，受到各国政府与公众的关注；我国黄土高原研究己具备雄厚的学术积累，应发挥自然条件优势，力争在国际全球变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研究理解我国北方（从西北干旱区到东部近海）十五万年来环境演变规律，对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实践意义等。引导会议从学术思路与成果交流逐步进入重大项目设计，明确了研究目标和关键科学问题。根据研讨会的共识，在刘先生指导下，丁仲礼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所长）、韩家懋博士、郭正堂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所所长）等执笔撰写“重大项目建议”，并对建议报告进行多次修改。正是由于他们提供的高质量的建议材料，才得以顺利通过地球科学部专家遴选，被推荐为我委“八五”候选重大项目。

重大项目立项的接力棒传到了学科主任手中。在全委会会议上答辩，面对的是数、理、化、天、地、生、材料、工程、信息领域的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有关部委的管理专家。二十五位委员中只有三位地球科学领域的科学家，要闯这一关必须得到非地学领域的委员的认同与支持。为此，地质学科的同事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大家商定了三件事：一是将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立项建议报告》改用高级科普的语言表述，保留其核心部分的科学性与前沿性；二是答辩介绍要言简意赅，多用图表；三是准备有关的图表、资料以应对提问。

修饰《立项建议报告》是立项答辩准备工作的基础，难度亦大，由主管第四纪地质与古环境学科的田兴有研究员负责。他多次到中科院地质所向刘东生先生请教，与丁仲礼、韩家懋、郭正堂博士等逐段、逐句地研讨，几易其稿，经地质学科讨论审改形成提交全委会的《立项建议报告》。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立项论证报告的重点：一是简述全球变化研究的意义与动态，重点突出我国黄土己成为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同等重要的古环境信息载体的三大支柱之一；二是要说明能从黄土与古土壤中提取哪些古环境代用指标；地质尺度的“高分辨率”含义及如何做到高分辨率；如何理解与描述古环境的区域差异与联系以及时空变化；三是要介绍研究队伍及己有学术积累，并预测可能对全球变化研究做出的贡献。丁仲礼博士等提供了大量精彩的图表，使立项论证报告更加形象生动，易于理解。对于答辩中可能提出的问题，学部和学科的同仁也进行了分析，努力做到心中有数。为此，林海同志提供了大量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背景资料和图表；郭廷彬、赵楚年同志提供了黄土侵蚀、树木年轮、地表孢粉等研究的资料和图表；朱志文同志提供了古地磁定年研究方面的资料与图表等等。正是有了这样的充分准备，才使我信心十足地走上全委会答辩的讲台，两个项目才得以顺利地被全委会批准。

刘东生院士的一句话勾起了我对“八五”重大项目立项的回忆，引发了我的联想。我想到，在二十年的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始终离不开地球科学领域的院士、科学家和管理专家对我的教诲、帮助与支持。例如在与以肖庆辉研究员为首的《地质科学发展战略》调研组和以黄鼎诚研究员为首的《地球科学发展战略》调研组开展的沙龙式的调研与讨论中，使我在了解学科前沿、把握资助方向、关注我国地质与地球科学基础研究中的问题等方面收益颇丰。我想到，一个人必须融合于管理集体乃至学术界之中才能有所作为。个人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就像一滴水，只有溶入江河大海才能汹涌澎湃。长期以来，地球科学部的同仁为开创我国科学基金事业，发展地球科学而忘我工作、诚心服务、团结合作，营造了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刘先生重大项目立项答辩的准备工作虽然有地质学科承担，但地理、大气、地球物理等学科的同志纷纷给予了热情的帮助。我作为这个集体中的一员，不仅从同事身上学到很多优良品质和工作经验，而且吸收了丰富的学术营养，特别是应思淮、田兴有、刘长春三位学长从专业知识、学术判断到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等全方位的指导、帮助和支持使我终生受益。我还想到，在两个项目立项中，我们只是履行了应尽的职责，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些服务，而科学家就牢记在心，以至于时隔十几年仍不忘怀。我们科学基金管理人员应该从中受到激励，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真心实意地依靠科学家，全心全意地为科学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