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平 日

（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510070）

 

刘东生先生对华南第四纪研究工作一向十分关注与支持。从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建立伊始，刘东生先生作为委员会的实际运作者（他是建立时的秘书长），就建议请曾昭璇教授担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代表华南地区，促进华南的第四纪研究工作。当时，我国的第四纪工作集中在北方，北强南弱，极不平衡。刘东生先生高瞻远瞩，胸怀全局，对华南地区给予特别关注与支持，通过请曾昭璇教授出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委员，带动南方的第四纪研究工作广泛、深入的开展。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1958年正式成立时，便打破常规，把多数只叫地貌研究室改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地貌第四纪研究室”，把第四纪与地貌并列、并重。

20世纪60年代，曾昭璇教授等在华南沿海发现全新世海滩岩，刘东生先生慧眼识珠，于1980年的《中国第四纪研究》第5卷第1期刊出曾昭璇教授的海滩岩重要论文“略论我国的海滩岩”，20世纪80年代，我国第四纪研究者发表了数十篇全新世海滩岩论著，开启我国南方海滩岩的研究热潮。

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在刘东生先生的倡导和支持下，于1981年正式建立了第一个专业委员会——中国第四纪珊瑚礁专业委员会，组织和团结南方第四纪珊瑚礁研究者，开创了我国珊瑚礁研究的新纪元。近数十年，中国珊瑚礁研究获得大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国际第四纪珊瑚礁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刘东生先生在其80多岁高龄时，为了取得第一感知和指导珊瑚礁博士论文，仍不畏海上长期颠簸的艰险与辛劳，亲自乘船到南沙群岛调查研究。这种科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景仰！

20世纪90年代初，曾昭璇、文启忠、李平日、郑洪汉写信给刘东生主席建议在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下增设“热带亚热带环境专业委员会”，刘东生主席欣然接受此建议，其后，根据专业委员会管理规定的程序，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正式批准设立此专业委员会，在华南地区开展第四纪研究的组织与指导工作。从此，华南第四纪研究工作获得长足的发展。热带亚热带环境专业委员会先后在曾昭璇教授、朱照宇教授的领导下，团结南方广大第四纪学者，开展学术活动，促进了南方第四纪工作的深入开展。刘东生先生为了促进南方第四纪研究的开展，特别于1993年在华南的中心城市广州召开“中国第四纪南北对比与全球变化”为主题的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全国各地及台湾、香港的第四纪学者纷纷参加此次盛会。这次会议对推进华南第四纪研究起了重大作用。

刘东生先生十分念旧。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我国科学家通常要经广州转香港乘飞机赴外国学术交流。刘先生经过广州必亲自到罗开富教授、楼桐茂教授、曾昭璇教授单位或家里登门探望。罗开富教授、楼桐茂教授均长于刘东生先生。罗开富教授曾受刘东生先生之邀参加青藏国际科学考察；楼桐茂教授于20世纪50年代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时与刘先生共事（刘为第四纪组组长、楼为地貌组组长）。20世纪70年代后期刘东生先生已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蜚声中外。罗开富教授和楼桐茂教授则因反右、旧中国经历等原因人生经历较为坎坷。但刘东生先生对他们均极为谦恭。只要时间许可，必亲自登门致礼。罗、楼教授去世后，刘东生先生仍常向笔者垂询罗、楼教授遗属状况，嘱笔者代为致候。

笔者有幸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就读期间亲聆刘东生先生教诲。刘先生与北大王乃樑教授是西南联大时的挚友，50年代中期，刘东生先生领导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第四纪组时，受王乃樑教授之邀，到北大讲课。这是笔者第一次聆听黄土风成说的学术演讲。深为刘东生先生的学问、学风感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笔者在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工作，曾多次到刘东生先生建立标准剖面的离石、午城等地调查研究，对刘东生先生的黄土学说有了进一步的认识。70年代末至80年代，刘东生先生多次路过广州（中国科学院在广州黄花岗建了供出国人员用的招待所），笔者多次带路陪同探访罗开富教授和楼桐茂教授，故与刘东生先生接触较多。刘东生先生毫无架子，与人友善。1991年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大会在北京召开前夕，笔者等写了《珠江三角洲一万年来环境演变》一书，请刘东生先生赐序。刘先生不以肤浅为嫌，欣然命笔。笔者一些科研成果请刘先生评审，他也从不以浅陋见拒，在百忙中亲自评阅，每次均鼓励有嘉。刘先生热心扶掖后辈的精神，在地学界一向有极好的口碑。1999年笔者作为绿色和平的特约撰稿人与中国绿色和平的何总干事一起到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何总干事仰慕刘东生院士的盛名，希望我引介，登门拜谒。当时绿色和平的中国机构尚未获准在大陆设立，仍驻在香港。刘先生不避嫌不忌讳，表示欢迎。笔者陪同何总干事到海淀黄庄刘先生寓所晋谒，刘东生先生对绿色和平的工作给予积极评价，充分肯定。谒见后，何总干事对刘先生的平易近人和寓所之简朴衷心表示钦敬。他想不到一位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及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首席顾问的国际知名人士，资深院士居所如此简朴无华、对晚辈如此亲切，何总干事久居香港，作为绿色和平中国机构的负责人，国际交往颇多，认识各国环境学家无数。拜访刘东生先生后，他向笔者多次表达对刘东生先生的敬佩之情，足以代表环保界对刘先生的敬仰。刘东生先生对华南第四纪和环保工作的支持事迹甚多，难以尽书，上述追忆的二三事，仅是点滴，但从这些琐事已可窥见刘东生先生对我国及世界第四纪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