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跟随刘东生先生科学探险考察

 

高 登 义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北京100029）

 

刘东生先生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是协会第一、二届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在协会，我一直是他的助手；在科学探险上，我一直是他的学生。

书面上的教导  1966年春，我是珠穆郎玛峰登山科学探险考察队冰川与气象专题的一员，刘东生先生是考察队队长。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参加科学探险考察。刘队长在珠峰大本营附近领导考察工作，全队分为五个专题，包括测绘、第四纪地质与古生物、自然地理、冰川与气象、生物及高山生理，一百多名科学考察队员。我们的考察队如此庞大，刘队长工作繁忙，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由于我当时兼任登山队气象预报组副组长，住在登山队气象组的帐篷，很少有机会见到刘队长。

记得是1966年5月中旬，队领导要求每个队员写一份学习科学院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思想小结”。当时我26岁，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在有高山反应的情况下，在考察工作之余，用了近3天的时间，写了一篇题为“珠峰气象考察如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学习体会，送交了队领导。刘东生队长看了我的思想小结后，认为写得不错，批转“全队传阅”，并推荐给当时的《科学报》刊载。在《科学报》上刊载是我回京后才知道的。这就是刘东生先生的第一次认识我，那是以书面形式见面的。

珠峰环境变化研究的倡导者  1975年春，我受命再去珠峰科学探险考察。出发前的某一天，刘东生先生出席了1975年珠峰登山科考队的会议，参加讨论此次珠峰科学考察中的一些科学题目事宜。在会上，刘先生就此次三个专题（包括地质、大气物理、高山生理）之间的相互交叉发表了深刻的见解，提出了要监测世界最高峰地区的环境变化问题。说真的，当时我对刘先生的见解还不能全部理解。自从1966年珠峰科学考察结束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很少见到刘东生先生。我和刘先生之间的了解也许还停留在1966年在珠峰大本营的状况。

会后，刘东生先生找我，要我为他负责采集从珠峰顶峰到大本营不同高度的冰雪环境样品，以及珠峰邻近地区的多种环境样品。刘先生首先向我讲解了此项工作的意义，讲解了采集环境样品的基本要求和方法，还亲笔描绘了采样图。说真话，我从来没有学过、更没有做过这方面工作，刘东生先生如此信任我，我很感动，但更感到责任重，压力大，特别是当刘东生先生的学生把十多箱采集样品的容器和工具送来时。

在1975年春天的珠峰科学考察中，由于科考队和登山队的大力支持，我们不仅采集到了刘东生先生要求地区的冰雪样品，还采集到了这些地区的土壤、生物样品。为研究珠峰地区的环境本底值提供了重要的样品，同时，也为之后开展珠峰环境变化监测研究提供了珠峰环境本底值。1995年前，我们能够监测发现到1990~1991年中东油田燃烧对于位于其下游的珠峰绒布河河水化学元素含量的严重影响，就是以1975年的珠峰环境本底值为基础的。

积极促进我国北极建站工作  1991年，我参加北极考察归来，向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汇报了此次北极考察工作。刘东生主席主持这次汇报会。其中，东生主席非常关心《斯瓦尔巴德条约》，积极支持促进我国在北极建立科学考察站。他主张尽快向有关领导部门汇报，以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东生主席和我曾经先后向当时的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同志和南极考察办公室主任郭琨同志汇报过北极建站的事情，得到孙副院长的积极支持。

1996年秋，为了促进我国尽快建立北极科学考察站，我陪同刘东生主席赴北极斯瓦尔巴德考察，访问斯瓦尔巴德州的州长。由于刘东生先生在国际第四纪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享有盛誉，斯瓦尔巴德州州长热情欢迎我们尽快赴北极斯瓦尔巴德考察建站。

此外，通过此次北极考察，刘东生先生也完成了地球三极（南极、北极和青藏高原）科学考察。刘东生先生在79岁高龄的时候还奔赴北极，不仅促进了我国北极建站的步伐，同时也以我国科学家最高年龄完成了地球三极科学考察。

托木尔峰考察历险  1977~1978年，刘东生先生任我们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队队长，我是考察队大气物理组的组长。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刚刚结束7月1日～20日的观测。队业务秘书程彤来到了我们的观测点，送来了一些食品，顺便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情况。在工作之余，他向我们讲述了刘东生队长前两天发生的惊险的故事。

“7月18日，我们一行10余人，骑上马，一大早就出发，陪同刘东生队长等去考察冰川古道。离开我们营地的不远处，大约几百米，是一条冰川融水河，叫特克斯河。早上，河水很浅，我们都顺利通过了。一路上，我们穿过冰川的中碛、冰面河，也穿过漂亮的五花草甸带。下午一点多钟，我们到达了阿拉散。”

“由于天气很好，刘队长决定去冰川古道考察。考察工作十分顺利，下午4点过，我们就完成了考察工作，踏上归程了。刘队长很高兴，他对我说，今天的考察很有意义，天山山脉南坡和北坡可以对比研究，真是不虚此行啊。听了刘队长的话，我也很高兴。我们一路下山，骑马飞奔。经过高山冰雪带，走过冰塔林区，穿过五花草甸带和茂密的森林区，傍晚回到了特克斯河边。”

“当我们来到河边时，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我们来的那天早晨比，河水已经暴涨了。湍急的河水发出巨大的响声，我有点紧张了。我投石河中问路，听声音估计水深已接近两米了……我大声命令大家，把马肚带勒紧，把东西捆好，赶快排成一列，老陈先过河，刘先生在中间，我们在后面保护。”

“老陈曾经多次骑马过河，他一马当先，在前面试探着过河；河水冰凉刺骨，马不愿往前走，老陈一边吆喝，一边扬鞭打马；河水淹没了马肚子，也淹没了老陈的小腿。突然，老陈的马向右歪斜，险些被水冲倒，把我们吓了一跳。但老陈的马终于挣扎着通过了20多米宽的河。”

“老陈上岸了，他在对岸指挥，我们好不容易才把刘先生的温驯的坐骑赶下河，我们在刘先生后面紧跟，保护着刘先生过河。就是在老陈的马曾经歪斜过的地方，刘先生的马也突然歪斜了，刘先生掉入水中，人和马很快分离，刘先生被冲出去20来米远，……。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险情惊呆了。很快，刘先生的那匹马挣扎着在水中站了起来，连蹦带跳地跑上了岸。”

“刘先生被河水冲到了对岸的一块大石头旁边，他牢牢地抱住了那块大石头。此时，一直在对岸注视着刘先生行动的老陈跑过去，把一条长绳的一端扔到刘先生的手边，并把刘先生拉了上来。”

听到这儿，大家出了一口大气。

“刘先生脱险了。我们迅速护送刘先生回到营地。很快帮助刘先生换了衣服，炊事员为刘先生送来了红糖姜开水，大家也喝了点白酒去寒。我们担心刘先生会感冒，但刘先生的身体真棒，连喷嚏都没有打过。大家都为刘先生脱险而高兴，而刘先生却在为他的考察记录本而担忧，并为胶卷被水浸泡而惋惜。”

听完程彤的故事后，我们都为60多岁的刘队长能够化险为夷而高兴，也非常羡慕队长的好身体。尤其是队长对科学考察资料的重视更让我们学到了科学家对待科学实践的认真态度。

科学探险与科学创新思想的倡导者  刘东生先生在担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和名誉主席期间，一直强调科学探险与科学创新。他说：“为什么要讲科学探险和科学创新呢？因为我发现喜欢探险的人也总喜欢创新，反之亦然，科学工作者并不例外。”“1989年1月21日，在王富洲和高登义同志的创意下，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鸿烈同志把一个既不完全属于登山运动又不完全属于科学考察的科学探险组织建立起来了，这个探险组织的名字就叫《中国科学探险协会》，这个名字是由孙鸿烈同志确定的。它是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一项创新之举。因为，以探险精神研究科学最能创新”。

“登山运动和科学探险的创始人是一位瑞士日内瓦科学家，叫德索修尔（H. de Saussure，1740~1799）。他是一位地质、植物和气象学家，一位18世纪真正的大科学家、探险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阿尔卑斯山中进行科学探险工作中。”“德索修尔在登山探险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科学工作。基于对阿尔卑斯山地质的观察，他首先提出了堆覆构造的假说。据说，“地质学（Geology）”也是他首先提出和推广使用的，以前叫“Geonosy”。他还调查了阿尔卑斯山的植物，在高山上有一种菊科植物，是“风毛菊属（Saussurea）”的，拉丁名字就是以德索修尔命名的。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大气物理学家，他研究了太阳辐射，发明了太阳能取热器。他发明了毛发湿度计，而且提倡在不同地点不同高度同时测量湿度和温度等，成为创始气象站台的先驱。这位21岁就在日内瓦大学和科学院做了教授一生酷爱科学探险的人，确实也是一位科学创新的实践家。对于他这种科学探险和科学创新的精神，我们应当好好的纪念和发扬，以促进我们科学探险事业的发展。”

不是老师胜似老师  刘东生先生是世界著名科学家，我无缘做他麾下一名真正的学生。然而，自从1966年珠峰登山科学考察以来，我参加科学院组织的高山科学考察（包括1977~78年的托木尔峰登山科学考察、1982~84年的南迦巴瓦峰登山科学考察）都是由刘东生先生担任队长，1975年珠峰登山科学考察，刘先生虽然没有担任队长，但他却给我布置了采集珠峰地区环境样品的重要任务；自从1989年成立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以来，我都是在主席刘东生先生的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天长日久，刘东生先生在科学考察中的科学态度，在科学探险中倡导科学创新的理念，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从这点出发，我想，应该是“不是老师胜似老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