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100044）
2008年3月17日上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外人头攒动，近万名学子和社会人士聚集在这里为大家挚爱的刘东生先生送行。人群中没有了往日熟人相见的欣喜和寒暄，而代之以声声的叹息和满脸的凝重。进入告别厅，但见鲜花丛中静卧的先生的身形似乎比往昔更加消瘦。想再最后细看一眼先生的面容，却被自己无法抑制的泪水模糊了视线。走出告别厅，但觉天空低沉、灰暗，世界似乎瞬间缩小了很多，改变了很多。
在回返的车上，面对窗外转瞬即逝的街景，与晚年的先生相处的一幕幕，在脑海中渐次浮现出来、鲜活起来。
1999年10月，我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赶回北京，参加“北京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暨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70周年纪念会议”。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先生、亲耳聆听先生的演讲。12日上午，大会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先生在台上即席讲演，对北京猿人的发现和科学价值做了高度评价。但见先生人已苍老，背也略驼，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是日下午，在古脊椎所的报告厅，先生又做了以“黄土与石器工业”的主题的学术报告。先生从黄土的分布特征和反映的气候特点出发，结合中外黄土堆积区发现的旧石器材料，指出黄土的“亲人性”，提出环境与人类演化的耦合关系。先生的报告十分精彩，令我怦然心动：以前只知先生是黄土专家和第四纪地质研究的泰斗，没想到他对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也有这样独到的研究和深刻的见地！
几天后得到一本一年前出版的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史前考古学新进展》，内含刘东生先生的重要文章“黄土石器工业”，便如饥似渴地细读、领会。先生在文章中指出：“黄土是一个跟随着我们人类发展脚步而形成的地质体。黄土地层像一部日记，记载了250万年以来的地质变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其中也包括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历史。”“在欧亚大陆上有这样一条200多万年以来，由于冰期风力作用逐渐形成的从西到东连绵不断的黄土带，”“如果把这个带的位置和早期旧石器的分布进行对比，可见他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条黄土带中保存了人类和他制造的石器。这是地球上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无论从考古学还是从黄土的研究都有他特殊的意义。所以我提出‘黄土地质考古带’来称呼这条横贯欧亚大陆的风成沉积。而对于在这条带上的黄土层中的古人类和旧石器及其他遗迹制作技术的研究则称之为‘黄土石器工业’。”
尤为重要的是，先生在文中对未来开展“黄土与石器工业”研究做了规划：（1）建立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的时代年表；（2）建立不同时代石器（工业）的形态序列；（3）研究黄土/古土壤序列、古气候变化对人类演化的关系和人类对环境变迁的响应；（4）中国黄土石器工业与欧亚黄土地质考古带上及其他地区黄土石器工业的比较研究。在这里，先生提出了相关研究一横一纵的两个方向：在横向上将中国的黄土及其代表的环境变化和人类生存方式演变的研究纳入国际视野，将不同区域的材料链接起来；在纵向上建立精细的环境变化与人类发展的过程框架，并从中研究二者的互动互馈关系。当时读着先生的文章，在享受先生有关人类演化与环境关系论述的精神大餐之余，深感到先生的意见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专注于形态、类型学研究和具体材料描述的传统应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现在重温先生的教诲，回头看近年在知识创新工程背景下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所发生的视野、重心和方法的重大转变，更敬佩先生高屋建瓴般的前瞻意识和引领作用。
2000年5月底，我结束了海外游子生涯而回到国内，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承担了主持旧石器考古研究的重担。因业务关系，与先生的接触骤然增多，从先生身上所受到的教益日渐其显。从以下由刘先生和我本人共同参与的学术活动的不完整记录，可以窥见先生晚年对我国古人类学和考古学工作的参与程度和重大影响：
2000年10月11~13日，在河北阳原参加“第四纪地层古生物专业委员会泥河湾年会”，刘先生发表主题演讲，号召泥河湾考古学和地质学研究普及社会，服务人民，造福地方，加强相关学科领域的协作和整合；
2001年11月3~6日，在深圳参加“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第八次年会”，刘先生做“鸟类起源的陆岛假说”主题报告，并对古人类学的进展和方向做了点评和指导。当时先生刚从青藏高原考察下来，风尘仆仆，弓曲着的脊梁上背负着沉重的双跨背包，一如他对学科发展导航的重负；
2002年5月12~14日，在南京参加“双沟醉猿国际科学考察年会暨裴文中科学奖励基金会成立大会”。刘先生在大会上做主旨演讲，论述和赞赏了裴文中先生对中国古人类学、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所做的杰出贡献，提出“裴文中现象”这一理念，同时对有些媒体因不了解周口店早期工作历史而忽略裴老贡献的不实宣传提出告诫；
2002年8月20~24日，在都江堰“第八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上，刘先生积极支持和推动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古人类 - 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的建立，并提议设立“环境变化与动物、人类演化及文化发展”专题组，亲临分会场倾听有关人类演化和史前考古的学术报告并参与讨论。我的报告内容是从石器文化角度诠释古人类的演化模式，引起先生关注。会下先生主动找到我，表扬我的报告很好，代表了新的方向，还说这样的报告应该被安排到大会去做；
2002年9月15~17日，“第三届中国环境考古大会” 在济南举办，刘先生出席会议并做主题演讲，系统阐述了中国更新世以来环境变迁的过程和对人类演化的影响，指出加强考古学和环境学交叉与互动的重要性；
2002年12月2日，“首届裴文中科学奖励基金会颁奖大会”在北京西苑饭店举办，刘先生出席会议，为吴新智、张森水等获奖者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发展“裴文中现象”的理念，鼓励年青一代以裴文中等老一辈科学家为榜样，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
2003年9月19~22日，出席在银川举办的“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前我到先生家将近年古脊椎所与宁夏考古所联合在水洞沟地区开展的野外工作进展和大会筹备情况向先生做了汇报，先生饶有兴趣地表示一定要到发掘现场看一下。对我为先生拟定的大会开幕式讲稿，先生亲笔做了多处修改，在会上盛赞水洞沟的新近工作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艺复兴’的标志”，对青年一代的工作予以热情洋溢的肯定和鼓励。会间考察水洞沟遗址时，先生驻足当年德日进、裴文中、贾兰坡等发掘的剖面前，在野外记录本上工整清晰地勾勒出剖面地层的变化情况。下午的斜阳将先生躬身挥笔的侧影投射在沙地上，也印在一同考察的学人和后辈的脑海中；
2003年10月16日，“纪念德日进逝世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西苑饭店举办。刘先生作为大会中方主席主持了会议并发表“德日进与中国地质学”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德日进在周口店的工作和对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贡献，并倡导开展更多的国际合作；
2004年10月19~22日，“纪念裴文中先生百年诞辰暨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75周年国际古人类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办，刘先生出席会议并在19日的开幕式上做了题为“从裴文中看早期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学术思想”主题报告；
2005年11月20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举行挂牌仪式，刘先生作为名誉主任致词，强调现代科技的运用对研究古老的人类遗存的重要性，对我国科技考古事业寄予厚望。在此之后，先生还亲自给院领导写信，支持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研究生院共同筹建科技考古实验室的构想，得到院领导的肯定答复；
2006年8月10~12日，参加在鄂尔多斯召开的“萨拉乌苏国际学术会议”。在10日开幕式的讲话中，先生指出“出土于萨拉乌苏遗址的、曾在鄂尔多斯高原书写过远古人类历史的古人类群体生活在距今3~7万年前的晚更新世的某一个时期，体质特征属人类进化史上的晚期智人阶段，在探讨亚洲古人类的演化过程、中国乃至东亚现代人的起源等课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在随后的以“宇宙公民德日进与人类世”为主题的报告中，先生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德日进、桑志华在中国所做的考察工作，指出“八十多年前，他们在中国贫弱和战乱的时代来到这个衰落中的国度。在同来者忙于掠夺和猎奇的时候，他们历尽艰辛，远足穷乡僻壤，在残垣断壁中寻找远古的遗存和科学的信息，成为中国现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的开拓者。”随后先生用诗歌般的语言评述道：德日进、桑志华对萨拉乌苏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鄂尔多斯残阳如血的落日也给了德日进哲学思想的启迪和灵感。德日进在此开始了他科学、灵魂与宗教合而为一的学术与精神探索的生涯，进而提出了由智慧圈、大气圈、生物圈、岩石圈构成的宇宙体系。德日进这种独立探索的科学精神，这种宏观系统的哲学思维，这种对人类未来的强烈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对物欲横流环境之下今日之学人，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于“人类世”的概念与内涵，先生在《第四纪研究》24卷4期中有清楚的表述：“人类世（Anthropocene）是研究10000年以来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构成的地球系统的变化及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性。”“在某种意义上，Anthropolocene和Holocene在时间上为相同，但在研究内容上，Anthropolocene更为强调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适应和改变。‘人类世’的研究应更注重德日进所提出的智慧圈的概念。”
会间先生同会议代表一道参观考察了萨拉乌苏遗址的几处地点。在范家沟湾，先生不顾大家的劝阻，吃力地踏着松滑的细砂爬上山坡，仔细观察了侯亚梅等新清理的剖面，并在野外记录本上认真素描、记录，引得走马观花的参观者们不禁驻足沉思、赞叹。在那个陡斜而荒芜的坡面上，先生的身影是矮小、弯曲的，但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是高大、挺拔的。
2006年10月，中国第四纪科学各领域的数百名学者齐聚南京，参加第九届全国第四纪学术大会并庆贺刘先生的90华诞。但先生却因病未能出席，这不免使与会者担忧和心焦。由于刘先生的支持和倡议，人类演化成为此次大会的主题，吴新智、周力平和我的三个相关报告都被安排成大会的主题报告。
回忆与刘东生先生接触的片片段段，有几件事让我永不释怀；它们也反映着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对中国古人类学发展的巨大贡献。
先生对前辈、学长非常尊重，对他们的学术贡献感念不忘并力图发扬光大。在外国学者中，先生对德日进极其尊崇，不但推动和主持一系列纪念活动，还在《第四纪研究》23卷4期中开辟专栏加以纪念和评述。在他亲自撰写的文章“东西科学文化碰撞的火花——纪念德日进神父来中国工作80周年”中，通过引述大量的档案材料，对德日进在中国开展的科学活动做了记述和评价，指出“在这23年中，他对中国的地质、古生物学、考古科学等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培养了人才，撰写了许多科学论文和专著，以及重要的哲学著作。德日进神父在中国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被称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和领路人。”先生评述说：“一个人成就的伟大，往往不在于他意料之中，而是在于出乎他的意想之外。德日进神父是中西科学文化交流历史上、20世纪这一旋回中，连接西方与东方之路的无声的开拓者。他是把自然科学和哲学完美联结在一起的一座看不见的桥梁。”为全面反映德日进对中国相关学科所做的贡献，先生亲自向吴新智、李吉均、李传夔、高星、王海燕等写信，布置“命题作文”，使这期的纪念文章内容十分充实。
对于裴文中先生的学术贡献与品格，刘先生也是推崇有加。在《第四纪研究》24卷3期，刘先生开辟裴老百年诞辰专栏，发表数篇评述、纪念文章。当我与裴申主编《不朽的人格与业绩——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时，刘先生欣然应允作序。为减少先生的辛劳，我代笔拟定了初稿，先生却不辞辛苦，做了大量删改，增加了许多精华的段落。先生将裴老的创新贡献归纳为“科学长期积累中的发现和开拓性的创新”、“科学的概括，总结提高对科学规律性的认识，逼近真理”、“把区域性的研究提高到全球性的系统，向传统的理念挑战”和“科学研究与普及的双向性”。先生在序言结语中满怀豪情地写道：“2002年我在南京提出‘裴文中现象’这一概念，希冀继承先生此志，发扬先生不断发现、不断创新的精神。2003年在北京为首届‘裴文中科学奖’获奖者颁奖时，我鼓励青年地质古生物学者以25岁的裴文中发现北京猿人的业绩激励、鞭策自己，勇于进取，勇于突破，扩展‘裴文中现象’。今年是敬爱的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在中国的科学发展步入一个新的黄金时期的当口，我们纪念这样一位具有时代创新精神的伟大学者，用先生的业绩遗产和人格光辉充实我们时代的科学文化，并相信群星灿烂的‘裴文中现象’会不断出现在地质古生物学的东方天空。”可见，纪念先哲以促进后学、推动学科创新发展，是先生一直念兹在兹的情怀。
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古人类 – 旧石器专业委员会是在刘东生先生的直接关心和推动下得以成立的。这一学术组织酝酿于2001年11月深圳“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第八次年会”期间。当时我与刘武等有了这样的想法，便与吴新智先生商谈，吴先生鼓励我们与前来参会的刘先生请教一下。刘先生听了我们的设想立表支持，指出中国的古人类学十分重要，在世界学术界也是举足轻重，应该有一个学术组织作为平台，一方面便于在国内开展学术活动，另一方面可以与国际相关学术组织建立联系，加强交流。先生还说，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内一些专业委员会并不活跃，未起到相应的作用，如果你们的构想成真，这一组织将富有特色和凝聚力，成为研究会的一个亮点，你们应抓紧向研究会提出申请议案。于是，我们有了信心，有了方向，也铭记了先生对我们的期许和定位。
2002年5月，吴新智、高星、刘武、金昌柱联名向研究会理事会提出设立古人类 – 旧石器专业委员会的提案，将该机构的宗旨确定为：“以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推动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促进科学普及工作、造福于社会为己任，团结和联络全体从业人员，开展多方面的学术交流、研讨和合作，组织和协调该领域内的重大研究项目，为国家相关基础科学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和建议，并与国际类似学术机构建立联姻关系，促进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21世纪的长足发展。” 2002年8月20日晚，中国第四纪委员会在都江堰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在刘先生的提议下，我被召到会场就专业委员会申报事宜做简短的陈述报告。记得当时主持会议的安芷生先生曾提议鼓掌通过，但由于有的委员提出与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重叠的疑问和国家对民间团体进行重新登记、严格管理而带来的操作困难等疑虑，全委会决定搁置再议。回京后刘先生不离不弃，提醒我们提交补充材料，对相关问题做出澄清，并指示秘书处加强与主管部门的沟通和协商，终于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专业委员会于2003年8月13日正式得到民政部批准注册，成为中国第四纪科学研究会内的一个新生的学术组织，并在其后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未辜负先生的殷切期望。
2008年4月，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中国古人类遗址、资源调查与基础数据采集、整合”项目启动，成为有史以来我国古人类学领域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基金项目，这其中浸透着先生的心血。2007年2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南非访问期间参观了著名古人类遗址斯德克方丹（Sterkfontein）并发表了关于加强人类起源与发展研究、加强两国古人类学界交流合作的讲话，看后深感振奋。两日后在研究所的春节联欢会上，胡长康老师告诉我：刘先生在电视上看到胡主席的讲话，感觉你们有了机遇。受此启发与鼓舞，我于春节前后3次到先生家请教、商讨立项事宜。当时先生正在301医院化疗，只在化疗的间歇回家小住，遵医嘱不轻易会客，但我每次相约，先生都欣然应允。此时的先生在病魔和化疗的折磨下明显消瘦和赢弱，但思路清晰，对事业的关注一如既往。先生认为古人类学应该得到更大的支持，应该像当年在周口店那样派更多的人寻找化石，不信中国就没有更早的材料！野外工作应该学习黄万波。先生对我口授了致总书记的信，期间因呼吸无力而稍事休息，其后用微微颤抖的手在草稿上亲笔做了多处修改。先生着意在信中提到吴新智院士有关中国人类本土演化的理论，并刻意提及高星和刘武的名字，说后续工作只能靠你们做了，言语间流露出老人家的伤感、无奈和期许。2月28日，这封信最终定稿、签字。刘先生在信中提出3条建议：将古人类学的交流与合作纳入中南双边文化科技交流项目；加强中国科学院的古人类学研究队伍；建立我国人类学研究的综合体系。这封信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批复，科技部和科学院也很快行动，加以落实，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犹如获得了一个强有力的助推器。
转眼间先生仙逝7个多月了。做着先生为我们争取到的课题研究，循着先生的思路向前探索，在先生帮助搭建的学术机构框架下开展活动，感觉先生并未走远。先生躬身走上古脊椎所的楼梯与我一道在图书馆内查阅有关裴文中的资料、亲笔写信约我为德日进纪念专栏写稿、在家中翻阅我为他制作的近年参与古脊椎所活动所留下的照片影集……一桩桩，一幕幕，时常会浮现在眼帘。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大能量？能做多少事情？能产生多大影响？从刘先生身上，我似乎找到了答案。于是，在失意之时我不会颓废，在疲惫之际我不敢怠慢，因为有榜样在那里，推扶自己、督促自己、鞭策自己。
刘东生先生，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